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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明的诞生，是任何一个试图讨论古代文明的人类学家都无法回避的问题。然而，由于这个问题之复杂，头绪之杂芜，令许多研究者穷尽毕生，也只能窥见冰山一角。尽管如此，这个诱人的主题依旧吸引着一代代卓越的学者为之贡献才华和青春。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考古系教授布鲁斯·G·崔格尔就是其中之一，北大出版社出版的《理解早期文明：比较研究》一书就是他对于这项主题付出的见证。

　　引用另一位著名考古人类学家布赖恩·费根的话说，“《理解早期文明》是崔格尔卓越的考古学生涯的顶峰。”从内容看，将“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商代中国、阿兹特克、玛雅、印加、约鲁巴”等早期文明放到同一个框架中讨论的尝试的确是一项卓越的尝试，不由让我们对这项充满挑战的事业充满期待。

　　这些古代文明除了“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商代中国”分别处于公元前1000年左右之前，其余四个都是公元之后才出现的。当然，这些文明之所以被定义为“早期”的原因在于，这些社会被认为是“独立”出现的文明。当然，这七种早期文明，除了时代差异外，其实还跨越了不同的纬度和海拔。而且和前人两种或三种文明 的比较研究相比，数量上已经颇为惊人。由此可见，崔格尔在比较研究的道路上，要比诸如戈登·柴尔德、朱利安·斯图尔德等前辈走得更远。但他是否能顺利解开早期文明诞生之谜呢？

　　正本清源

　　崔格尔在全书的开头就直击关于早期文明的两种理论错误，首先就是对中国学界影响颇深的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用我们更熟悉的话说，就是“水利社会”模型。其次，他还非常睿智地批判了卡尔·波兰尼所认为的“以逐利为目的的交换没有出现在早期文明之中，商品交换机制 从互惠到制度性再分配，最终发展到市场”的“交换形式论”观点。

　　实际上关于早期文明/国家出现的看法还有第三种崔格尔并未特别提到的理论，即“国家出现的原因，是因为某一地区的空间或社会规模限制了人口增长。这种情况 下的竞争与战争，导致战败群体的臣服，他们被迫输诚纳贡，服膺更强大群体的统治”——或称之为“人口增长”模型。

　　崔格尔明确意识到前人理论的缺陷，甚至直陈魏特夫的错误是“骇人听闻”的。事实上，我们还有更简便的方法可以推论出则三种“国家起源”观点的认知误区。无论是“水利社会”还是“人口增长”抑或“长距贸易”都存在一个假设的前提，即“人口增长导致的(食物性)资源紧张”，推动对资源再分配(或争夺资源，或控制进口产品)行为的出现，在此基础上导致了“国家”的雏形。然而，以中美洲早期城市国家特奥蒂瓦坎和瓦哈卡为代表的考古学证据表明，“人口是在城邦发展后 才增长的，而且也没有证据表明城邦的发展是因为接近资源的极限，这两个地方还可以生活更多的人口”——资源紧张从未出现。其次从大量当代民族志材料综合 可见，狩猎采集者或简单农业社会“掌握丰富的生产手段，可以轻松满足人们所有的物质需要”。既然考古资料和民族志证据两方面证实，自石器时代迄今人类社会的早期阶段从未罹于资源不足，于是“人口增长导致的资源紧张”这一假设不能成立，那么任意三种国家起源的假说也同时为假命题。

　　也就是说，以往所有关于文明起源的设想都是假命题，这一点上崔格尔是正确的。

　　迷途能否知返？

　　继这些对若干早期文明理论提出切中肯綮的批评后，崔格尔在人类学与马克思主义之间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一个文化的所有其他侧面都是通过与社会组织关联的方式 获取功能性意义的。有趣的是，他从第五章开始，直至二十七章分别从“政治社会组织”(5～13章)，“经济”(14～18章)和“认知和象征层面” (19～27章)三大主题巨细靡遗地讨论了这七种早期文明的方方面面。从内容分布上看，固然呈现三足鼎立之势，可他将“王权”放在正文的开头，而置“经 济”于十章开外的叙事结构，或许偏离了上述两者的要义。

　　崔格尔把“王权”作为正文开头的“第五章”，接下去的几章分别是国家、城市、阶级……让我们不由联想到亨利·富兰克弗特《王权与神祗》这类东方学著作。在 这类作品中，王权作为早期文明最重要的要素，置于极高地位，并被赋予众多神性。然而，崔格尔遗憾地未能跳出前人的窠臼，非常显然，无论是神性还是王权都只是早期文明出现的诸种表征之一，而非直接的因素。利用他证明其他假设的方法推论，既没有考古证据也没有当代民族志支持“王权”(更具体说是，超越普罗大众 的“权力”)先于文明而存在。换言之，王权以及国家、城市等等，其实都是文明的产物而非原因。

　　身为考古人类学家的崔格尔便沾染了东方学者的恶习，犯了人类学家最不应该的错误：将政治与经济割裂了开来，并将前者凌驾后者之上。其实，在他之前的戈登·柴尔德就已经将政治经济学与史前考古结合在了一起。柴尔德通过生产、交换这些马克思主义的术语，间接复活了古典经济学中的一些概念，又从马尔萨斯那里借用了人口观念，从新康德主义那里发现了“社会”。这套新的概念帮助他建立了一套模型，而这套模型可以供人类学家分析考古材料中没有直接提供的东西。比如说， 从农具或房屋结构，评估粮食生产水平，然后推测人口规模；从墓葬特征，模拟社会结构；而不是简单地以所谓居住区，祭祀区这样笼统划分。

　　以这种研究方式对照崔格尔的研究，我们就能一目了然地发现他的症结所在，崔格尔将那些被柴尔德糅合在一起的社会机制又重新分割了开来。并且因为他试图同时比较七种早期文明的诸表征，使得同一社会中相关表征之间的联系也同时被割断。虽然他的最初用意，是想通过不同文明中相同表征的出现，归纳出某种共同点，比如权力、军队、商业的出现，但因为无法在发生机制上梳理各表征相互影响的层次，使得许多努力收获无功。

　　毫无疑问，“生产”在早期文明的出现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比如，根据“部分依靠农业的小型社区已于新石器时代早期出现在苏美尔北部和东部的山区”可见，这些早期农业社会既然共享了两河平原这一巨大的环境背景，社区与社区之间无论生产力水平还是技术特征方面也都趋于同质。换句话说，每个社区由于 人口构成和产品结构上的均质化特征，在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彼此间永远无法形成对其他社区压倒性的优势。所以文明的起源必不出现于农业社会，但又离不开农业 社会的产品。那么谁又攫升了“对其他社区压倒性的优势”呢？事实上，只要解开那些每个简单农业社区剩余农产品的去向，文明的起源就能揭晓。

　　尽管崔格尔令人遗憾地未能从他对文明诸表征所作的分类中走得更远，但他的确提供了颇为丰富的早期文明的档案。其实我们本不需要如此众多的个案材料，只要将 相对较丰富的早期文明内部诸表征的联系，建立在更整体性的政治-经济关系之上，利用这一模型，其余的早期文明就能迎刃而解了。

　　崔格尔留下的皇皇巨著或许可以说得上是那种笃爱文化表格的旧有研究范式最后的典范，从这个意义上讲，其中无比充盈的知识贮藏也应获得我们的敬意。

　　本文原载于《南方都市报》

来源：北京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