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克哈特告诉西方的大学生们:诗人荷马已经展示了西方民族的这种本能——《奥德赛》的结尾让人看到,主人公所经历的艰难险阻一个接着一个,他面临着的考验似乎没有尽头……(同上,页248)。
我们早就知道:马克思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布克哈特的世界史课则让我们知道,西方人从自己所理解的古代世界的历史中看到,“西方的生活就是斗争”(《历史讲稿》,页187)。倘若如此,我们就不应该自欺欺人地相信:有自己的古代历史经验的西方人会相信中国人自古以来主张的“和为贵”。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放下自己的历史自豪感,认真阅读西方古典学家们把古代中国排除在外的《古代世界历史地图集》。否则,轮到美籍华人写纳兰若容那样的出塞词的时代,一定不会太远。
2016年5月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1]布克哈特,《世界历史沉思录》,金寿福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页14-15(以下简称《沉思》,并随文注页码)。
[2]布克哈特,《历史讲稿》,刘北成、刘研译,北京:三联书店,2009,页75(以下随文注页码)。
[3]布克哈特,《沉思》,前揭,页8-9,11-12,14。
[4]尼采与布克哈特的关系,参见Alfred von Martin,Nietzsche und Burckhardt,增订第二版,München,1942,页11-18;亦参Edgar Salin,Jacob Burckhardt und Nietsche,Basel,1938。穆瑞,“《古希腊文化史》英译本序言”,见布克哈特,《希腊人和希腊文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王大庆译,页21-30。
[5]关于这部《普遍历史》的编写和出版过程,见Guido Abbattista,“The Business of Paternoster Row:Towards a Publishing History of the Universal History(1736–1765)”,刊于Publishing History,17(1985),页5-49,编撰缘起见页8-9。
[6]参见Daniel Woolf,Reading Histor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Cambridge,England,2003,页284-285。
[7]参见沃格林,《危机与人的启示》,刘景联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页135。
[8]参见Ronald. L. Meek编/译,Turgot on Progress, Sociology and Economics,Cambridge Uni. Press,1973 / 2010,页73-75。杜尔哥的《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唐日松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刊布于1766年,十年后,亚当?斯密出版了《探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中译本:《国富论》,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1996)。
[9]康德在1786年发表的《人类历史揣测的开端》一文对这种四阶段论有简厄精炼的描述,见《康德全集》卷八,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页121-123。
[10]参见巴勒克夫拉主编,《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毛昭晰、刘家和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5,页34-39;亦参吴于廑主编,《大学世界历史地图:从地图看世界历史行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1997。
[11]中译本见伏尔泰,《风俗论》,三卷,梁守锵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3。
[12]黑格尔,《世界史哲学讲演录》,刘立群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13]布克哈特,《历史讲稿》,前揭,页1,6-7,83,187。
[14]参见兰克,《历史上的各个时代》,约尔旦/吕森编,杨培英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页13-14。
[15]兰克,《世界历史的秘密》,易兰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页334-335(以下简称《秘密》,并随文注页码)。
[16]布罗代尔,《文明史:人类五千年文明的传承与交流》,常绍民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页201-202。
[17]休谟,《人性的高贵与卑劣》,杨适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8,页47。
[18]战争期间(1629年),31岁的霍布斯出版了《伯罗奔半岛战争志》英译本。
[19]席勒,《三十年战争史》,沈国琴、丁建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亦参R. G.. Asch,The Thirty Years War. The Holy Roman Empire and Europe 1618?48,London,1997。
[20]杜尔哥的学生孔多塞在大革命的疾风暴雨中按启蒙哲学的文明史四阶段论勾勒出历史精神的进步纲要,参见孔多塞,《人类精神历史进步史表纲要》,何兆武、何冰译,1973 / 2010,页3-4,13-22。
[21]沃格林,《危机和人的启示》,前揭,页207。
[22]沃格林,同上,页214-215。关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来的“和约”,参见Fled L. Israel编,Major Peace Treaties of Modern History 1648-1967,四卷,Chelsea House Publishers,1967。
[23]参见彭明辉,《历史地理学与现代中国史学》,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商务印书馆在1904引进日人小川银次郎编制的《东洋历史地图》和《西洋历史地图》,作为最新中等教科书(张元济校订)。《西洋历史地图》共20幅38图,从古代迄至近世,“凡欧洲历史变迁沿革有大关系者,皆有图以明之”。参见邹振环,《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页405。
[24]参见麦金德,《民主的理想与现实》,武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页20。
[25]在吴于廑主编的《大学世界历史地图》(前揭,页63)和张芝联、刘学荣主编的《世界历史地图集》(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2002,页164)中,朝鲜战争都仅占半页,尚未获得单独篇幅(另参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编,《中国战争史地图集》,北京:星球地图出版社,2007,页367-376)。
[26]康德,《人类历史揣测的开端》,前揭,页124。
[27]参见麦金德,《民主的理想与现实》,前揭,页24-25,31-33,151-154。
[28]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林尔慰、陈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2010,页51。
[29]布克哈特,《沉思》,页57-62;《历史讲稿》,页3。
[30]布克哈特,《沉思》,页250,2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