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止庵：

　　随笔、传记作家，出版有《惜别》《周作人传》《樗下读庄》《老子演义》《插花地册子》等20余种著作。做过医生，当过出版社副总编辑，如今是自由恬淡的笔耕者、读书人。

　　《神拳考》止庵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1月版/35.00元（订购）

　　■受访人：止 庵（作家）

　　□采访人：郑 杨（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关键词 历史 文化 差异

　　人类愿望史应该是与通常历史并行的另一种历史，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的不是后人赋予的意义，而是当事人的动机。

　　1900年的夏天，异常炎热而潮湿，但这并不影响京城上至官员下至百姓集体的亢奋情绪。义和团的神力为众人崇拜，似乎荷枪实弹的八国联军兵临城下也无所畏惧。“三点钟，中外炮声皆止。于是相传云，义和拳老师将炮闭住矣，真神人也。”“一夜，户户高悬红灯，迎红灯照仙姑也。拳令甫下，随又令曰，高悬红灯，有碍仙姑云路。城内外万矩高张，倏忽如万星之齐落。少许又喧呼曰，适言红灯宜低者，乃奸细也，仍宜高挂以助神威。乃户户又高举如故。”

　　著名学者、作家止庵在他最近推出的《神拳考》一书中再现了当年义和团运动中万众一心的盛况。生动的叙事将人们的思绪又拉回到100多年前的那个8月，那些火光冲天的疯狂时刻。“团民仇教，合门惨戮，虽妇婴亦纵横数十刃。”“京师既陷，承恩公崇绮走保定，其子葆初在宅做大坑，自死，并老母幼子皆生葬土中。”

　　中外学者关于义和团的研究著作很多，但是《神拳考》却给人全新的阅读体验。在汗牛充栋的史料面前，止庵抽丝剥茧，只做一个独特而冷静的观察者。他从文化差异的视角来分析当年这场战争，用理解和悲悯的情怀来体味当时人们的心境。他越接近历史越能够了解当年人们为什么会那么相信那些“神奇的现实”。“所有的人都是真诚的，否则不会把自己的一切投入进去，那样义无返顾。”止庵对记者说。

　　我只是回到历史现场看看

　　□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义和团这个历史题材感兴趣的？为什么会想到写这样一本书？

　　■我十几年开始写这本书，现在重新修订出版。义和团的这个话题并不是我现在才关注的。但这次也不是简单地旧书重出，而是做了很多修订。至于为什么要写这本书，是因为我读了大概700多万字关于义和团的史料，都是当年的上谕、函牍文告、笔记杂录之类，然后又读了很多学者写的关于义和团的书，我发现很多史料，历史学家没有用，是因为这些史料对他们没有用处。历史学家考虑的是当时的历史对于后人来说有何意义，而我关注的只是当时的人们到底在想什么，为什么会这么想，因为这些想法，人们做了什么。

　　□您说这本书是把义和团的历史放到文化批评项下来考量，那么文化批评与历史评价的着眼点有何不同？当年上至达官贵人，下至黎民百姓普遍相信的“神怪”文化是不是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的土壤？

　　■需要强调的是，这不是一本历史书，而是一本文化批评的书。我并不否认历史学家对义和团运动是反帝爱国运动的评价，但文化批评不像历史学家那样去作判断，去考虑对当下的意义，它的任务只是观察和考量。比如著名学者荣孟源在《义和团史料》序言中曾说过“‘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这句话的前半句是空话，后半句才指出了义和团反帝运动兴起的真情”。但在我看来，前半句对今天的人是空话，对于当年的义和团来说却未必是空话，他们是实实在在相信“神”的存在，没有神助拳，就没有义和团。

