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强,儿童文学理论家、翻译家、作家,中国海洋大学儿童文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出版有《朱自强学术文集(10卷)》《儿童文学的本质》《儿童文学概论》《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分化期”儿童文学研究》《日本儿童文学论》《小学语文文学教育》《小学语文儿童文学教学法》等研究专著和《会说话的手》《老糖夫妇去旅行》等绘本,系列儿童故事《属鼠蓝和属鼠灰》获泰山文艺奖;翻译出版学术对谈著作《绘本之力》以及日本儿童文学名著十余种、绘本近百种。日前,记者约访到了朱先生,请他就“儿童文学与绘本创作”这一话题与大家分享心得。 记者:您曾在《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一书中,把中国儿童文学自 1949年以后的8年称为“短暂的‘黄金时代’”,在《黄金时代的中国儿童文学》中则把自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的这段时期称为中国儿童文学的“黄金时代”。为什么要作这种区分?您的依据是什么?
朱自强:称“短暂的‘黄金时代’”,是因为在这段时期,中国儿童文学出现了一批优秀的有影响的作品,如张天翼的《宝葫芦的秘密》和严文井的《下次开船港》。以这两部作品为代表,当时出现了一个中长篇创作的好迹象。看一个国家儿童文学的发展水准,只有短篇是不够的,还是要以中长篇为主。但在1957年以后我国的儿童文学环境发生了变化,最主要是因为“左”倾思想的影响,它的一些错误观念对儿童文学造成了一定的束缚。到“文革”时期,中国的儿童文学更是受到了很大伤害,好的作品几乎就见不到了。所以那8年是一个短暂的繁荣时期。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儿童文学才迎来一个全新的时代,人们开始改变对儿童文学的观念,要把儿童文学从教育的工具中拯救出来,变成真正属于自己的文学。当时人们追求一个口号,就是“儿童文学是文学”,大家追求文学性。上世纪90年代中长篇作品大量涌现,中国儿童文学作家在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认识和表现儿童生活的能力得到了提高。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变化是,80年代时是向文学回归,到90年代就开始重视儿童读者了,作品既要写得有文学性,又要有儿童性,贴近儿童生活,为他们所理解和喜爱。当时具有标志性的作品是秦文君的《男生贾里全传》。到2000年以后,这种好势头持续发展,积淀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家和作品。这种创作繁荣的好势头持续这么长时间的情况,是在中国儿童文学历史(中国儿童文学有百年历史,从清末民初开始产生)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因此,我把这段时间称为中国儿童文学的“黄金时代”。不过,我在书中还是有所保留,因为这个阶段我们的儿童文学只是一个相对的(和历史相比较)繁荣,还存在种种问题,如在向儿童性回归的时候,出现了一些创作内容肤浅、艺术手法不够好甚至有庸俗化倾向的儿童作家和作品。我在《黄金时代的中国儿童文学》这本书中没有对通俗儿童文学作评论,就是这个原因。 记者:在那8年,中国儿童文学虽然出现了一个创作上的“黄金时代”,在阅读推广方面却做得很不够。现在,不仅涌现出了很多优秀的作家和作品,在阅读推广方面,国家和很多民间的力量都参与了进来,确实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好势头。
朱自强:对,你说的这个很重要。儿童文学不管是创作还是出版,最终都是为了孩子,要深入到孩子群体中去,为他们所阅读,为他们所喜爱,这才是儿童文学的终极目的。现在,亲子共读、阅读推广活动搞得很好,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整合到一起,共同来推进这件事,我觉得这是给儿童文学的发展带来的最好的一个机遇。记者:您从事儿童文学研究大概有几十年的时间了,其间您感受最深的是什么?这种研究工作对您自身产生了什么影响?
朱自强:我从1982年大学毕业留校开始从事儿童文学教学和研究,到现在已经34年了。这其中有很多体会,首先,我觉得儿童文学是一个“小儿科”,这个“小儿科”是褒义的。在医学领域里“小儿科”是一个非常有难度的领域,儿童文学也是如此。我刚从事儿童文学研究的时候就像患了失语症一样,不知道说什么好。我大学学的是文学,而儿童文学是有自己独特特质的一种文学,所以怎么言说儿童文学,你是找不到话语的。为什么呢,因为知识储备不够、知识结构不完善。后来,我渐渐发现,儿童文学是跨学科的,比如和心理学、教育学、民俗学(特指民间文学)、美术(绘本)、历史学、哲学、语言学等都有交叉。所以,要想对儿童文学作一个整体的有深度的把握,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就我个人来说,经过这三十几年的积累,我才对儿童文学的把握有一定的基础。当然,这个学科的高度还需要大家再去努力攀登。因为对儿童文学学科有误解,在学术领域,尤其是主流的学术领域里儿童文学其实是被冷落、误解甚至被漠视的,最近几年开始有了改变,研究成人文学的一些学者渐渐意识到了儿童文学的重要性,整个环境也开始发生变化。
我曾说过:“儿童文学就是世界观。”研究儿童文学对我的世界观的建构有很大的影响,它给了我智慧。如果我没有研究儿童文学,我对人生、社会、人性以及整个世界的看法就会有很大不同。它对我生活的影响则主要体现在育儿方面。在我儿子出生时我就已经开始研究儿童文学了,他的整个童年一直都有经典的儿童文学作品的陪伴,从精神上来说他是很快乐的,他也从儿童文学中获得了很多有益的帮助,对他后来选择人生道路和看待生活产生了很大影响。 记者:据了解,您去日本做过访问学者,也翻译了很多著名的日本图画书,在您看来,中日两国的儿童文学有什么区别?
