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型企业家,是罗小卫最显著的标签。他有着学者扎实、稳重的风格和睿智、超前的思维,更有着企业家大胆、果敢的冲劲和魄力。支边、教书、从政、治企……罗小卫说,他所有工作中,最有味道的是出版。
■罗小卫(重庆出版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田丽丽(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
学者型企业家,是罗小卫最显著的标签。他有着学者扎实、稳重的风格和睿智、超前的思维,更有着企业家大胆、果敢的冲劲和魄力。支边、教书、从政、治企……罗小卫说,他所有工作中,最有味道的是出版。
48岁,在人生经验与精力的最佳结合点上,罗小卫调任重庆出版社,两年后即2005年组建重庆出版集团。至2015年,集团总资产是组建之初的8倍多,以涵盖多种业态的现代出版传媒集团之姿,稳稳矗立在重庆南岸长江边上。
罗小卫用他的“黄金时代”,带领重庆出版集团走过了发展初期的“黄金十年”。
“发展文化产业是逼出来的”
□2014年集团文化产业收入占总收入三分之二。据了解,集团的产业布局可以追溯到2003年底,当年为什么会想到制定这样前瞻性的发展战略?这和您的任职经历是否有一定关系?
■对于改革我并不陌生,我在南岸区工作十年,区里的改革意识非常强,改革工作也做得很好,尤其在发展非公有制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
重庆出版社当时是一家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有正厅级的光环,但完全依赖教材教辅。我做过深入调研,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在业态上拓展,前景堪忧。
当时我提出一个口号——必须跳出出版做出版。出版不赚钱,但是要通过出版来赚钱。问题来了,第一,我们缺乏做产业的人才;第二,思想意识跟不上。靠编辑来做肯定不行,必须向市场要人要资源,这方面民营公司做得比较好,“双借”孵化概念自然就跳出来了,所以当时发展文化产业完全是逼出来的。
主业始终是核心竞争力
□文化产业的做大做强支撑起了集团的经营数据,如何理解主业和产业之间的关系?
■出版主业和其他业务是皮和毛的关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虽然文化产业成为了我们的支柱性产业,但主业始终是出版,我们始终把出版的核心竞争力放在第一位来考虑。10年来,集团大众类图书规模增长了10倍,无论是内容还是品质都跃上了一个新台阶。
“做强主业,做大产业,产业反哺主业,增强核心竞争力”,这是集团成立之初就确定的发展思路。从业态来分析,文化产业的发展和主业在深度融合,已经很难区分两者之间的界限。比如我们的装帧设计公司、印务公司、物流公司等等,在承接集团内业务的同时都完全面向社会走向市场,这类公司既是主业也是产业,但在形态上我们划在产业里。表面上看,60%的收入来自产业,但仔细分析绝大多数和主业都有关,都是主业链条的延伸。
我建议少做主业链条之外的不相关多元产业。要做一定是赚钱的,来弥补主业。世界上赚钱的项目太多,陷阱也太多。作为一个出版集团要有为,也要有所不为。
数字探索加大投入
□如何看待当前的数字转型?重庆出版集团未来的数字转型着力点在哪里?
■十年后看现在这些新技术产物很多都是不靠谱的,即使是现在谁也不敢确定说哪项新技术靠谱。我们已经有了数字化全面布局的纲要,有专项资金,有了立项的项目,下一步探索的步子会大一点,投入资金会多一点,通过项目的试点、示范,找到融合的契机,创立一种比较好的新机制,新机制会和社会发展更密切相关。
我们不轻易否定新技术元素,但也不轻易肯定。目前成型的大投资、高回报的新技术项目还没有找到。新旧媒体的融合有自己的发展进程和节点,不会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我们应该以开放的心态来研究、吸纳。中国的数字出版和纸质出版会并存一段时间,我们要提前做好融合的准备工作。
力争十年后进入第一方阵
□各行各业的“十三五”规划都在制订中,在前十年的基础上,重庆出版集团五年后将达到怎样的发展高度?
