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说中国：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许倬云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5月版/48.00元 
 
　　该书是许倬云先生近年来最重要的著作。他持续思索中华民族的内涵和外延，在世界文明存在和变化之大潮中，分析中国应如何自处，也期盼中国能正确认识自己的特性，融入全球化之中。

　　■受访人：许倬云（历史学家） □采访人：王姝蕲（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特约记者）

　　历史学家  许倬云

　　著名历史学家，美国匹兹堡大学历史系荣誉退休教授， 2004年荣获美国亚洲学会杰出贡献奖。主要作品有《汉代农业》《西周史》《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万古江河》《我者与他者》等。

　　历史学家许倬云新作《说中国》尝试对中国作一次“化学定性”分析。历史学著作，怎用化学研究手段？“两份氢、一份氧合起来是水；水既不是氢，也不是氧，乃是一个新的东西。水的变化，可以从固体到气体，三态俱全，分析其内涵，以及分析其变化，彼此无法摆脱开的。”许倬云此番生动的比喻也恰到好处地解释了《说中国》的副标题——“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

　　在许倬云看来，“中国”这个共同体，与其说是国家，毋宁说是“天下”，没有边界。在当今世界全球化进程中，任何共同体都不能避免与其他共同体互动。中国人有一套文化系统，如何与人相处，儒家积极，道家淡泊。85岁的许倬云盼望，将来全球人类在互动之中建构“彼此支持，共谋福祉”的世界共同体。

　　“我是谁？”是世界性的焦虑

　　□近来以“中国”为题的书很多，这是否是一种群体焦虑的表现？

　　■我想是的，不但中国人对自己的问题焦虑，美国代表的西方主流文化，美国的年轻人和知识分子，一样对他们的文化和国家体制，有相当程度的焦虑。他们也都在问，自己的文化究竟是什么？自己的国家体制，是不是需要修改？修改成什么形式？我以为这是一个大转变的时代，20世纪下半期开始，也就是二战以后到21世纪，经过了全球化，也经过了科技方面长足的进步，本来的一些政治架构和价值观念都好像不能适应了。大家问，这样的结构和认同，是不是需要改变？这是普遍的疑虑。100多年来，中国经历了几次文化上的大转变，既要肯定过去，又要接受西方，何去何从，常常使中国人非常困扰。引进的西方价值观念，又是多种不同的选择，使得近代中国人，一百多年来，经过无数次摆荡，面临极度困扰，我想这是大家感到焦虑的重要原因。

　　如何防止“中学”变为“绝学”？

　　□您提到中国文化的弹性。的确，佛教传入中国是对中国文化的严重挑战，李翱等人主张援道入儒、以儒包佛，来解决佛教文化的冲击。宋明理学、禅宗使中国文化复兴。那么，现在的中国该如何应对和消化西学？

　　■这问题本身非常有意义，佛教进入中国，中国迎、拒，都有相当程度的反应，最激烈的抵拒应该是历史上“三武之祸”中的头两次。整体说，当时思想界和文化界，对佛教在迎、拒之间，不断接受挑战，终于使佛教和儒家，都在中国进入新的阶段。那种互动是相当有意义的，儒家因佛家而出现更严密的思想体系，佛家因为儒家，而发展为更为普世的信仰。

　　关于中学、西学，我们必须理解，所谓“西学”，其中科技部分，以及因为科学而发展的新的社会科学，不是西方人独有的，应当是世界共同的志业。实际上，我们只是要想，如何从“西学”中好好采撷其比较具有中国文化背景、比较适合我们的部分。中国所要做的是，加入世界性的研究队伍，加入世界性的教育队伍，一起好好做，使得西学不再是西学，乃是一个人类共有的文化传承。另一方面，要趁中学还没有完全成为绝学，还不是只是博物馆和考古遗址里面出现的纪念性物品，让能够研究中学的人，从中学之中推陈出新，将中学的精髓和实用元素，灌注于世界学之内。

　　“一带一路”具有重大的时代意义

　　□天下意识在唐朝最盛，当下提出的“一带一路”合作发展的理念，和天下观有何关系？在此刻提出是偶然还是历史必然？

　　■隋唐到五代，数百年，都是民族接触非常频繁的时代。由于伊斯兰势力的兴起，亚洲的中部，本来存在一些族群和国家，都被压迫地往东移动。这就造成了中国内部，族群成分的巨大改变。亚洲大陆北方，广大草原，在这一时期，跨越草原的交通线成为东西连贯的陆路通道；后来又开发绕航马来半岛，进入印度洋的海路通道：这两条大路，正是“一带一路”，在当时，将中国的文化，和中国的产品，带向中东和西亚。同样，中东和西亚的思想、文化以及商品，也跟着他们人群的移动，带到中国。那个时代，是人类历史上，一次巨大的发展阶段。可以说是开启后来全球化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中国历史、西方历史，都因此而出现新的面貌。今天我们又面临另外一次全球化发展的阶段，在这一方面来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的合作，具有重大的时代意义。
 

    来源：中国出版传媒商报数字报 2015-07-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