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佐良在清华园中楼寓所书房（1990年）

《王佐良全集》，外研社，2016年2月第一版

王佐良摄于清华大学二年级（1936年）

王佐良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讲学（1980年）

　王佐良先生居然在1995年之前的岁月里完成了这样的宏富著述，这自然使我们不由想起那个关于“弦歌不辍”的说法：“孔子绝粮三日，而弦歌不辍。”抗战时代，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在宣布可能需要撤退的信息时曾言：“我们已经艰难地撑了八年，绝没有放弃的一天，大家都要尽各人的力，教育部命令各校：不到最后一日，弦歌不辍。”彼时烽火硝烟中的书声琅琅之弦歌不辍其实也未尝不可进一步引申之，即在人生和历史的隐形硝烟中我们也可以坚守自己精神世界的“弦歌不辍”！当年的武大学生齐邦媛这样说：“人生没有绝路，任何情况之下，‘弦歌不辍’是我活着的最大依靠。”其实，这句话是能代表那代人的某种信念和理想之高标的，更重要的是，他们不但认识到了，而且能以顽强的毅力在各种困境中持守之。如谓不信，王佐良先生的学术坚守之弦歌不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一

　　当抗战烽火燃遍九州之际，昆明、重庆等地却是弦歌不歇，知识人在漫天风雨和炮火中依然在坚守着自己的本分，该读书读书，该治学治学！这是一幅怎样的图景？难怪费正清在访问李庄之后会对中国知识精英在国难当头时所表现出的“英雄气概”而感佩不已：“我为我的朋友们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工作所表现出来的坚韧不拔的精神而深受感动。依我设想，如果美国人处在此种境遇，也许早就抛弃书本，另谋门道，改善生活去了。但是这个曾经接受过高度训练的中国知识界，一面接受了原始纯朴的农民生活，一面继续致力于他们的学术研究事业。学者所承担的社会职责，已根深蒂固地渗透在社会结构和对个人前途的期望中间。如果我的朋友们打破这种观念，为了改善生活而用业余时间去做木工、泥水匠或铅管工，他们就会搞乱社会秩序，很快会丧失社会地位，即使不被人辱骂，也会成为人们非议的对象。”

　　李庄如此，昆明亦然。西南联大的外文系其实是囊括了北大、清华、南开的三校精英，可以说是北方大学的代表——北人南迁；另一个现象，其实是西北联大，它是由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原北洋大学，即现在的天津大学）三校组成，1937年三校先迁西安组西安临时大学，太原失陷后再迁陕南，更名国立西北联合大学。不过相比较西南联大的“名声显赫”，西北联大因存在时间甚短且名人不多，所以名声不彰。当然东南大学（中央大学）这个系统没有被包括进来，还有像同济大学、浙江大学等，也都是非常有实力有传统的名校，而且是保持着自己的独立系统的。

　　就外文学科群的结构而言，其时的冯至-范存忠的结构虽然还没有那么明显，但已基本开始成形了，或许我们可以称之为“北冯南范”的框架，这是要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由政策变化而更彰显出来的：随着院系调整和学科重置，冯至以北大西语系主任（1964年后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的身份，长期领本学科之牛耳；范存忠则以南京大学副校长（主管文科）的位置，成为南方外文学科的领军人物。当然在抗战时代，冯至基本上还是在西南联大做一个公外教师，不过这个“公外”并非一般的外语老师，他们本来就有自己的出色当行，仍在外文系教专业课程。而范存忠则不同了，他留美归来后地位迅速上升，在大学的学术共同体中是有话语权的，早就当上了文学院院长，他主张发展德文学科，所以有商承祖、张威廉等人对德语专业的开拓和建立，相比之下，其地位更有延续性。

　　就外文学科群来说，外语学院的制度性设立当然是很重要的，但那也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事情了，虽然其中也有延安抗大等转来的师资队伍，但主要的学术传统还是民国时代的那些弟子辈所带来的。在整体学术史谱系中，王佐良先生应算第2.5代人，与杨周翰、许国璋、周珏良、李赋宁等同为西南联大时的弟子辈。

