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烽火里的中国大学》，陈平原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狼烟哭泣，家园飘雪。中国大学书声琅琅，弦歌不辍。一个民族的精神意志并未在炮火中被击垮，而是越战越勇，稳定了人心，赓续了文化命脉，更积蓄了让后人肃然起敬的力量，立起一座民族精神的丰碑。

　　中国大学的集体内迁，书写了波澜壮阔的教育史话，呈现了家国大爱的人间情怀。即将出版的《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呈现了这段历史。新华社记者日前对话本书作者、著名学者陈平原，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重新回味了生死存亡之际中国学人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气质。

　　“世界教育史的奇迹”

　　新华社记者：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但中国大地上“读书的种子”从未消失。为什么？

　　陈平原：我研究近现代中国大学史，一百多年中国大学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历史上，最让我感动、感叹、感怀的，是抗战八年，炮火连天，满目疮痍中，中国大学依旧弦歌不辍。

　　大半国土沦陷，年轻人为何三五成群，穿越封锁线，到大后方念书，是什么力量在感召他们？不当亡国奴！这与教授们的响应政府号召，抛妻别子，随大学西迁，同样值得尊敬。为了保存“读书种子”，也为日后建国大业储备人才，原本主要分布在沿海及华北的中国大学，在国民政府的统筹下，纷纷内迁。战争结束时，中国大学由108所增加到141所，学生从4万多增加到8万多。外在环境如此险恶，但中国大学没被炸垮，依旧昂然屹立，略为修整后，便大踏步前进，这实在令人敬佩。

　　新华社记者：战争带来巨大伤亡，却摧毁不了中国大学。弦歌不辍，这是一种什么精神意志？其意义是什么？

　　陈平原：连天炮火中，隐约仍见读书声，这本身就意味着信仰、勇气与力量，说明这个国家没有屈服，还在顽强战斗，且对未来充满信心。当年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有一句名言：“武力占据一个国家的领土是可能的，武力征服一个民族的精神是不可能的”。

　　因此，抗战中中国大学大批内迁，其意义怎么估计也不过分——保存学术实力，赓续文化命脉，培养急需人才，开拓内陆空间。更重要的是，表达了一种民族精神以及抗战必胜的坚强信念。

　　新华社记者：您在书中评价这是“世界教育史上的伟大奇迹”？

　　陈平原：二战期间，很多国家很快就被占领了，大学因而无处可迁；而像英国，因为隔着海，没被占领，只是被轰炸了，大学只需略为疏散，没必要整体搬迁。前苏联在卫国战争中，同样存在大学内迁现象，这点和中国很像。但前苏联的卫国战争相对于中国抗日战争时间要短，莫斯科大学在外流浪的时间是一年半，而北大、清华等在外流浪时间是9年。对中国读书人来说，这段历史特别值得记忆与珍惜。

　　按照以往的经验，最容易在战乱中被毁灭的，必定是手无寸铁的学校。只有等战争结束，硝烟散去，才有可能后修教育。中国历史上，还从未有过在战争中为了民族生存与文化赓续，而如此有计划、成建制、大规模地撤退学校。如此壮举，抗战时期做到了。

　　我还是特别看重抵抗的信心和必胜的信念。因为，前途茫茫，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亲人间很可能就此别过，再无重逢的机会，可政府一声令下，很多读书人居然就背着小包裹上路，不管是教授还是学生，都很值得尊敬。

　　往事并不如烟

　　新华社记者：中国大学内迁有什么特点？

　　陈平原：第一，这不是溃败后的逃难，而是有组织的集体行动；第二，教学上，不是应急，而是长远打算，所谓“战时如平时”，更多着眼于战后的建国大业，保证了战时培养的大学生有很好的质量；第三，学术上，不是仓促行文，而是沉潜把玩，出有思想的学问，有情怀的大学者——这一点人文学尤其明显；第四，因大学内迁而见识中国的辽阔与贫困，于流徙中读书，人生忧患与书本知识合一，精神境界得以提升；第五，除了具体的学术成果，大学内迁还为西南西北播下良好的学术种子，此举对于中国教育平衡发展意义重大。

　　新华社记者：大学迁于忧患之中，却为中国重建与发展储备了大量人才，奠定了文化基础，怎么做到？

　　陈平原：我刚才提到，大学内迁，不是简单的逃难，而是在战火中坚持教学与科研。就以浙江大学为例，浙大三迁广西宜山，新建草棚，作临时教室，师生于此安心教学14个月，直到1939年2月5日遭遇敌机轰炸。如此紧张的局面，大学也就停课三天，还专门记录在案，可见校方对于学业的重视。据校方介绍（1941年），抗战以来，浙大由杭州至建德、吉安、泰和、宜山、遵义，每学期实际上课周数平均在18周左右，如果加上缴费注册选课等时日，近20周。读过大学的人都明白，这等于说，浙大即便在迁徙过程中，也都不曾停课。这是什么精神在支撑？

　　台湾作家齐邦媛在《巨流河》中提到，当年她在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念书，战事紧迫，随时可能撤离，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校长王星拱说了，不到最后一刻，弦歌不辍。第二天，朱光潜先生继续讲他的英国浪漫主义诗篇，只字不提随时可能降临的炮火。战争不会影响我们的阅读与思考，反而加深了我们对文学、对美的向往与追求。