朱自强:区别很大。拿绘本来说,最显著的就是发展的落差。日本在绘本创作、出版以及研究方面是走在中国前面的,可以说,整个日本儿童文学的历史早于中国二十几年的时间。日本是一个特别注重从国外汲取资源并和自身特色相结合的民族,日本儿童文学的发展一直和西方保持着密切联系。中国儿童文学处于萌芽时,日本是一个桥梁,西方很多东西是通过日本传到中国的。“童话”这个词其实是日语的语汇,“童话”的繁体字和日语中的“童话”相同。在引进这个语汇的过程中,“童话”的概念也几乎就相当于我国儿童文学的代名词了。日本的儿童文学在发展过程中保留了很多民族性的东西,比如绘本的色彩、创意,在此基础上,他们大胆地引进西方的经验。上世纪60年代,日本的绘本有了一个快速的发展,然后持续地发展到现在这么多年。因为我们中断了相当长的时间,我们对绘本的概念、文体、特质的认识是最近十几年才渐渐开始形成。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在时间上相对有些滞后。不过,这几年我们的发展势头是可喜的,出现了一些有特点、有创意、表现力强、深受孩子喜欢的绘本,如《会说话的手》《好神奇的小石头》等。这些作品不管是在创意方面,还是在表现力上,即使和世界优秀的作品去比较,也都有其独特的艺术价值。这样的作品多起来之后,中国的绘本创作就会有一个很大的提升,现在已经出现这样的势头,我相信,下一步会发展得比较快。 记者:少儿阅读在当下被前所未有地重视,少儿出版也是一年比一年火爆。然而,目前国内少儿图书还是以科普、探险、历史为代表的知识类读物为主,好的原创少儿文学,特别是纯文学图书还是不够多。对此,您怎么看?
朱自强:儿童的阅读本身就是多元的,在其阅读范围内,文学应该占到比较大的比例。从儿童自主的选择来看,儿童文学应该是儿童阅读的主体性部分。但儿童的兴趣是非常多元的,尤其是他们对世界的探索欲很强,所以像科普、探险、历史都会成为他们很感兴趣的阅读内容。他们多读这类图书,也是我所提倡的。不过,在作这样一个选择的时候,家长是不是有点功利,就想让孩子多学点知识,毕竟,一部文学作品所讲述的故事再感人,孩子得到的知识是看不见的。虽然家长让孩子学习知识无可厚非,但如果过于偏向知识类读物,就会产生问题。我一直认为知识阅读很有必要,人的心智在发展过程中和科学知识相关的这部分非常重要。但同时,一个人的心智要健全发展,除了需要知识,还需要人文精神的滋养,这就需要文学来提供。所以,我们要给孩子一个生态性的健康的成长环境,这两类作品都不可或缺。 记者:您创作的绘本诸如《老糖夫妇去旅行》《会说话的手》,不仅内容好,而且广受孩子们欢迎。就您这么多年对儿童文学的研究经验来看,如何才能创作出一本优秀的绘本呢?
朱自强:这很难一下子说清。好作品形形色色,作家创作的方式、习惯也是形形色色,所以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我个人的体会是,在创作绘本时,创意非常重要,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创意为王———绘本的艺术品性》来讲这个问题。找不到好的创意,我就不会去写作。好的创意往往不是坐在桌子前苦思冥想出来的,而通常是在散步、闲逛、和朋友聊天、阅读绘本或者洗澡的时候出现。好的创意可遇不可求,是偶然来的,但这个偶然性里也有其必然性,那就是平常生活经验的积累、对绘本这种艺术形式的领悟等。这些方面综合到一起,在生活中遇到某个机缘,创意就会被激发出来。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的话,就是勉力创作绘本,不勉强去写绘本。
来源:《图书馆报》2016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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