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科举与文学的关系，向来是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议题。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等，是以制度研究与文献考辨为主的基础研究。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等，通过考察与科举相关的社会风尚、文人心态等，借以评价其对文学所施加的影响，更倾向于宏观的，以价值判断为主的传统思路。至陈飞《唐代试策考述》围绕试策，以更为直接的方式切入，则是此后日趋深入、细致的专题化研究的嚆矢。与应试有关的诗、赋、策文等，既是文学的特殊形态，又是科举制度的重要内容，自然也就成为近年来的研究热点。

　　然而，新的难题也就随之而来。首先，是有关制度的考论，要如何围绕文学展开，以避免各自为政的局面？其次，应试文学“鲜少佳制”，又有别于传统文学而各见其特殊性，该作何评价呢？最后，是如何使应试文学与文学主流结合起来，以赋予其充分的研究意义。以应试诗而言，徐晓峰《唐代科举与应试诗研究》很好地解决了以上问题。其思路与方法也便于推广，可以说是现阶段融合科举与文学研究的理想范本。

    一

　　唐以律诗为一代之所胜，号为“唐律”。朝廷沿用隋制，又加以发展，确立起“以诗取士”的制度，用以选拔人才、考核官员。应试诗例用五言律诗（有仄韵），称为“试律诗”，是唐代科举与诗歌之间最为直接、重要的媒介。

　　唐五代以迄宋人，大多是把“以诗取士”，直接视为唐律繁荣的重要因素。如严羽《沧浪诗话》认为：“或问：‘唐诗何以胜我朝？’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尽管如此，宋人对应试诗本身的评价，却也并不很高，如李颀称“时有佳句”，葛立方云“省题诗自成一家”。元代科举没落，至明代，便不时有人质疑唐律系于“以诗取士”的说法。如胡子厚云：“诗之盛衰，系于人之才与学，不因上之所取也。汉以射策取士，而苏李之诗、班马之赋出焉，此岂系于上乎？屈原之《骚》，争光日月，楚岂以骚取人耶？况唐人所取五言八韵之律，今所传省题诗，多不工。今传世者，非省题诗也。”王世贞《艺苑卮言》亦云：“人谓唐以诗取士，故诗独工，非也。凡省试诗，类鲜佳者，如钱起《湘灵》之诗，亿不得一；李肱《霓裳》之制，万不得一。”这种以否定为主的态度，可以视为是对本朝“以八股取士”的变相维护。清朝有鉴于八股之弊，从康熙年间开始，便在八股之外，逐渐恢复“以诗取士”的旧制。这也导致当时笺注唐人应试诗，成为一代风气。

　　可见，古人对应试诗与“以诗取士”的评价，大致是从肯定到否定，再回归肯定的。学界初期，也仍是以“促进”“促退”的价值判断为主，前者如余冠英、王水照，后者则以郭绍虞为代表。稍后，皇甫煃、马积高等，从考辨制度的角度，提出“以诗取士”晚于初、盛唐的诗歌高潮，使科举与文学的关系随之倒置，意味着：“以诗取士”对诗歌繁荣的影响有限，而诗的繁荣却有力地促成了“以诗取士”的制度。至此，应试诗的地位，随着“以诗取士”的倒因为果，愈加显得无足轻重。近年来，或有侧重应试诗文本的研究著作，亦多难逃“促退”的定声锤，以至陷入自我否定的尴尬境地。这便是此前学界与之相关的研究现状。

    二

　　徐晓峰的《唐代科举与应试诗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书主要涉及“科举”与“文学”两个方面。从制度研究来看，作者始终是以“诗”为核心，围绕其所占比重与所起作用来展开论述。

　　以进士科“以诗取士”的确立为例，主要分为三个逐级深入的具体论题。其一，是论证“杂文试不等同于诗赋试”。此前，学界多据文献中“试杂文”“识文律”等字眼，断定杂文试等同于诗赋试，将“文律”误认为“声律”。然而，作者从唐人杂文观的演变入手，指出初唐“杂文”兼有“文”“笔”概念；辨明其时“文律”不当限定为“诗赋之律”，而应是“文笔之律”，认为此前“致误之由在于对杂文、文律的解释太过狭隘”。既然“杂文”不等同于“诗赋”，这就意味着，应试诗并不是天然被纳入杂文试范畴的。换言之，最初诗在应试中所占比重，其实是或有或无的。

　　其二，是论证“杂文试渐以诗赋为主”。如果说，前段论述是以文辞辨析为主，虽富赡而难免“一家之言”的话，那么，这部分便是以翔实的史料为主，多角度说明诗赋是如何从包括笺、表、议、论、铭、颂、箴、檄在内的十种文体之中，脱颖而出的。这在印证前说的同时，也勾勒出诗的比重在杂文试中稳步上升，以至于在开元、天宝之际大致奠定主导地位的过程。