　　还有很多如此这般有情且鲜活的历史画面，仔细阅读与钩稽，很容易理解中国学人的个人修养、历史意识和文化情怀。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大学能在忧患中浴火重生的答案。

　　新华社记者：艰难迁徙途中有哪些动人细节？

　　陈平原：中央大学濒临长江，内迁重庆最为顺畅，也最为便捷。1937年10月底，中央大学大部已搬迁，时任校长罗家伦到南京三牌楼农学院实习农场和职工道别。校长走后，农场职工认为畜牧场的这些美国牛、荷兰牛、澳洲牛、英国猪、美国鹅、北京鸭等都是饲养多年的良种实验家畜，决定把它们搬迁到大后方去。历经千辛万苦，一年后的11月中旬，这些职工赶着牛呀猪呀，终于到达了重庆。罗家伦1941年“于重庆警报声中”撰写《炸弹下长大的中央大学》称：“我于一天傍晚的时候，由校进城，在路上遇见牠们到了，仿佛如乱后骨肉重逢一样，真是有悲喜交集的情绪。”这故事实在太动人了。我相信，再过一百年，说起抗战中普通中国人的坚韧不拔，这个故事都能作为代表。

　　新华社记者：抗战时期的大学内迁对国家民族的发展有何意义？

　　陈平原：这既是世界教育史上一段异彩纷呈的华章，也是中华民族复兴路上一座昂然屹立的丰碑。教育和政治、经济、文化密切相关，大批大学的内迁，把新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带到原先比较落后的西南西北。中国的发展原本很不均匀，经济及文化发达的地区，多集中在沿海及华北，战争打乱了这个布局，无意中促成了西部的发展。抗战期间的“大迁徙”，与上世纪60年代的“三线建设”，以及2000年开始的“西部大开发”，对中华民族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深远的战略意义。

　　此情可待成追忆

　　新华社记者：战争时代的大学精神是什么？对当今教育有何启示？

　　陈平原：“身处逆境而正义必胜的信念永不动摇”，以及“对国家民族所具有的高度责任感”，在西南联大经济学系教授、系主任陈岱孙看来，正是这两点，“曾启发和支撑了抗日战争期间西南联大师生们对敬业、求知的追求”。而“这精神在任何时代都是可贵的，是特别值得纪念的”。我曾在一次专题演讲中提及：“联大有什么值得骄傲的？联大有精神：政治情怀、社会承担、学术抱负、远大志向。联大人贫困，可人不猥琐，甚至可以说‘器宇轩昂’，他们的自信、刚毅与聪慧，全都写在脸上。”

　　新华社记者：在烽火年代，对待学习，战时如平时；学术研究上，沉潜把玩，出大学者和大师。为什么今天难出大师？

　　陈平原：弦歌在，证明信念还在，这也是中华民族浴火重生的关键。第一，无论师生，在如此艰难的大迁徙中，人生忧患与书本知识合一。第二，生活圈子缩小了，教授们第一次和学生走得这么近，互相感召与启迪。第三，这段时间，枪口一致对外，校园里没有那么多内讧与政争。第四，生活艰辛，但对未来充满期待，反而显得“幸福”与“单纯”。这种精神状态，其实更适合于求学或治学。

　　比如，西南联大集中了北大、清华、南开的教授，稳定下来后，师生排除干扰，全力以赴教学、读书。老师们把所有精力放在本科生的培养上，教学态度的认真超乎想象。这些学生战后或直接走上工作岗位，或到国外进修，他们的成绩，证明西南联大等内迁大学的教学质量是可以信赖的。战后西南联大硕士毕业生杨振宁和本科生李政道被政府送到美国进修，日后做出很大成绩。杨振宁多次提及，他到美国后发现，西南联大的教学水平比美国好大学一点都不差。战争没有停止中国大学前进的步伐，这里说的，不仅是学生数量，也包括学术质量。

　　战时中国知识分子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结合，将自家学术成果与民族复兴重任密切联系，共同书写了大师辈出的时代传奇。当下的中国大学，都在奔“世界一流”，虽然我们有了不少壮丽辉煌的“大楼”，也有众多真假莫辨的“大师”，但就精神境界而言，其实我们比不上抗战那一代。正因此，有必要回眸那一段历史。

　　新华社记者：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回望西南联大精神及中国大学内迁史有何价值？

　　陈平原：谈及西南联大对于抗日战争的贡献，容易说的是有形的，如培养人才、推动科研以及投身战场；不太好说的是无形的，那就是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如何凸显某种高贵的精神气质。具体说来，硝烟弥漫中，众多大学师生弦歌不辍，这本身就是一种稳定人心的力量。西南联大以及众多撤退到大后方的中国大学，无论如何颠沛流离，坚持“笳吹弦诵”，这本身也是抗战必胜信念的鲜明体现。

　　战火纷飞中，中国大学顽强地抗争、艰难地成长，此中蕴含着某种让后人肃然起敬的精神力量。回望这段历史，对今天的教育发展以及社会改革，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即便只是着眼于教育，起码让你我警醒：大学的存在价值，不仅仅是传授具体知识、生产科研成果，更包括坚定正确信念，以及塑造民族灵魂。（新华社记者　任沁沁　白旭　吴凯翔）
 


    来源：新华网2015年07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