《女子之不朽：明清时期的女教观念》，李国彤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年10月第一版，32.00元
 
    古代士人有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追求。在人们印象中，这些属于男性的精神世界，大体与女性无关。关于明清时期的女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莫不是鲁迅笔下祥林嫂那木讷、灰黯的经典形象。明清女性真的遭受着深重的压迫么？近代的历史大转折，真的如我们已经熟知的那样，推翻了对中国女性的压迫并给她们带来了全方位的解放、自由么？自从1990年代中期美国学者高彦颐、曼素恩先后出版《闺塾师》《缀珍录》等反思启蒙作用的女性史著作以来，一些问题已经得到了重新认识。明清女性阶层之间差别巨大，祥林嫂式的刻板形象不能囊括明清女性的全部。高、曼二人所关注的中上层女性，既是家族的掌上明珠、闺秀才女，更跳出了所谓“压迫深重”的窠臼，一跃而成为跨越性别界限的闺塾师或德才兼备的女诗人。
 
    美国加州州立大学长滩分校历史系李国彤副教授的新著《女子之不朽：明清时期的女教观念》一书在高、曼等学者描绘的明清女性画卷上又添加了珍贵一笔。本书指出，男性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中追求不朽，女性则在“女教”和“女学”中追求着自身的不朽；更有甚者，“女教”和“女学”中伸展出来的抱负通过“教子”、“相夫”间接地达到治、平理想。而明清女性追求“不朽”的理想和实践，成为近代女性启蒙运动的远因。近代以来追求解放、自由、不朽的知识女性一定程度上也是明清同类女性的现代翻版。
 
    该书主要分为三大部分：女教篇、女学篇、妇女启蒙篇。前两篇是全书的核心，第三篇则是对晚清以来否定女教、女学的再思考，并试图寻找近代中国历史断裂中的延续性。

    但求片石志吾墓

    该书女教篇包括两种女教文体的讨论：一为明清以来的女教书，二为明清文人为女性撰写的墓志铭。作者论述了明清女教书的几个特点：明代初期，官修女教书兴盛，而中后期私修繁盛；明清女教书以告诫体和传记体为主要体例，但告诫体逐渐式微；女教书呈现越来越通俗化的倾向。其整体趋势是，明清女教书逐渐普及化、通俗化、歌谣化、图像化，引经据典的官方告诫体让位于生动地记录现实生活的民间传记体。

    作者发现，女教书逐渐普及并反映现实的过程，也是明清妇女文化修改正统观念的过程。其最重要的修正表现于“母道”。明清女教书强调“母道”可以超越“女道”“妇道”，甚至与“父道”相提并论，并对“从父、从夫、从子”的后二“从”进行了大胆的修正。作者的这一观察切中肯綮。明清士族家庭的男性因为仕途等原因，经常缺席家庭事务，女性因此承担起了家庭的大部分责任，甚至“父道”责任也在其中。

    “母道”上升到比肩“父道”，也是墓志铭彰显的女性品德。墓志铭并非纯属赞颂之词，它们被收入文集之中，也留存在家谱里，对后代女性起到了教导、训诫作用，不失为“女教”文字。作者认为，墓志铭记录了母亲在生产、理财、人情交往方面的持家、教子之道，这既呼应了女教书中的母道教条，又丰富、重释了那些教条，给母亲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广阔空间。因之，本书将墓志铭归入“女教”的范畴，实为有价值的创见。

    墓志铭中有关女性宗教信仰的描写也流露出对正统观念的修正。虽然许多士大夫在家训中明确排斥尼冠，但墓志铭对女性的宗教信仰并未表现出批判的态度，甚至带有不少赞许。告诫和实践之差异，在此可见一斑。

    更有点睛之妙的，是明清女性在实现“母道”的人生终点，“但求片石志吾墓”的愿望。这一愿望的背后，不仅仅是向后代女性传承“女教”，更是希望平生之志永恒不朽。而这些平生之志，无论是母道还是宗教追求，虽然大体不出儒家范畴，却远远超越了“妇道”规范。

    立言以不朽

    该书女学篇三章考察了明清女子著作中的责任意识和不朽观、女作家的家庭和交游情况，以及福建闺秀才女的王朝和历史想象，成功阐述了明清才女立言以不朽的愿望和实践。

    女性立言，在中国古代可谓凤毛麟角。该书作者细致地寻找、爬梳女性作品，展现了女子立言的最高境界，即积淀已久的报国济民观念。女性咏史诗词直接抒发其对以往“立功”女性的崇拜和向往，而寄外、教子诗词通过扶持、劝导丈夫，或者抚养、教育儿子，间接地传达其报国济民的思想。作者采纳了曼素恩教授研究清代女诗人恽珠的看法，意识到女诗人“身份认同”的尴尬处境。或者说，她们始终在立言的冲动和“内言不出阃外”的训导中游移。该书作者的独到见解在于，她虽然不否认晚清女权主义的兴起与西学东渐相关，但注意到明清女诗人的立言冲动和积压的责任感在晚清得到了释放，从而彰显了近代女权主义勃兴的本土因素。