　　其三，是论证“以杂文试为首的新三场试的确立”。初期，朝廷重儒，以帖经为首场，后试杂文、策问，逐级黜落。帖经不中者不得试诗赋、策问。但是，“进士以帖经为大厄”。换言之，即儒学与文才多不可兼得，故朝廷准破格用“以诗赎帖”，说明帖经地位有所下降，而时风皆以“重文轻儒、尚才重诗”为主。至大历，“以诗赎帖”发展为“以诗代帖”，说明“试诗”的作用，已经从黜落之后的“救赎”，发展为考前不试帖经的“替代”。这也意味着，帖经不再是科考必经的环节，而诗的比重与作用也因此得到空前加强。因此，中唐以后，以“杂文试”取代帖经而成为首场的演变，其背后逻辑，应归因于杂文试的崛起。

　　总之，应试诗打败诸多文体，成为杂文试的主流；杂文试从三场试中崛起，成为进士科取士的重要标准，这便是作者笔下“以诗取士”制度的全貌。与此同时，作者也注意到进士科录取标准在杂文与策文之间的权衡与角力。具体而言，在贞元、元和时期，王朝中兴，讲究明道致用，时风崇儒务实、反对浮华，故科举始以策文作为主要的录取标准。随着政局颓败，策文地位随之回落，杂文又得以与之颉颃。

　　科举制度有常举与制举之别，前者常年施行，后者临时诏行；有选拔人才与考核官员之别，前者以进士科为主，后者则为吏部铨选。本书兼顾而有所取舍，都因考察“以诗取士”的制度而定。例如，本书论证“百篇科”与“万言科”以诗赋考核为主，意在选拔文学人才。虽为制举，却在中唐以后具有常举化的倾向，很能说明诗歌作为文士进身之阶的重要性。除此之外，从层级来看，科举又有中央与地方之别。此前研究侧重中央，涉及地方制度时多语焉不详。幸而本书作者不曾偏废，以有关“乡贡再次取解与拔解”的专题研究，最见拓荒之功。

    三

　　从文学研究来看，本书立足应试诗，却始终具有参照唐律的自觉意识，故能顺利融入主流诗歌史。

　　首先，本书考察唐代应试诗的体制特征，诸如限题、限韵等，却并不局限于此。以限韵为例，作者指出唐代“试律诗”用平、仄韵皆可，只是或有规避仄韵的趋势；而宋代乃必以平韵为限。这就从官方考试的角度，说明了唐、宋声律法则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此外，作者有关文体因革的考察，上溯至初唐的律诗定型与宫廷应制传统，勾勒出唐代律诗兴起、繁盛，然后得以纳入应试范畴，最后到“杂文试渐以诗赋为主”的完整过程。

　　其次，本书讨论应试诗的创作模式，却能跳出“鲜少佳制”与“时有佳句”的品鉴之争，只是将应试诗视为客体，并结合唐律的创作经验来谈。具体而言，涉及试诗的起承转合与三段结构，是源于唐律的日常经验；有关试诗的缘题技巧，折衷事、情等，又能与中晚唐律诗的应用倾向结合起来。除此之外，试诗原本体现着官方的诗美理想，具有天然的“雅诗”属性。其发展，从最初“温柔敦厚，不怨不怒”的雅正之音，到寒瘦、绮艳各体的掺入，再到朝廷诏令“重塑文格，以正颓俗”的企图，更是很好地反映出试诗相对独立，却又与唐律互为影响、相辅相成的整体趋势。

　　最后，也最为可贵的，是能够从开成年间有关应试“诗则依齐梁体格”的诏令入手，引出中晚唐“以复古为新变”的诗律革新趋势。齐梁诗风，号为“齐梁格”，以绮艳细弱为尚，本是天然地为朝廷雅体所排斥。文宗诏令试诗“依齐梁体格”，显然应是出于声律复古的考量。近体律诗的发展，始于齐梁，成立于初唐，至中晚唐日趋精巧而时见束缚。朝廷倡导“齐梁体格”，自然是侧重声律，具有以“古调”救“新律”之弊的企图。作者由此切入，围绕皎然的声律理论与律诗创作，以说明中晚唐诗人在律诗定型之后，又极力寻求突破的焦灼与不断尝试。因此，“诗依齐梁体格”，并不是对齐梁声律的简单复古，而表现为“用律不滞”“深于声对”的律体新变趋势。

　　总之，应试诗作为科举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构成唐代律诗的特殊文本。作者以此窥入，不再局限于科举如何从外部影响文学的传统思路，而是尝试将应试诗与诗歌的日常创作结合起来，视为各自独立又相互影响的诗歌形态。这样的思路与研究方法，对后来者自当有所启迪。

来源：《中华读书报》2016年7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