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文选》 [法]米歇尔·福柯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订购）

　　对于今天的许多人来说，米歇尔·福柯已经成为了一个听起来比较陌生的名字。毕竟，伴随着时间车轮轰隆隆驶向的21世纪，这已经不再是他受到大力追捧的年代。甚至由于他的早逝，他的《性史》四卷，仅仅有第一卷得以面世，其他三卷则成为永远的遗憾。然而，不得不说的是，福柯的作品从来没有丧失其现实必要性和功用性。从美学到惩罚体系，从疯癫与文明到尼采与先锋思想，福柯对20世纪晚期以来的现代思想都影响深远，直到今天。

　　福柯的理论前后涉及文学、政治、历史、哲学等广泛领域，写作风格诡谲多变，写作作品又以晦涩难懂著称。初读者往往视为大敌当前，百思不得其解。但如果转而结合他自身的生活经历来看，这些晦涩就可以得到一种值得悲悯的理解。在字字落笔中，俨然能看到福柯在通过他本人的亲身体验，来实现对社会的深切观照。他以一种同理心的姿态，用心经营自己对身份、知识、现代社会中的权力等维度的思考。这样的思考使得他站在了为社会各类人发声的角度，思想接到了地气，作品才真正有了振聋发聩的学术力量。

　　早年罹患严重忧郁症并几次企图自杀的经历，让他对非理性状态的研究情有独钟。基于这些经验形成的作品《疯癫与文明》（该作品最早为他的博士论文《疯癫史》），详尽梳理了在造型艺术、文学和哲学中体现的疯癫形象形成、转变的过程及其对现代人的意义。起初的疯人是被手铐铁镣所武断禁锢的，随着精神病医院的落成，疯人则直接被伪善安置。“疯癫逃脱了武断的处置，其结果是进入一种无休止的审判”。在一个强调规则与秩序的二次元世界里，福柯这样突兀的站位、对规则的质疑，不仅使他一举成名，更为他得到了一枚通向学术界新星的通行证。在这部长达700多页的巨著结尾，福柯写道：“疯癫的策略及其获得的新胜利就在于，世界试图通过心理学来评估疯癫和辨明它的合理性，但最后它必须首先在疯癫面前，证明自身的合理性，因为充满斗争和痛苦的世界，是根据上述得出的结论。”这是对现代社会规则的一次大胆讨伐，也是自弗洛伊德学说以来，再一次为疯癫现象正名。

　　福柯本人对谱系规则的强烈反感，很大程度则可以关联到他并不融洽的父子关系。他最初的名字为保罗·米歇尔·福柯（保罗为其父亲的名字），后来他将名字中的保罗放弃了，暗示的含义不言而喻。疯癫的状态，意味的就是个体游离于整齐划一的共同话语体系之外，是孤立的孑然一身，是脱离于规则之外的单个存在。对个体本身的观照，让福柯有机会更加注重对个体经验的考察，而不是人在谱系关系中的存在意义。他的《词与物》全名为《词与物：人类科学的考古学》，其实当时出版时，福柯倾向于将该书命名为《事物的秩序》，但编辑希望改名为《词与物》。The Order of Things作为题目，只保留在该书的英文版标题中。在《词与物》中，福柯提出了他的“人之死”观点，在他看来，既然 “人”的概念只是晚近知识型形塑的结果，并不是先验的存在，那么它也就会被抹去，如同海边沙滩上的一张脸。这一观点让他在理论界树敌无数，但同时也拥有了一批忠实追随者。这是自文艺复兴以来，个体的思想体系再次有机会展开的一次新冒险。

　　上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着社会运动的逐渐兴起，福柯走出书斋，积极投身到各类活动中。在相关记录中可以看出，整个七十年代，他的社会活动都相当频繁。他关注改善犯人的人权状况，关注监狱制度日常运转过程，并还与萨特一起出席过声援监狱暴动犯人的抗议游行，冒着危险前往西班牙抗议独裁者佛朗哥对政治犯的死刑判决；他支持尊重移民和难民的合法权益，并为此请愿上书……这些社会活动给了他一个更加直观的视角，去体验社会秩序的构成和权力准转的逻辑。毫不避讳地说，《规训与惩罚》就是对这一系列活动背后的深深思考，也是对《疯癫与文明》的一次遥相呼应。从疯人的反抗到监狱的暴乱，“不在于环境是否太严酷或太令人窒息，太原始或太有章法，而在于其本身作为权力工具和载体的物质性”，这种权力的运作将整个世界都一体化，作为一套规训方案，而它之所以能够普遍地运用于日常生活，只能说明它甚有功效——只要不考虑被剥夺的个体权利。这是福柯对整个现代社会运行模式的清醒认识。

　　我们可以从福柯的这三部理论中看出福柯永不褪色的价值所在：从关切疯癫患者到关切人的存在，再到关切整个社会模式的运行模式，他不仅是一个反抗常识的姿态，而是追求生命真正解放的姿态，成为整个人类的先行者。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对于他的理论，接纳者永远褒贬不一。他指引我们看见的是一张无可遁逃的权力罗网，是“人之死”的悲剧命运，而并不是逃离。但是正如福柯毕生所做的努力那样，即使是一场悲伤的游戏，人类的最终价值都是贡献上一场异彩纷呈、永远难忘的舞蹈。

　　本文原载于《北京晚报》

来源：北京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