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文化精神是什么”这个问题具有很强的指向性。当一个外国人发问时，它指向的是一个具有中国背景与中国立场的人。当一个现代的中国人发问时，它指向的是我们自己的过去，即历史中那个与现在的我们隔着整个工业时代的5000年厚重传统。这样的精神是高度抽象的，但在具体的生活中又是清晰可辨甚至是可以捕捉的。

    《中国文化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充满了理性精神和辩证思维，又不乏学术激情，丰富的论据更在无形中充当了后来者认知的阶梯，给那些愿意在中国文化里深掘、探险的人以指示和烛照。

    在作者张岱年看来，文化是一个不断创造的过程，“不仅是一种在人本身自然和身外自然的基础上不断创造的过程，而且是一种对人本身自然和身外自然不断加以改造。同时，他也反对一些人单纯采用“共时态”的研究方法来研究文化，忽视文化具有个别的、零散的存在状态的事实。

    那么，作为中国文化思想中最基础的文化精神，集中体现在哪些方面呢？张岱年在分析《周易大传》时指出，它高度凝聚并有机结合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刚中、及时、通变等思想，在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即形成了一个以刚健有为为中心的宏大生活原则体系，影响、塑造并推动了后来中国文化的发展。

    除了系统的论述，本书对中国文化精神发展、流变中的一些关键词也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解读，如中国文化“主静”论下的“动静之辩”，“天人合一”思想下的自然观，儒文化的基本结构与现实基础，中国传统哲学的内核及其对中国文化走向的影响，近现代中国文化的论争与价值选择，等等。作者善于抓住文化的源头以寻找文化的内核，并通过对文化发展脉络的考察来梳理文化的发展、演变，从时代、民族、地域、社会、心理等多个维度、多个层面，对中国文化精神的形成原因、本质特征进行了横向和纵向的剖析，主张以辩证的观点看待中西文化的差异、中国文化的优势与弊端，从而树立正确的文化观，处理好批判、继承与创新的关系。

    因此，本书所呈现的中国文化精神，既有其内在的高度统一、相辅相成的一面，又可见某些异质性因素在不同时代所迸发出的鲜活生命力。在最后一章，作者顺势提出了自己的文化主张——“综合创造论”，一方面继续弘扬民族主体精神，一方面走中西文化融合之路，并特别强调，“这种综合需要创造精神，是一种创造性的综合，而这种综合最后又为新的创造奠定基础”，文化系统的“可解析性”和“可重构性”，及文化要素间的“可离性”和“可相容性”，则是实现这种“综合创造”的可能性的前提和依据。这一观点，呼应了本书序言中所提到的，文化是一个不断创造的过程，文化系统是一个动态的系统。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15年11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