　　当时上至达官贵人下至黎民百姓都相信“神怪”的存在。这种“神怪”文化，其实不止中国独有。马可·波罗曾说有些大鸟能拽着大象在空中飞翔，马丁·路德也说自己曾经与魔鬼邂逅，并朝他的脑袋扔了一个墨水瓶。加西亚·马尔克斯写的《百年孤独》是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品。正是因为这种“神怪”文化根深蒂固，导致当时人们有那些思想和行为。以1900年发生的事而论，当时的人们认为洋人是“鬼”，而义和团是“神”的化身，神能驱鬼。这是义和团能在战场上勇往直前的精神支柱，也是朝廷和民众觉得义和团能够抵御外辱，把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交付给他们的原因。“你看不见，但是有人看得见。”后来的人也许觉得他们“执迷不悟”，但对于当事人来说，则是“义无反顾”。

　　□您说您是从尽量靠近当事人的视角来看待这段历史，试图回到100年前的现实当中。整部书读下来，感觉到一种冷静观察、理性分析的态度，一种回到历史现场的理解和悲悯的情怀，做到这点实际上非常不容易。

　　■确实，在写这段历史的过程中，我既不“义愤填膺”，也不“痛心疾首”。隔着100年的时间去嘲笑前人没有多大意思。我只是回到历史现场看看，我关心的是这个事情是怎样发生的，为什么以这种方式发生，又演变到怎样的程度。我留意的是其中的极致性：本来已经被证明是假的，但为什么大家还认为是真的。不但底层民众相信，有文化、读过书的人也相信，比如理学大师、大学士徐桐，就成为义和团最狂热的信徒。

　　这场战争实际上应该看作一次文化冲突

　　□以您的观点来看，义和团与教民的冲突在当时是可以避免的吗？即使没有保守势力的盲目排外，假设有一个非常理性的人物能够指出义和团的虚妄之处，是不是当时的事情就不会发展到最后那种不可收拾的状态？

　　■历史是没有假设的，历史就是以这样极端的形式发生了，任何重大的历史事件都有它的偶然性也有它的必然性。当时袁世凯在山东，他曾试验过，证明义和团不灵。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裕禄，实际上自己也不相信，但他是一个逢迎的人，因为朝廷信，所以他就信了。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跟国外列强打过几次大的仗，一开始是没有枪炮，后来我们也买了洋枪洋炮，但还是失败了。国人内心充满失望，现在有了义和团的“刀枪不入”，似乎解决了最根本的问题，而且是很简便地解决了问题。当时中国人的心理和情绪，人们主观意识上都希望如此，也就相信如此。还有当时慈禧与光绪之间极端恶化的关系，都导致这件事情就这样发生了。

　　□虚妄的狂欢之后是残酷和血淋淋的现实，在这个事件当中，无论是主战派还是主和派，无论是团民还是教民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特别是那些相信神幻奇说的人，他们在国破家亡之后所承受的痛苦也是真实的。他们为自己执着的信念付出了代价。看您的书中，描写的北京城沦陷的那一刻，真是非常悲壮。国人其实应该得到警醒，一个孱弱的病体，无法用虚幻的药来治愈，很多人认为，义和团的这段历史给后人敲响警钟，您怎么看？

　　■这是一段非常惨痛的历史，这场战争实际上应该看作一次文化冲突，不对等的文化冲突，造成了不对等的战争。其实类似的事情在历史上是不断发生、重复上演的。若说值得深思，恐怕是在这里。到现在人们也还是容易相信很多稀奇古怪的事情。比如吃什么对身体有益，大家听信了某种传闻都去抢购食盐等等事情，现在还是在不断重复上演。从开始写这本书到今天十多年过去了，我现在更加觉得不能停留在“当时的人很愚蠢、很可笑”这一层上。我写这本书不是要警醒什么，没那么宏大的愿望，也没有什么经验教训要总结。当我们肯定或否定，赞美或批评历史上的一些人或一些事时，我们其实是置身事外的；与此相反，《神拳考》是一本“设身处地”的书。然而在设身处地地体会时，我们未必觉得也要像当年人物那样做，或只能那样做，甚至应该那样做，反倒可能认定自己不会这样做，而不这样做就需要比他们在知识、思想、修养等方面做些修正和补充，这也就涉及整个文化背景的问题了。

来源：《中国出版传媒商报》2016年5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