■“十三五”期间,集团会在混合所有制方面进一步巩固、提高,建立一支业务更强的编辑队伍。重点项目继续很好地落实。但集团整体排位状况不会有很大的变化,因为其他出版集团也在发展。但是通过十年的不懈努力,通过“十三五”打下的牢固基础,重庆出版集团应该能从第二方阵跨入全国出版集团第一方阵。
这个过程中,规模通过联合可以实现,但不能为了扩大规模而扩大,还是要着眼在主业这个核心竞争力的提升上。“十二五”期间,我们的主业目标完成得不错,由于受大的经济形势影响,反而文化产业有的重点项目没能按时完成。“十三五”期间,还要继续做大文化产业,来反哺主业,要花大力气来促进主业向数字出版转型。
“两江学者”关注出版发行创新模式
□您作为重庆“两江学者”出版发行管理岗位首位特聘专家和科研团队的带头人,对于未来的科研有什么规划?
■目前,集团组建了主题出版、“走出去”、新技术推广应用、发行营销、体制改革研究5个科研小组,第一批科研成果已结项,论文被多家核心期刊采用。3月20日,在重庆出版集团主办的“两江学者”出版发行管理岗位课题研讨会上,围绕“出版发行创新模式研究”的总课题,开展科研论证和试验性应用工作讨论,十几家出版发行集团老总和京东、天猫、北大方正电子、文轩在线电子商务的相关负责人,以及全国各地的100多位发行商、出版社、作家代表参会并踊跃发言,会议非常成功,大家非常认可这个科研平台。
下一步规划的重点是总结经验,然后再提升到理论,至于能不能反作用于实践,要看我们的研究方向对不对,接不接地气。重庆的出版业不够发达,要主动联合国内其他省市的同行一块儿做这件事,这样的研究成果在全国层面都有指导意义。
未来我会在出版发行理论研究方面花更多的时间,深入思考在“两江学者”这个位置上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
我是一个实业家
□十二年时间,重庆出版社从一家规模不大的单体社发展到如今的复合型出版集团,许多人认为您引领缔造了一家全新的文化企业。您对集团发展现状满意吗?
■我更佩服王亚非、龚曙光这些创造更多出版集团发展新模式的人。我自认为是一个实业家,而他们已经在“资本家”的层面(笑)。
如果现在还算做出了一点成绩,应该说是我的“黄金周期”正好奉献给了出版社,让我可以在这个领域运用多年积累的经验,尽情发挥对事业的激情。但对于重庆出版集团的现状,我还是有很多不满意之处,集团规模还是受限。集团目前的产业结构调整,还要下大工夫,尤其是在加强传统出版与新技术融合方面,这是我们未来努力的方向。
干得最有味道的是出版
□从党政机关领导到优秀的出版企业家,完全不同的角色如何适应、调整?您个人更喜欢哪个角色?
■我从小的志愿是从政,回过头来看,干得最有味道的还是出版。规划蓝图,率领一帮人把事情干出来,很有意义。
最初,我到出版社工作纯粹是服从组织安排,对出版一点都不了解,唯一可以和出版相关联的,就是读书一直是我的个人爱好。我从1971年支边,后到大学教书,在机关10年,又到南岸区工作10年,到出版社正是我经过多岗锻炼后,经验丰富、思想成熟的最佳工作时期,也就是常说的“黄金周期”。发展文化产业是出于无奈,因为企业要生存要发展。真正让我感兴趣的是看书、策划书。从选题策划、封面设计,再到发行,看到书哗哗地卖,这种成就感很难用语言来形容。社里社科、文学板块重点书和畅销书的稿子都是我先看,编辑们也都愿意把稿子发给我。什么时候看?基本是晚上看。这确实不是董事长该干的事,纯属个人爱好。
我的爷爷是清朝末年留学生,父亲是解放前武汉大学历史系高材生,年老时依然可以把《红楼梦》里的许多诗词倒背如流,在他眼里我这个“文革”后师范学院毕业生是个基本“没文化”的人。我自小立志从政,最后落脚在出版上,也算是“没文化”的人回归了文化吧。
来源:中国出版传媒商报201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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