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初版是1987年，一晃快30年了。写这本书的时间更早，是1982到83年，那就不止30年。一本普通的学术性教材，30年间居然印刷50多次，印数过百万，这也是当初所未能预料的。北大出版社要开个会来纪念一下，不禁想起许多往事。

　　这本书的“由头”，是王瑶先生给的“任务”。

　　我和钱理群、吴福辉都是1978年考入北大中文系读研究生的，王瑶是我们的导师。1981年毕业，吴福辉分配工作到作协下面的一个机构，参与筹建现代文学馆。我和钱理群则留校在中文系任教。当时全国中小学正从“文革”的困境中走出来，恢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广大教师渴望进修，提高教学水平。有相当一部分中学老师没有上过大学，希望通过在职学习能拿到大专文凭。于是上“刊授中师”、“电大”和“自修大学”就成为一股热潮。1982年春，有一份面向中小学老师的刊物《陕西教育》向王瑶先生约稿，邀请他编一套“中国现代文学”，作为刊授“自修大学”中文专业的教材。王瑶先生二话不说就答应了。像他这样大名鼎鼎的学者怎么会为一份“小刊物”供稿？是一种责任心和使命感的驱动。记得同时为该刊编教材的还有其他几位著名学者，包括写《文学概论》的郑国铨先生和写《现代汉语》的张志公先生。

　　当然，王瑶先生也是想为学生提供一个“练手”的机会。王瑶先生就找我们三位，还有他的女儿王超冰（当时也在现代文学馆工作）讨论，希望能承担编写任务。我们几位都非常乐于参与。查了一下日记，1982年5月13日，和钱、吴、王讨论教材的大纲体例，分工落实每人编写的部分。吴福辉和王超冰负责小说，钱理群负责诗歌与戏剧，我主要负责文学运动、思潮和散文部分，每个人还要再写几个作家的专章。1982年10月，我写完关于五四新文学的第一讲。又过了大约半年，写完自己负责的其他5讲。

　　老钱老吴他们也是边写边拿去《陕西教育》发表，从1983年10月开始，每月刊出一至二讲，共刊出17次，24讲，约25万字，一直连载到1984年底。每次刊出的署名都是“王瑶主编，某某执笔”。那时我们还教年轻，总想超越一般教材的写法，放手往“深”和“新”里写，使教材带点专著性质。这部教材的确不太像一般文学史教材那样严谨，但较有生气，反而受到欢迎。那时思想解放刚刚启动，现代文学研究非常活跃，但基础性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很多史料都要重新去寻找、核实和梳理，论述的观点也需要拿捏，许多章节等于是写一篇论文，费力不小。但这项任务也促使我们去考虑如何把新的研究转化为文学史教学，等于是把整个现代文学史认真“过”了一遍，对我们后来的研究开展有莫大的帮助。

　　《陕西教育》的发行量不小，估计有一二十万，但这部教材的刊出后，好像泥牛入海，没有什么反应，学界也并不关心。尽管这样，我们几位还是不甘寂寞，希望能把教材修改好，出单行本。几个人商量，叫什么书名好？老钱建议叫《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以区别于通行的“现代文学史”，这也是受到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的启发吧。原稿24讲，成书时以三个十年为“经”，以文体及代表作家为“纬”，交织设计为拓展为3编32章，字数也扩展到46万。

　　书修改完毕，先是想投给北大出版社。那时北大社刚恢复建制不久，在北大南门一座破庙里办公，一年出版不了几本书。因为有熟人黄子平（后来居香港，成为著名评论家）在那里当编辑，我就去找他。他拍拍胸脯说，“老兄，没问题，我包下了”。可是过了些天，他有些沮丧说，社里讨论没有过，领导说你们只是讲师，写教材还不够权威。我们只好另谋出路。吴福辉说他认识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编辑高国平，不妨一试。于是便写信联系高国平。上海文艺社果然思想开放，不论资排辈，很痛快就接纳了这部讲师写的教材，准备出版。当我们把消息告诉王瑶先生时，他边抽烟斗边连连咳嗽，高兴地说他来当“顾问”好了，还要专门写了一篇序言。

　　这篇序言竟然在书正式出版之前一年就写好，发表在《文艺报》上。文中用主要篇幅回顾了自1922年胡适写《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以来新文学研究的历史，认为几经折腾，如今终于进入到“日常的学术建设阶段”。王瑶先生是想从学科史的角度来看几位青年研究者写教材这件事，肯定这是一部“有特色的现代文学史著作”，“这个事实本身就是令人振奋的”。关于这部书的特色，他说得并不多，但肯定了其“打破狭窄格局，扩大研究领域”，“力图真实地写出历史的全貌”。另外，指出这本书重视作品的艺术成就和创作个性，注重文学思潮流派及文体的历史考察，并对一些代表现代最高水平的作家进行专章论述。王瑶先生对这本书也有隐性的批评，认为该书体例框架和研究方法上仍然存在欠缺，对文学发展内部规律缺少细致的探究。导师的序言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当时书还没有出来，他就为年轻人“鸣锣开道”了。

