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荣尧这本《西夏史》（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订购］）系统地向读者介绍了西夏文明的源头、启航、成长、灭亡，也介绍了西夏的文化、文字、帝陵考证和对于西夏后裔的寻觅。它是作者发出的一份充满了文学气息的、旨在向人们推介西夏文明的“邀请函”，让人们在不认识西夏文字、记载西夏文明的史料多数遗失的情况下，通俗易懂地阅读了一个活跃在11世纪到13世纪中国历史舞台上的政权力量——西夏王朝。在《西夏史》中，作者以一个学者的姿态，严谨认真地书写自己用脚步丈量的历史，谨慎缜密地考证遗失的文明。

　　1804年，学者张澍发现凉州城内西夏碑，1909年，科兹洛夫带领探险队，在内蒙古黑城地区发现8000余件西夏文书。对于作者来说，他延续着先贤重史、尊史的传统，走在自己的西夏学研究道路上。他把“西夏放在亚洲背景下来考量，以使西夏的生灭显得并不突兀”。他除了搜集中国正史资料中的关于西夏历史的零星叙述，还对“彝族、畏兀儿、纳西（摩梭）、吐蕃等和西夏有关的族群资料”进行采集。这个过程无疑是艰苦的，作者用了15年的积累，在行走的途中收集、翻译当地地方志、地方文献等资料。这15年里作者一方面“将自己囚禁在书籍间，以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坚守抵御着一个功利时代涌向我的一切诱惑”；另一方面，“一个人孤寂地走在这条路上”。他走进青藏高原东北部，从青海湖到阿尼玛卿雪山北麓，沿着黄河谷地穿过拉脊山进入甘南草原，追溯古老宓人和羌人的关系；远足大兴安岭，沿着鲜卑人流徙的路线寻找其与党项羌的族源关系；深入喜马拉雅山腹地的昂仁、萨嘎、萨迦等地追寻西夏后裔和西夏建筑……尤其出彩的是作者实地考察了西夏后裔散落的方向和具体位置，为西夏学研究作出了新的贡献。

　　读完《西夏史》，有关西夏王朝的一切历史都不再遥远、陌生。它幻化成一个个鲜活的、带着自我个性和欲望的个体呈现在读者面前。

　　“在一个浅阅读时代里，埋首于史籍是枯燥的，是一场需要考验的精神孤旅”。作者这些文字背后埋首写作和翻阅资料时隐藏的忍耐和孤独跃然纸上，他“放弃散文、剧本的写作，与之相伴的是放弃诗意江湖中的任性、感性、自大，开始改变自己的写作场域，以人文写作者的心态和角色，在历史书写前显示自己微薄的力量和信心”。年少的阅读和成年后对于西夏文明被遗落的遭遇，让作者甘愿是“一块西夏遗落的石头、一滴党项未尽的清酒、一介注定要为西夏画像的书生”。
 
　　历史是由一个个片段积累而成的，忽略其中的哪片都会让历史的链条出现断裂。记载西夏历史的文献上布满的“死亡文字”导致的阅读难度，需要每个读者在一步步了解这个王朝内部时有足够的勇气和耐心。

　　这是向走近它的读者发出一种优雅的邀请：我站在十五年积累的基础上，寻找这个谜一样的帝国核心、周围布散的信息，以自己的努力呈现给读者这个王朝的画像乃至精神世界，请读者来了解它的完整身世，以及它在复杂生存环境中的努力、抗争、骄傲、沮丧乃至消亡，伴随着这个过程的是一个古老族群的精神内涵。

　　——摘自《西夏史》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16年3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