    即使一些没有明显报国思想的女性作品，其有关家庭的诗作也体现出作者为己、为家立言的愿望。而且作者认为，诗作中反映的家庭和交游情况影响了明清女教观念。通过方氏姐妹、商景兰一家、柴静仪－朱柔则婆媳、王凤娴教女、沈宜修母女五个例子，作者说明了家教中良好的互动关系不仅培养了出色的才女，还将使家庭氛围保持稳定、和谐状态，继而有利于女教观念深入人心。

    蕉园女诗人和随园女弟子的诗作是明清才女立言的最强音，而其差异性仍值得注意。该书指出：蕉园女诗人的女性结社方式，使其立言活动得到了乡人认可。而随园女弟子的结社方式跨越了性别、亲属的界限，其立言行为屡遭诟病。可见，在传统道德语境中，明清女性的立言能否得到认同，尚有一隐含标准，即是否符合女教。本书以蕉园女诗人和随园女弟子为例，揭示了女子立言与明清女教之间的张力，这是颇有价值的。不过，如果进一步探讨这种张力对才女立言的影响，相关讨论或许会更加出彩。

   “福建闺秀的王朝和历史想象”一章，融理论探索和史料分析为一体，既显示出作者有关文学评论和史料分析的功底，又体现了她长期受北美学术界影响，深谙理论的优势。此章试图超越安德森对“想象的共同体”——作者称之为“邦界”的定义，认为明清时期的福建闺秀在羁旅、返乡和居家等诗作中，借风土景物、亲属网络等，把自己想象成王朝“邦界”内的一分子，进而认同、赞美并效忠远方的朝廷。此章通过探讨明清女性的国家观念，丰富和深化了女性立言的内容。
 
    探寻中国历史的延续性

    该书“妇女启蒙篇”涉及的议题比较广泛，既谈到影响明清女教与女学发生变化的思想启蒙，也论及晚清以来跨文化冲击下的启蒙运动，最后还叙述了历经启蒙而后自省、自立的现代知识女性的转型轨迹。作者依循零碎的明清启蒙、晚清的深刻启蒙、女性的启蒙实践三个由浅入深的层次安排章节，颇有深意。其最具洞见之处是，指出陈宏谋等士人把女教、女学和国家的“王化”结合起来，与梁启超试图开创女学以振兴民族国家有异曲同工之效。女教、女学的内容或许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其目的却展现了惊人的历史延续性。

    另一重要的历史延续性体现于女性本身。无论是明清的才女、相夫教子的女性，还是接受了近代启蒙思想的知识女性，深切的社会责任意识、政治意识和追求不朽的理想使之成为历史长河中前仆后继的浪花。不过，作者并没有把知识女性仅仅看作是明清才女的延续，而是高度认可了前者在经历了启蒙思想洗礼后的转型，并肯定五四以来自由婚恋观对于知识女性的积极意义。然而，作者把五四女作家遇到的婚恋问题归咎于两性之间仍然存在的不平等，而相信男女平等合作能带来美满的婚恋体验。这种看法或可再商，因为即使平等的两性婚姻，也无法完全避免情感的多变性和婚恋悲剧。

    总的来看，该书传承、拓展了北美明清妇女史界有关“女学”的研究，也为“女教”研究奠定了基础。书中不仅运用了恽珠、商景兰、沈宜修、蕉园女诗人、袁枚女弟子等研究者注意较多的材料，而且采用了《闽川闺秀诗话》《闽川闺秀诗话续编》等鲜有利用的材料，使明清“女学”的研究对象从江南拓展到了福建地区。《女子之不朽》一书的缺憾在于，章节的编排可以进一步完善。该书是作者在发表论文的基础上写成，有的章节仍留有单篇论文的痕迹，而妇女启蒙篇的部分内容与全书“女教”主题也有一定距离。

    正如曼素恩教授在该书序言中所说，妇女史学者对中国历史上的女教传统和成绩“尚知之甚少”，本书在开启明清女教的研究方面处于学术前沿。作者不仅仅为明清女性追求不朽作传，也为自己在学术史上的不朽地位跨出坚实一步。

来源：《中华读书报》2015年3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