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女性与服饰，看似与革命、政治相去甚远，但不论是法国旧制度晚期的汹涌暗流，还是大革命时代稍纵即变的政治局势，法国女性服饰无不被卷入历史的洪流，记载着非同寻常的时代里人们的情感与心态。

女性与服饰，看似与革命、政治相去甚远，但不论是法国旧制度晚期的汹涌暗流，还是大革命时代稍纵即变的政治局势，法国女性服饰无不被卷入历史的洪流，记载着非同寻常的时代里人们的情感与心态。

比如，法国末代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私底下最爱简洁的白色长裙，却为何以极度的奢华著称于世？ 比如，大革命时代的激进女性，曾穿着男装、挎着刀枪走上街头，她们寻求平等的路途为何曲折？又比如，革命之后被称为“垮掉的一代”的法国青年女性，肆意寻欢的背后是否是整个社会的迷茫？

性别研究、表象研究是当前史学领域的前沿阵地。本书从这两个角度出发，考察法国大革命期间法国女性的时尚服饰，深入细致地分析时尚文化与政治事件、社会变迁之间的互动机制。作者立足于图像实证材料，从2万多幅图片中选取资料，通过服饰材料和外观的改变，来探究其背后的政治文化变迁。

作者简介

汤晓燕，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职于浙江大学历史学系。曾留学于法国里昂人文高等师范学校、巴黎政治学院等高校，专研法国女性史及18世纪法国史等。

精选文摘

18世纪的“奢侈之争”中的女性

回到我们的主题，即，女性形象在18世纪的奢侈讨论中，又是怎么样的？总体而言，在18世纪的奢侈大辩论中，女性依然与奢侈如影相随。这也是奢侈论争在该阶段显现出来的重要特征。

首先是文化界名人对女性在奢侈文化中的主导作用深信不疑。霍尔巴赫认为，在奢侈的社会里，是女性主宰着社会风气。男性为了取悦女性，变得温和谦恭；“随着奢侈之风的增长，妇女对社会的影响愈益增大，最后她们终于开始决定社会风尚”。孟德斯鸠说，（在君主国里），奢侈总是和妇女一道支配着朝廷。相反，在共和国，虽然女性在法律上是自由的，但是她们却受风俗的支配，因为那里的风俗摒弃奢侈，所以腐化和邪恶也一起被摒弃。曼德维尔在《蜜蜂的寓言》中说：“最坏的女人，最挥霍无度的性别，的确是既消费生活必需品，亦消费奢侈品。”有趣的是，他认为，正是女性的这些欲望，支撑了几十万人的就业与生计。他说：“伦敦的繁荣，一般贸易的繁荣，从而国家的荣誉、实力、安全及其一切现世利益，其中相当大的部分皆要依赖女人那些欺诈的邪恶计谋。”当时的文献学家德塞尔（Nicolas Toussaint Des Essarts）在他的《通用管理词典》（Dictionnaire universel de police）中这样解释“时尚行业”，“这是一个人数众多的团体，是女人的奢侈催生了它，风情给予它养分，只要轻佻的品味一直保持着无穷的激情，那它就可以会一直存在。”

此外，这一时期，不少官方文件专门针对女性在衣着上的装饰。例如，1700年高等法院颁布有关衣料及其他饰品的法令：禁止妇女穿着任何饰有花边、蕾丝、小钮扣或由金银织物制成的装饰物的服装，违者将被处以三千锂的罚款，允许妇女在大衣、裙子、长裙外面装饰丝绒或其他材料制成的花边或饰带。……从今往后，禁止书记员、公证人、检察员、传达员、商人以及手艺人的妻子或者未出嫁女儿拥有或佩戴任何质地的宝石制成的指环，以及穿戴任何金银线织就的衣料、饰带、穗子或者花边。1701年又特意重申了1700年的相关规定。在法国禁奢令的历史上，早期法令中并不多见专门针对女性着装的条款，往往规定不同等级的人在家居、马车或男性外套等方面的上限，即便有涉及女性，也总是附加在对于男性的服饰规定之后。因而，18世纪出现的特意强调女性服饰的禁奢令，显然是因为这个时期社会上出现了范围较广的女性服饰上的越界行为。

1705年，布哈代勒撰文斥责妇女们的野心和虚荣远大于男性。他说，那些商妇和资产阶级女性不仅在称谓上滥用“夫人”、“小姐”等原先非常尊贵的词，还在服饰上模仿社会地位高的贵妇们，把自己打扮得像伯爵夫人一样，征税官的妻子也穿得像个女侯爵——“她们宽大的裙摆像圆形剧场那样里三层外三层地罩着不同织物，长长的披肩的打结方式数以千计”。作者感喟世风日下，自然、简洁、朴素的穿衣风格已完全被浮夸造作的繁复衣饰所取代，女人们徒劳无益地幻想着用外表去取悦他人，或者是让自己显得与众不同。这些不甘于平淡简朴的欲望在作者看来就是无穷无尽的恶的根源。