　　外国文学作为一个学科群确实有其内在的渊源脉络和彼此关联，不仅是在建制上的“相对密切”——因为往往都属于一个外国文学系，而且也还有学理上的互通互联，譬如像西南联大时代就是一个有趣机缘，李赋宁还回忆说：“一九三九年我和杨周翰同志毕业于西南联大外文系，周翰留校任助教，我考上研究生。就在这个时候，冯至先生和夫人姚可崑先生一同来到昆明。冯先生被西南联大外文系聘为德文教授，教大一德文、大二德文、《浮士德》研究等课程。周翰同志和我于1940年曾旁听冯先生在联大讲授的‘德国抒情诗选’一门选修课，这门课要求学过两年德文的学生才能选修。冯先生直接用德语讲授，对周翰同志和我来说听讲是有一些困难的。但我们坚持听下来，感到颇有收获。德国浪漫主义抒情诗和英国及法国浪漫主义诗歌真是各有千秋!”

    二

　　我们遥想西南联大时代的外文系，该是何等的星光灿烂、闪烁辉耀呢？所以，王佐良个体的经验其实也是代表了那代人的，透过这样一个具象，我们可以摸索着勾画出一个时代的群星图。而用侨易的眼光审视之，有这么三点，让人感慨颇深：

　　其一是那代人的少年与青年时代的知识养成和求知向学的“管道畅通”。按照王氏自述：“我是浙江人，但有一阵子我的父亲在湖北工作，所以我进了武昌文华中学，在那里度过了五年。”这段话虽然简短，却道出了那代人通过各种机缘的侨动移位而完成的求知向学过程。这在王佐良身上则表现为“浙鄂侨易”，正是由于父亲的工作缘故，少年王佐良得以求学于武汉的文华中学（BooneMemorialSchool）。这是英美圣公会（Anglican，Episcopal）所办教会学校，是华中名校，其教学氛围和知识环境是相当出色的。正是在这里打下的基础，使得日后王佐良考入清华、西南联大，日后留校任教，并留学牛津读硕士学位——可以说而立前后的积累和结晶，在王佐良身上表现的是比较明显的。

　　其二是20世纪50至70年代的人生壮年。按理说，1949年留英归来，王佐良本可如前辈那样在现代学术场域里崭露头角甚至大放异彩，但可惜的是时过境迁，他和同时代人一样，不得不在政治大背景下随时应变，虽然早期做《毛选》英译，当过北外英语系主任，但主要的经验应仍是被冲击、被批斗、被下放干校等等。历史赋予这代人的责任，或许就是在“别样艰难”的背景下熬过艰难、持守学问！20世纪50—70年代的三十年岁月，是考验学者的时代，未必每个人都能如钱锺书那样有大静气，大积累，但做相应的知识人选择还是可以的。譬如冯至翻译海涅的《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张威廉的翻译工作，王佐良的沉潜工作（譬如参与《汉英词典》的编纂）等都是。没有这样的积淀，他在80年代之初不可能翻译出培根的《谈读书》那么典雅的现代汉语，这是一个翻译史上的奇迹，确实可当“天才之译文”的美誉：“读书足以怡情，足以傅彩，足以长才。其怡情也，最见于独处幽居之时；其傅彩也，最见于高谈阔论之中；其长才也，最见于处世判事之际。练达之士虽能分别处理细事或一一判别枝节，然纵观统筹、全局策划，则舍好学深思者莫属。读书费时过多易惰，文采藻饰太盛则矫，全凭条文断事乃学究故态。读书补天然之不足，经验又补读书之不足，盖天生才干犹如自然花草，读书然后知如何修剪移接；而书中所示，如不以经验范之，则又大而无当。”这不仅显出其英语理解的深度和到位，更能见出汉语之美，是文化交融后的经典再造范式。要知道，现代汉语的构建工作远未完成，诗人型翻译家的角色怎么高估也不过分，王佐良于此可谓有典范之意义。

