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毡》，西西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2月版（订购）

　　在我的意识里，与现代化、城市化相伴的文学，多为表现人的颓丧与绝望感。卡夫卡等现代主义者，他们于当年所传递的文学精神，即是对日益世俗化的现代世界里人变成动物、无法再得救的绝望判断。而中国当代文学，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也同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实现了反思性同行。在多数作家笔下，现代化、城市化导致的，也是人的精神衰变，在批判性思想的观照下书写着人事与物象。

　　书写、批判现代化所带来的道德衰落和人性颓败，有其时代性的道德承担，是一种难得的精神取向。但人的内心被此类作品完全占据之后，往往会塑造成一种只知否定、唯批判至上的审美趣味，进而内心变得坚硬，无法理解文学的柔软面，难以觉察到现实生活中的温暖维度。

　　偏执于批判，有其可贵处，但活在片面的知识观念里，忽略生活本身的多面性、复杂性，就走向了遗憾和可怕。小说创作，应该进入细微的日常生活，在密实的人事细节陈述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人与物、城之间的多面情感。作家对于城市化进程的思想判断，亦须隐藏在叙事的细枝末节处。在这方面，我们的作家往往做得不够，太过强烈的思想表达欲望，阻碍了他们对日常生活的诚恳体验。而我以为，西西的小说可以弥补这一缺憾。

　　西西笔下的城市和城市化历史，源于更为温和的日常感受。她笔下的文字，对消逝的事物，会流露感伤情绪，但也仅仅是怀旧。相比于感伤，她小说中的人物，更多的情况是平和地接受并适应着新生事物。旧事物的“过去”和新事物的“到来”，都被处理得自然而然。语言不激愤，情节更不激烈。《我城》和《飞毡》，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品。

　　《我城》集中地书写城市小民简单的生活情趣，《飞毡》却侧重于书写一个城市的发展史，但这种发展史也是从小民生活的物质和情感变迁中细说而来的。仅从“飞毡”这一标题来看，即可见出西西的关注点和超越面。毡即毯，是最为平常的日常生活用品，而在西西的笔下，成了会飞的魔幻之物。“毡”这一意象，作为立足点，是作为叙事起点的生活物品，也是西西这部小说所要讲述的城市意象。肥土镇就是一幅“毡”。西西说：“别看轻这小小的毡垫，长期以来，它保护了许多人的脚，保护了这片土地，它也有自己的光辉岁月，机缘巧合，它竟也会飞翔。”

　　肥土镇作为毡垫，即是小说的寓意指向。小说中的突厥人花里耶、花里巴巴父子以及移民过来的李健一家人，甚至于一直生活于肥土镇的众多角色，都是受这“毡垫”保护的人。花里耶到肥土镇做生意，肥土镇给了他安乐的落脚点。花里耶不见后，肥土镇的淳朴，花里巴巴在异乡也能够顺利成长，不受丝毫委屈。这种保护，不只是地理位置的缘由，更是肥土镇的朴质人心。

　　西西笔下，没有什么人惯于阴谋诡计。年轻时候的叶重生，对花初三的感情，虽偏执，却干脆利索，在西西诗性语句的描摹下，爱与痛都清晰明朗，不见丝毫拖泥带水成分。而李健一家人迁到花家住下时，我们本能地想到，亲戚之间的龃龉、寄人篱下的情绪必将来临，可西西对此不感兴趣，他们在小说中都顺利落居。西西笔下，有的是花家顺利地接受了改变，并愉快地过起了新生活，该保留的茶楼也被保留。这种温和，是西西过滤后的柔情希望？还是肥土镇切实的日常人情？从西西处理花家屡遭火灾、起起落落的家庭变故来看，肥土镇的变迁史，灾难是有的，只不过这里人心的柔和、温厚，可以从容应对一切遭遇。

　　肥土镇的人，可以化苦难为柔情，用过日子的生活哲学，抵抗一切粗粝的苦痛。而西西，则能够用诗一般的语言，化各种惨烈情节为舒缓的艺术内容，消解了所有可能折损文学魅力的元素。或许，这就是西西的杰出所在。她并非不批判，并非对痛苦视而不见，她只是更愿意以平和的心性来处理苦与疼，把感情投入到那些细碎的事物上，以人世间最为平常的温情，来超越疼痛。

　　肥土镇这“毡”之所以能“飞”，不是西西的刻意魔幻化，而是缘于肥土镇人纯净而诗性的生活情态。抓住人心，物就动起来了，于是西西能飞在城市的心上。西西以童真般的心性、灵动的语言，勾勒的是勤于生活的可爱之人，描摹了无数印刻着历史痕迹的物。这里，有情的人与有生命的物，关系融洽，没有奴役，更无异化。阅读《飞毡》，实是感受现代城市生活的温情与希望。(唐诗人 中山大学中文系博士)

　　本文原载于《南方都市报》

来源：新浪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