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唯美主义者，奥斯卡·王尔德认为有必要培养自己学习不止一种艺术。在圣三一学院时，沙利文指出，王尔德不住在家里，他在一座被叫作“博塔尼湾”的房子里有自己的房间。它们的肮脏显然不在梅里恩广场之下，王尔德没有试图保持整洁，或在那里接待朋友。不过，偶尔会有人上门拜访，他将发现在起居室里很显眼的地方摆放着一个画架，上面搁着主人的一幅尚未完工的风景油画。“我刚添上了蝴蝶，”王尔德会这么说，表明他了解惠斯勒的那种已经出名的签名方式。在牛津大学，出于同样的目的，他使用了同一个画架。沙利文还肯定地说，王尔德在圣三一学院延续了他在波托拉开创的那种精致的着装方式。有一天，他走进沙利文的房间，穿着一条具有异国风情的裤子。当沙利文开始为此嘲笑他的时候，王尔德故作严肃地请求他不要拿它当作戏谑的对象。他正在计划前往翁布里亚，他解释说：“这是我的特拉西梅诺裤，我打算在当地穿这条裤子。”特拉西梅诺是意大利翁布里亚地区的一个大湖。幸好，当他想起一位邋遢的古典学者米尔斯的时候，他对服饰的品位还不至于挑剔到让他无法发笑（照他对沙利文的说法），米尔斯曾在王尔德参加伯克利奖考试时辅导过他。这位学者戴着一顶高帽子，有一天，那顶帽子上覆盖了绉纱，王尔德以为他家死了人，向他表示哀悼，米尔斯解释说，他只不过是为了遮住帽子上的一个洞。

    人们可以看出，圣三一学院的王尔德正在慢慢汇集那些构成他在牛津大学之行径的要素———他对拉斐尔前派的赞同，他那副花花公子的打扮，他对希腊文化的偏爱，他暧昧的性取向，以及他对传统道德的蔑视。他选择这些立场时略带了几分自嘲的色彩，至少有时候是这样的，正如他那种“遭人揶揄的天真”不断在削弱他对斯温伯恩式激情的喜爱，他的牛津朋友博德利（1874年夏天，博德利在都柏林第一次遇见王尔德）认为这种天真是他的特征。他的行为中还有一个进一步的改变———它也会持续下去———就是他开玩笑说要皈依天主教。王尔德跟都柏林的一些牧师交上了朋友，这让他父亲很不高兴。教皇是绝对正确的，这个教义刚刚被宣布，这一点，外加都柏林的天主教大学（红衣主教纽曼是它的奠基人）的崛起，已经向（信奉新教的）爱尔兰教会的成员们敲响了新的警钟。无疑，纽曼的散文风格跟王尔德对教皇绝对正确性的兴趣有很大的关系，他的《同意的要义》（ Grammar  of Assent，出版于 1870年）再次展示了这种风格的美妙,对天主教之形式的喜爱（而不是其内容），解释了他新涌现的赞美之情，它可能也解释了他母亲为什么会在若干年前让他接受天主教的洗礼。不过，他还是保留了新教徒的身份，他更愿意说，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父亲威胁要剥夺他的继承权。他父亲其实不必为此担忧。王尔德是在培养那种自相矛盾的趋势。
  
    无论如何，他还有别的兴趣和抱负。他的阅读让爱尔兰这个舞台显得太狭窄，他对拉斐尔前派———一种英国运动的热情在都柏林被认为是一种可爱的傻念头，在那个城市里，人们对此总是持嘲讽的态度。爱尔兰社会的幽闭特性后来被叶芝描述成“浩瀚的仇恨，微乎其微的空间”，它使得在本土传播某种美学新福音的可能性变得极端渺茫。如果说王尔德正开始从精神上脱离爱尔兰，他还不得不从肉体上也脱离这个地方。其具体建议也许来自马哈菲，他的另一个杰出学生利奇在获得了圣三一学院的学位后，已经前去剑桥大学的冈维尔暨凯斯学院继续攻读第二个学士学位了。马哈菲认为，在古典研究方面，英格兰不会比圣三一学院更胜一筹，不过，他对较古老的英国大学有一种俗气的崇敬，他将会把自己的一个儿子送去牛津大学，另外两个送去剑桥大学。他知道，虽然王尔德是一位出色的古典学者，但是在圣三一学院，也不能肯定他就比同学珀泽更有可能获得研究奖学金。另一方面，如果他在牛津大学获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他也许可以回到爱尔兰，争取到一个教授的职位，利奇最后就是这么做的。

    本文摘自《奥斯卡·王尔德传》(上下册），［美］理查德·艾尔曼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出版，定价：118.00元 

来源：《图书馆报》2015年3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