　　其三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工作。细检王氏的生平年表，他的主要著述其实是在80年代以后陆续出版的，尤其是在90年代以后。直到1995年，他的标志性的工作，即与周珏良合作主编的《五卷本英国文学史》的出版还在继续。而在这段时间里，也就是在他花甲岁月接近耄耋的时段中，他不仅在学术上奋发图强、别开蹊径，形成了自己独立的英国文学史观，完成与引导了为英国文学史撰作的系列著述；而且在普及工作上做出了相当出色的成绩，譬如在《读书》上发表了大量关于英诗的文章，所以像《英诗的境界》这种书确实当得上“大家小书”之称的。

　　也就是说，这12卷全集的主要工作量，居然都是在80年代以后完成的，那时的老人已过花甲之年，若再加上家事的艰辛，身居高位的应酬，即便是用纸笔写出这样的数量也是不容易的。前6卷可以视为英国文学史研究，即《英国文学史》《英国诗史》《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史》《英国散文的流变》《英国文学史论集》《英国文学论文集、莎士比亚绪论——兼及中国莎学》；1卷英文著述，即《约翰·韦伯斯特的文学声誉、论契合——比较文学研究集、论新开端——文学与翻译研究集》；1卷文体学与翻译学论著，即《英语文体学论文集、翻译：思考与试笔、论诗的翻译》；2卷诗文集《照澜集、风格和风格的背后、中楼集》《心智的风景线、逸文集、诗集》；2卷译文集（或选注）《英诗的境界、并非舞文弄墨——英国散文名篇新选、英国文学名篇选注》《彭斯诗选、苏格兰诗选、英国诗选、雷雨（英译本）》。

　　我曾感慨“新时期冯至的自我超越尝试，其思路可佳，其成就有限”，认为其甚至都未能如暮年变法的王瑶先生那样提出“学术史”的命题。而王佐良先生居然在1995年之前的岁月里完成了这样的宏富著述，这自然使我们不由想起那个关于“弦歌不辍”的说法：“孔子绝粮三日，而弦歌不辍。”抗战时代，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在宣布可能需要撤退的信息时曾言：“我们已经艰难地撑了八年，绝没有放弃的一天，大家都要尽各人的力，教育部命令各校：不到最后一日，弦歌不辍。”彼时烽火硝烟中的书声琅琅之弦歌不辍其实也未尝不可进一步引申之，即在人生和历史的隐形硝烟中我们也可以坚守自己精神世界的“弦歌不辍”！当年的武大学生齐邦媛这样说：“人生没有绝路，任何情况之下，‘弦歌不辍’是我活着的最大依靠。”其实，这句话是能代表那代人的某种信念和理想之高标的，更重要的是，他们不但认识到了，而且能以顽强的毅力在各种困境中持守之。如谓不信，王佐良先生的学术坚守之弦歌不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王佐良的一生学术业绩，当以英国文学史观形成为标志。文学史写作必须有个核心架构，这一点佐良先生是认识到的，所以提出“要有一个总的骨架”。具体言之，或许可以表现为以纲带史的“经纬结合”原则：“没有纲即文学史不过是若干作家论的串联，有了纲才足以言史。”所以，“比较切实可行的办法是以几个主要文学品种（诗歌、戏剧、小说、散文等）的演化为经，以大的文学潮流（文艺复兴、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为纬，重要作家则用‘特写镜头’突出起来，这样文学本身的发展可以说得比较具体，也有大的线索可寻。”另一个可圈可点的思路则是将文学与社会文化层面进行互动，在他看来：“要把文学同整个文化（社会、政治、经济等）的变化联系起来谈，避免把文学孤立起来，成为幽室之兰。”所谓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大致也不出这一基本思路。譬如他在讨论英国诗的时候，很重视背后的文化背景因素，强调四大文化在此遇合的语境：“最初的日耳曼文化，中世纪的拉丁文化，近代的不列颠文化和跨大西洋文化，再加原在英格兰岛上后被逼得上山过海，只在威尔士、苏格兰、爱尔兰还有遗留的凯尔特文化在19世纪以后的复兴，所以有四种文化给了英诗以滋养，在它们相互冲突和融化之中，起伏消长之间，英诗取得了新的活力，而它们在不同程度上所受的基督教影响又是贯穿整个英语诗歌三个时期四种文化的一个精神因素，到了现代才有所减弱。”这应该说是颇有见地的，作为一代大家，王佐良是能立定在学科史上的，他的学术观是有其特色的，再比如他在多学科伸展学域上都是有见识和论述的，譬如对比较文学、翻译学、文体学等，他甚至进一步提升了自己的学术思想，提出“契合观”，强调围绕一个中心——“作家之间、文学之间的契合”——具体阐述之：“当外国文学的输入解决了本土文学的迫切需求时，本土文学就会应时而动，发生巨变，并同时与外国文学产生契合；而这时的契合就不仅是文学之间，也涉及社会、文化、经济和其他方面。倘若一种古老的文学与一种新兴的文学相遇一处，前者有着悠久而弹性十足的古典传统，后者又拥有富有创意或激进的意识形态，契合与碰撞就会更加精彩。”这是可以引申出更为精彩的论述，甚至理论的某种突破可能的，但可惜可能囿于种种原因，这一阐释基本上处于“点到为止”的状态。