　　王瑶先生的序言写于1985年5月24日，全书的修改完稿，则是1986年5月，正好一年之后。又过了一年多，到1987年8月，《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才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初次印刷6200册。现在我手头还保存有初版本，32开本，665页，封面是红蓝条纹的简单构图，定价才3.40元。这本书对我们来说，都不是“处女作”。在它之前，我已经出版了博士论文《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还有2本比较文学论集，但《三十年》的面世，仍然让我们“振奋”。每听到一线教学使用这本教材的反馈，无论批评还是表扬，我们都有满足感。

　　《三十年》在上海文艺出版社10年，印刷4次，估计印数超过2万，教学中的使用率不算很高。它真正为广大师生所熟知，是到出版的“第二个十年”之后。

　　1997年我就任北大出版社总编辑。当时有一个想法，就是把教材作为出版社的主业，多出好教材。我首先就想到《三十年》。就和老钱、老吴商量，把上海文艺已经到期的版权要过来，交北大社修订出版。1997年10月底至11月初，由北大出版社编辑乔征胜和张凤珠安排，我和钱理群、吴福辉在北京香山蒙养园宾馆“闭门蛰居”多日，认真讨论修订方案，然后分头着手写作。王超冰因在国外，没有参加。那时老钱老吴不到60岁，我50出头，精力都还旺盛，讨论写作之余还一起登鬼见愁呢。那是一段快乐充实的时光。

　　和十多年前比较，我们三位在学术上开始有些积累了，对教材修订也更有些眼光和把握。老钱这时期除了研究周作人，还和黄子平、陈平原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对现代文学史的整体评价有了较成型的看法。吴福辉正在开展京派与海派的研究，出版了《沙汀传》《带着枷锁的笑》等著作。而我也已有《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和《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等论作问世。三人的专长不同，风格各异，但在修订《三十年》时却能取长补短，配合默契。

　　这次修订改动的幅度很大，框架也有调整。原有32章减少为29章，取消了绪论，把原每个十年小说（上下）两章合为一章，解放区的小说戏剧两章，并到四十年代小说戏剧两章之中，另外又增加了通俗文学的三章和关于台湾文学的一章。代表性作家的专章除了原来的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曹禺、艾青和赵树理，增加了沈从文。此外像张爱玲、林语堂、冯至、穆旦等一批主要作家，也都增加了论述篇幅，有的改为专节评说。这次修订注意吸收学界新的研究成果和自己的研究心得，每人的论述风格也容许略有不同。求新，但也兼顾到教科书相对的稳定性和可接受性。对于现代文学的性质、范围、分期，以及总体特征的概述，虽然已有许多成果（例如“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但考虑总的还处于探索阶段，修订就没有充分采纳，而对于相对成熟的作家作品和文体研究，则较多吸收并有意突出。修订后的本书更加突出了创作成就的论述，以及对各文体代表性作品的分析、创作演变历史线索的梳理。修订的功夫还放在史述上，一种想法就是文学史重在为教学提供基本的史实与书目，而进一步的理论探究与总结则引而不发，留给教学中去发挥。全书修订稿汇集后，由钱理群统稿，他改得很细，我则最后通读，并做文字润饰和史实审核。清样出来后，又经由严家炎、樊骏、杨义和费振刚等几位权威学者组成专家组审定，封世辉和王信先生做了资料审核。1998年7月，修订本由北大出版社正式出版。

　　《三十年》修订本面世后，被教育部推荐为九五和十一五重点教材，又曾获得“王瑶学术奖”首届的二等奖（一等奖空缺）。需要说明的是，尽管这本书影响很大，我们没有去申请任何奖项，“王瑶学术奖”只是现代文学圈子里认可的奖，评得比较认真，“水分”比较少，评上后我们都很开心。有越来越多的学校中文系采用这本书作为现代文学课程的教材，大多数学校都制定本书为现当代文学研究生考试的参考书。

　　多年来，出版社希望能重新修订这本教材。我们几个也商量过，感觉该书的出版已有些年头，它的时代过去了，应当有新的更好的教材来取代。可是广大师生也频频提出修订的希望。还有一些认真的学者撰文研究这部书，在肯定其特色与成绩的同时，指出不少史实或者观点方面的错漏。既然书还年年在印刷发行，我们总还得吸收大家的意见做些修改。于是今年在出版社编辑艾英的催促下，《三十年》又做了第二次修订。这次修订部分章节吸收了学界近年来的一些研究成果，根据教学的需要适当调整了内容的写法，改正了一些字句表述和史料运用上的错漏。其中有些章节的改动比较多。如“文学思潮与运动”(一)(二)、“新诗”(一)(三)、“散文”(二)、“戏剧”(三)、“郭沫若”、“茅盾”、“巴金”、“沈从文”、“赵树理”。特别是“通俗文学”(一)(二)(三)，有的章节几乎是重写。

　　《三十年》的30年，在我们几位撰写者的人生中留下深深的印痕。我们三师兄弟著作都不少，但又都格外看重这本教材。该书的问世、修订、传播及反应，亦能从一个侧面看到一门学科的变迁。感谢导师王瑶先生，感谢所有为这本书出过力的朋友，感谢这本书的上百万读者，因为有你们，这本书才拥有它的学术生命。

来源：《中华读书报》2016年6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