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大国外交的研究必然要以欧洲为中心，因为在整个19世纪及20世纪相当长的时间内，欧洲一直是世界的权力中心，世界上的大国也就是欧洲的大国：英国、法国、俄国、奥地利（1867年改称奥匈帝国）和普鲁士（1871年改称德国）；在19世纪60年代，意大利跨入了大国行列，但徒有其表，并不具备一流强国的实力。 

    欧洲大国是通过使它们能够比其他国家更有效地利用本国的人力资源和经济资源进行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发展从而取得优势地位的。它们的实力非常强大，到19世纪末，它们已经将自身的权威和影响直接或间接地扩张到世界大部分地区。在欧洲以外，只有两个主要国家逃脱了被欧洲奴役的命运，即美国和日本，而它们都是以采取欧洲做法的方式来摆脱控制的。在美国，一波接一波的欧洲移民毫不留情地将土著居民驱赶到一边，美国的欧洲化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移植。更具革命性的则是日本，在这里，一群非常杰出的政治家认识到，摆脱被欧洲奴役的命运的唯一方式是欧洲化。这些人在按照欧洲方式重建日本的各项制度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日本不仅保持了自身独立，而且到20世纪初期已经凭自身力量成为世界上的大国之一。 

    大国地位基于实力，而实力的最明显表现则是其陆海军的规模和质量、经济生产力以及为战争动员军事资源和经济资源的能力。然而，除一国的军事设施和经济设施外，实力还取决于士气、意识形态、国民教育水平以及诸如气候和地理之类的非人格化因素。除这些条件外，我们还能够加上其他许多要素，但即使是最全面的衡量标准也可能产生致命的误导作用，美国在越南的经历可谓是一个突出例证。 

    当考虑到一国实力的另一个内在而且常常是决定性的因素——领导人才能——时，衡量标准则更为扑朔迷离。因为权力的真正有效性，与其他任何工具一样，都要取决于怎样明智和良好地使用它们，因而也就取决于那些行使这些权力的领导人的自身素质。这一点非常明显，即政治领导人从来都不是绝对自由的主体。即使他们的最终目标是摧毁这些结构，他们也必须在自身所处的社会及政治体制的结构内采取行动，他们还不得不应对各种各样现存和未知的问题及竞争者和对手们采取的各种各样的行动和反制措施。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即某个领导人如何在既定的结构性限制内采取行动）应该是同样明显的。在对外政策领域中，情况尤其是如此，因为在这个领域中，一国的安全与核心利益常常会处在危险之中，因此在这个领域，有缺陷的领导人可能将非常严重地削弱即使是最强大的国家，或是使国家陷入彻底的灾难中。 

    本书的开头部分主要是讨论拿破仑战争结束时的大国外交——拿破仑战争，若从其涉及那个时代所有大国（包括新生的美国）的意义上说，乃是一场真正的世界大战。那些在1814—1815年期间缔造了和平的政治家为一个将持续整整一个世纪的国际秩序奠定了基础。这个秩序中虽然曾经发生过许多变化，有些是通过谈判，更多的则是通过革命和战争，但1814年和平的缔造者及其继任者们，都设法竭力防止这些冲突发展成为一场全面战争，而且成功地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了许多严重的危机。本书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正是对这些危机的记录，本书中虽然不可避免地要涉及这个历史时期中的革命与战争，但更着重于考察那些为维持和平而采取的策略。 

    1814年以后，和平总是会受到各种各样的威胁，而且常常被那些强劲并且在塑造欧洲的全球主导地位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的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所打破。然而，引发了这个时期中的许多最严重的国际危机的问题很大程度上都惊人地似曾相识，这似乎也印证了塔列朗对人类经验做过的一句刻薄评价：事物的变化越多，变化就越是老生常谈。当时与现在一样，和平受到宗教与种族的狂热及民族主义引发的革命热情的威胁。与现在一样，当时也有对国家安全的病态关切，也有被捍卫国家安全之必要性证明为合理的军备扩张，也有为反击或破坏对手的同盟从而与其他大国建立起的同盟。还存在是否需要对那些被认为威胁到本国的安全与利益的外国革命进行干涉的问题，但在这方面，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则根本算不上是一件大事，英国政府和法国政府不干涉美国内战的决定即是如此。还有东方问题，这个时期的东方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围绕一个即将崩溃的奥斯曼帝国的遗产而展开的争夺，在19世纪早期，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包括了巴尔干、北非和中近东的大部分，这些地区迄今仍然是国际冲突和国际危机的中心。还有庞大的俄国巨人，它始终威胁着那些沿着其漫长边界线分布的众多邻国的生存，它同时是那些大国竞争对手的一个潜在威胁——除美国外，其他大国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资源上（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都要比俄国小得多。 

    除19世纪经济革命和社会革命导致的变化外，还出现了许多政治发展，这些发展对未来产生了深刻影响：美国成长为最强大的经济强国；德意志诸邦国实现统一以及随后蜕变为最强大的军事强国；日本的欧洲化及其进入全球政治的舞台。 

    还有帝国主义：美国与俄国的领土扩张。美国对西半球主导地位的觊觎及美国利益拓展到加勒比海和太平洋；欧洲人对非洲的强占与瓜分，这些行为塑造了当今非洲绝大多数的政治结构；布尔人和英国人为争夺南非及建立白人主导地位而展开的斗争；欧洲人与美国人对东亚的渗透；法国对印度支那（越南和柬埔寨）的占领；俄国以中国为代价获得的领土扩张及列强为瓜分曾经非常庞大的中华帝国的其余部分而展开的争夺。其中最重要的还有：欧洲的文化帝国主义；欧洲式意识形态（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出口；欧洲的政治、军事、经济和社会的构造——实际上，欧洲的文化帝国主义包括了现在被统称为现代主义的所有文化现象，即使在摆脱了欧洲的政治统治后，世界上的其他地区仍然要么是主动采用要么是被迫采用了所有这一切。 

    这也是历史的讽刺之一：德国在19世纪的最后十年间开始走上的全球政治道路及其为支持这种政策建立的庞大舰队，竟然使德国的大国竞争对手们逐渐开始将注意力转回到欧洲。因为英国人从德国舰队中看到了对他们本土岛屿的威胁，而大英帝国所有的关切都要服从于本土安全的需要。为对抗德国舰队的威胁，英国人不仅加强了舰队建设，而且与昔日在殖民领域中的主要对手（法国与俄国）缔结了同盟。这些同盟及德国对这些同盟的看法（德国人认为它们的建立乃是为包围和摧毁自己刚刚建立的帝国），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准备了舞台，这场战争可以更准确地称为一场欧洲内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实际上加速了欧洲的全球性主导地位的终结。

    本书中探讨的这些及其他议题构成了所有那些仍然困扰着现代世界的问题的背景。对这种背景及以往的政治家们怎样处理危局的研究，并不一定会有助于解决当代的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必须根据具体情况并且在当代情境中加以处理——但对这些问题是怎样发展起来的以及以往处理经验的了解，应该有助于提高我们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的确，背景知识的缺乏长期以来一直都是我们在处理当代危机时存在的一个显著弱点。然而，除这些知识可能具有的实用价值外，国际关系史本身也极为引人入胜。我所能够希望的就是，我已经设法成功地将这种魅力传达给了读者。 

    本书的结尾部分讨论了大国外交的失败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来临，这场战争加速了世界政治权力格局的转变，并且为新的全球政治格局奠定了基础。《大国外交：从1914年到当代》将探讨之后的这些变化，并且将故事一直讲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直至最终可能证明是欧洲的最后一个“殖民大帝国”（苏联）的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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