    三

　　中国外文学科的学人，大多在学术场域中以翻译或创作显声名，就学术本身之建功立业并声动各科者，并不多见，这或许与这个学科的外语特点有关。近年来，有些学人的全集、文集等问世，在《罗念生全集》（10卷）、《冯至全集》（12卷）之后，《王佐良全集》（12卷）的推出，确实很有特色。此外虽然也有如《罗大冈文集》（4卷）、《卞之琳文集》（3卷）等问世，但真正意义上的全集可能确实并不多见。相较主流学科的动辄煌煌大观的20卷、30卷的全集工程，外文学科在中国学界的相对边缘状态也不难察觉。对外文学科人物的学术史研究，也是十分有待加强的，不是说要为逝者树碑立传，重要的或更在于如何总结前史，致敬前贤！就这个意义上，“辩章学术，考镜源流”其实十分必要，因为使学者们恰当地在学术凌烟阁或知识谱系图中各就其位，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学术流变与学术史脉络，确立后来者前行的坐标。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这宏宏12卷《王佐良全集》只是开端序幕之一，好戏应当在后头。作为学术史研究者，我会更关注如何将研究对象历史化，而非仅是将其作为“宗师大匠”来膜拜。就此而言，我认为在宏观学术史的框架里，王佐良的地位评价不必太高，事实上恐也还不足以达到与钱锺书等相提并论的程度；其学术史价值恰恰在于，他是很具有标本意义的，可以展现出那代外文学科的杰出人物通过自身的坚守、负重与前行的努力，可以走出的距离，以及望见的远方的景色。那代学者在历经坎坷之后，是自省，是醒悟，是“奋起直追”，是“路在脚下”，而不是自暴自弃、随波逐流，甚至近墨者黑。这才是他们最可贵的地方，如谓不信，《王佐良全集》就是留给我们最珍贵的遗产，想想作者是在怎样的艰苦遭逢之后，在何种困难的条件下，在怎样的年岁里完成的实绩，后来者无论如何都不应该放弃基本的信念和信心。毕竟，一个学者是有待后来者“盖棺论定”的，而学术史又是最公正的！

　　当然就编辑工作来说，似也不无仓促和匆忙，且不说就整体设计似乎还缺少学者的整体参与，其学术贡献的归类性和学术性似还有待加强（可比较一下《冯至全集》，至少似可加一个学术年表）；譬如日记、书信、笔记等基本缺失（还不谈其它档案材料等），索引也未及编制（只有一个相当简略的“全集著作篇目索引”），这些对于进一步的研究工作都属必不可少。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编纂，与研究的展开、深入和提升，乃是一体两面的事情，都不可偏废，也不可分离。近些年来，学界对外国文学的学术史意识有所增强，也出现了几套丛书，但真正能立足于纯学术并以高标准要求之的，还是并不多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从基础的人物全集的编纂做起，进而展开深度的学科史重要个案的深度研究，进而勾连出其与大学史、制度史、思想史等的密切关联，或许是一条值得尝试的路径。而主流学界在学术史领域开拓和示范性的成果和思路，也自然更值得借鉴和比较。

来源：《中华读书报》2016年8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