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渡》,董贻正、薛传钊著,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定价:35.00元
他们生于 1930年代的中国,出身中产家庭,1948年进入清华大学,是当时的学界精英。他们见证了那个风云变幻的大时代。 本报推荐:作者们详细回忆了以清华大学为代表的解放前的大学教育,与后来的大学状态完全不同。
从上海到北京,那时最便捷的路线自然是走津浦线。当时全国仅有几条铁路主干线,南北的是津浦线、京汉线,东西的是陇海线。但是,当时的津浦线并没有解决“横跨长江”的问题。所以,从上海乘坐火车,到南京下关,整列火车要上轮渡,火车解体成三截,过江后再还原。
1948年,国共战争激烈,津浦线被切断,无法通行,从上海到北京只能先坐船到天津,再乘火车到北京。这些事都由高年级返沪同学组织的“北上同学会”来操办。从上海到天津,只有两艘快轮:一艘是我们乘坐的“锡麟号”;另一艘是“秋瑾号”,这是纪念反清志士徐锡麟、秋瑾的。两人都是绍兴人,徐锡麟在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后,被凌迟处死,时年35岁;秋瑾被砍头,时年31岁。但在“文化大革命”中,这样的“反清烈士”竟被视为“牛鬼蛇神”而被挖坟弃尸。“文化大革命”后,在西子湖边重建秋瑾墓,并以汉白玉塑造秋瑾像,并镌刻有孙中山的题词“巾帼英雄”。
虽说是快轮,但全程也要48小时,我们学生都是买的通铺,没有床位,就是在甲板或过道上打地铺。老同学早告诉我们,说是过黑水洋时,风浪特大,很多人都会扛不住而呕吐的。所谓黑水洋,就是黄海北边的那部分。黄海由南向北,因其含沙量及海水深浅的不同,分呈黄、绿、蓝等不同颜色,黑水洋在黄海北部,海水较深,水呈蓝色。果不其然,到了黑水洋,我们很多同学都吐了。
到天津后,我就住在南开大学。南开是老教育家张伯苓于1919年创办的,抗战时同北大、清华一起组成西南联大,张伯芩和蒋梦麟、梅贻琦是西南联大 3位常委。张伯芩是周恩来的老师。抗战时,张伯苓站在中间立场,1948年还曾担任国民党的考试院院长,为毛泽东所不满。新中国成立时,蒋梦麟、梅贻琦都离开了大陆,但张伯苓留在了大陆。但南开校庆时,竟拒绝这位创办人回校,可以想象老人当时的心境,也可以看出当事人的胸怀。他 1951年 2月 23日病逝于天津,周恩来同志立即赶到天津张宅吊唁,向校长遗体行礼默哀,慰问了张师母,表示自己很遗憾没能早点来,又说道:“看一个人应当依据他的历史背景和条件,万不可用现在的标准去评论过去的人。张校长在他的一生中是进步的、爱国的,他办教育是有成绩的,有功于人民的。”
那时不像现在的大学,不仅有招待所,还有星级宾馆。学生上学,没听说过还要家长陪同护送的。
我们到了南开大学,按照指定的教室,把课桌拼起来当床,打开自带的铺盖,睡了一夜,第二天坐火车去北京。
当时解放战争战场局势已经很明朗了,其实早在1947年3~5月孟良崮战役后,战场的形势就已经改变了。是役,国民党组成3个兵团共约45万人,向山东解放区发起进攻,结果被全歼,全副美械装备、号称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的 74师师长张灵甫被击毙。
到了 1948年夏,国民党在各个战场都是节节败退,津浦线的一些城市也被人民解放军攻克。但是不知道国民党是真不知道实际情况还是故意自欺欺人,在国统区总是宣传国军取得了哪一个战役的胜利,战场的宣传上也有很多这种自己都不知道信不信的宣传方式。铁路两侧,见到不少“华北剿总”刷的标语,真是杀气腾腾,什么“杀朱拔毛斩贺龙”,什么“打到石家庄,活捉聂荣臻”,火药味特浓。从表面看,似乎士气高昂,实际上只不过是掩盖自己的心虚。
几个月后,三大战役打响,国民党一退再退,最终退到台湾这个孤岛上去了。
本文摘自《春风渡》
来源:《新华书目报》2015年11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