到了18世纪中后期，关于奢侈的各种论文、小册子中，女性被攻击的现象愈演愈烈。1762年，一本题名为《关于交际花问题，向巴黎警署中尉大人的陈述》（Représentations à Monsieur le lieutenant général de police de Paris sur les courtisanes）在坊间流传。这本小册子的出版机构居然署为：一个已被女人搞得破产的社会中的一家印刷厂。作者对巴黎各个社交场合深恶痛绝。他开篇即说：“在这个到处都是悲惨景象的首都，却充斥着沉溺于极度奢侈的交际花们，这与某些公法是相抵触的。……无论在何处，人们总是能遇见这种女人 ，以致于来旅行的外国人以为这个国家的女人无一例外都是这种德行。”作者说，这些交际花们的挥霍程度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她们过着王公贵族般的生活，就像出身最高贵的公主一样。她们中的几个的开销就抵得上罗马最腐化时期的整个这种团体的铺张。而作者最关注的是，当整个社会风气由她们掌握时，法国的贵族等级就堕落了，而这个阶级本该是君主制的中流砥柱。

1772年，法国文学批评家托马斯（Antoine-Léonard Thomas）在《不同时代女性的特点、风俗和精神面貌》（Essai sur le caractere, les moeurs et l'esprit des femmes dans les différents siecles）中颂扬早期罗马妇女的质朴坚韧、恪守妇道，以此来反衬路易十三登基以来法国宫廷中由女性带来的混合着卖弄风情和桀骜自负的不良风气。作者认为，这股歪风愈演愈烈，已经由宫廷扩散到了社会各个阶层。“越是文雅的社会越听不见不同的声音，古老的习俗已被抹去。所有的等级混淆在一起。”作者把这一切都归咎于女性，他说：“毋庸置疑，所有这些改变和混乱，都应该归罪于女人。殷勤献媚被称为时尚，轻佻风尚被视为优雅，举国上下都在模仿宫廷。罪恶伴随着欢愉到处流传。”

1779年，格蒂耶神父发表专论，抨击女性对外表及奢侈服饰的痴迷。他在文中详细列举史上诸位基督教作家对此问题的观点，重申对避寒遮体之外服装的需求就是寻求感官的乐趣，这即是各种罪恶欲望的开端。他认为，女性不应该追逐锦衣华服的理由有七个：误解和歪曲穿衣的初衷是为了记住人类最早的堕落；迷恋虚荣外表是放弃谦逊苦难的人性大道转而追随魔鬼的歧途；尘世的生活是一场不断与魔鬼做斗争的战争，每个人都是过客和战士；追逐外表的华美是炫耀自身，与基督教倡导的谦恭不符；梳妆打扮荒废了原可用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的时间；使得女性没有心思操持家务，悉心照料孩子；引诱男性犯罪。尤其是最后一条，作者强调精心打扮的女人使得男性的目光从美德的光辉上移开，这比火和毒药更具危险性。针对当时浮躁奢侈的社会，格蒂耶神父觉得就如同人生病发烧一样，需要有镇静的药物给予治疗，这些基督教圣人们的劝诫就是一味良药。他提出，对待服装，应该像堕落之后的亚当夏娃从上帝那里接过兽皮那样，抱着忏悔和羞愧的心态。

这些文本清楚地透露出，在18世纪下半叶对奢侈的反对声中，女性成为被攻击、被限制、被劝诫的主要对象，尤其当奢侈以服饰的形式表现时，尤为明显。商业社会的逐渐出现，伴随着人们对自身幸福的更多关注。在一些反对者眼里，这种追求自身的快乐和幸福必定会以牺牲美德为代价。而古典思想中奢侈的女性化形象在18世纪再次被强化，是由于新的消费文化被看成与女性一样，不仅自身秉性朝三暮四而且会引诱善良的人脱离朴素克制的生活转而寻求新鲜的刺激，放纵人心的欲望。更何况，在西方文化中，历来有把交换与消费的行为性别化的传统，尤其是将其女性化。这一点实际上在古典作家那里已经表现得相当明显，柏拉图等人因为商人、手工业者不像农业生产者或者士兵那样能够自力更生（古代战争中士兵可以掠夺为生），从根本上需要仰仗他人，所以被视为是带有“女气”（femininity）的行业。

来源：百道网 2016年5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