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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1月，中国人民大学开办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高级研究班”。随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将参与授课的15位著名学者的讲义，结集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15讲》出版。

　　这本书的出版具有重要意义。政治经济学与一般经济学的区别，就在于政治二字。在西方古典传统中，政治是一个不同于，也是高于伦理的领域，伦理领域是由家庭和“家计”构成的，在希腊，正如“理想国”与“共和国”其实是一个词一样，“家计”与后来的“经济”“家计学”与“经济学”也是一个词。亚里斯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指出，如果说家庭与家计的目标就是“生活”，那么，政治的目标则是“优良的生活”。

　　马克思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一个要害在于，资产阶级经济学以“生计”和“谋生”的合法性，取代了人类追求更美好生活的合法性。马克思指出：经济活动的目标不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是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求，当他用“自由人的联合”来超越建立在交换基础上的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时候，他其实也是在重建被资产阶级市民社会所摧毁的“政治领域”和“政治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论》是在资本日益确立起统治地位的形势下，重写了亚里斯多德的《政治学》，马克思也是从这个意义上批判了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建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大厦。

　　在《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15讲》中，张宇、胡钧等教授严谨地梳理了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的不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此前的政治经济学的不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视野，不是一个企业，不是抽象的交换领域，而是一个共同体中的人们的交往方式，是城邦、国家乃至人类共同体的交往方式。商品交换只是人类交往方式的一种，而以简单的商品交换来取代共同体中的人们的交往，这种视野和抱负不仅是十分狭窄的，也是马克思所批判的用资产阶级的市民社会来代替自由人的联合。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首先是一个创造和重建新的政治共同体、文明共同体的波澜壮阔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指导作用，就表现在以人类解放的思想，把一盘散沙的旧中国组织为一个政治上的共同体，造成了人民对于政治的广泛参与，在这个基础上，创立了由中国人民所支配的资源和资本等要素供给体系，并在这个独立自主的、强大的要求体系下，发展商品经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不仅是寻求富强、发展经济的过程，更是一个追求公平正义的伟大历程，正是后者为前者提供了合法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与经济不是对立的，新中国的前后三十年的发展道路，也不是对立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通过增加企业自主性、地方竞争力，极大地增加了中国经济的活力，但是，正如林岗、陈享光教授在他们的讲义中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始终面临着国际资本主义体系在资源和资本领域里的垄断压力，正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告诉我们，要打破资源和资本的国际垄断，这不是靠市场竞争能够解决的。不断加强中国在能源转化、科技创新和金融领域中的能力，是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内容。刘伟教授认为，只有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才能对中国的改革进行有效的分析，而从西方经济学的“转轨理论”，是无法分析中国改革的成功经验的。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一般经济学的区别，就在于其鲜明的批判性、实践性、创新性。顾海良教授、程恩富教授在讲义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建立在对一般经济学的批判的基础上的。《资本论》的副标题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批判并不是简单的否定，而是揭发和正视一般经济学所回避、掩盖的问题，科学地分析这些问题可能造成的各种复杂后果，并不断探索和提供解决这些问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一个时期以来，我们在学科建设和学科划分上，出现了一种特殊的现象，那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乃至经济学硬性区分开来，无论这种划分与区隔处于怎样的考虑，它都难以避免如下困惑：第一，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在西方产生的，它全面地继承了自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以来西方思想的深刻传统，尖锐地批判和反思了资产阶级经济学脱离政治、取消政治的弊端，既是对西方思想的革命，也是重建。而在今天，不论在西方还是中国，脱离政治、“去政治化”的趋势，都是鲜明地存在着的，这与其说是“历史的终结”“政治的终结”，还不如说是历史的倒退。第二，由于这种区隔，在我们的教学和研究领域里，马克思主义很大程度上被从经济学学科领域中分离出来，而这造成的问题就更大，因为马克思首先是伟大的《资本论》的作者、伟大的经济学家，离开了经济分析谈马克思主义，容易沦为游谈无根甚至“空谈”。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本由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专家合作撰写的著作的出版，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它将极大地拓宽经济学研究的视野，把狭窄的“企业家的经济学”，提升为中国的、人民的经济学。

　　本文原载于《人民日报》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