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中，夏鼐和王仲殊先生说，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定义”是很微妙的，有些时候它是一种归纳总结，有些时候它是一种雄心壮志。

　　考古学者的工作使命就是与未知作战——挖别人没挖过的墓，走别人没走过的路。在这个探索的层面上，《考古的另一面》（郑嘉励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6月）是一本特别的著作，它既是踏遍光荣荆棘路的印记，也是化荆棘为雅趣的风景。

　　另一面的考古

　　近年来，中青年考古从业者时常提出一个问题：型式之外，我们还有什么？这个焦虑针对于考古学惯用的地层学和类型学方法。地层学、类型学乃至考古学文化，最终解决的问题总是分期、分区、一堆瓶瓶罐罐构成的线图排列图表，看起来既不如盗墓刺激，又不如《神话》传奇，不免让众多围观“怪力乱神”的群众大跌眼镜。这当然有时也不免让深陷分型定式的考古从业者苦恼：难道历史是靠碗盘杯碟推动的？

　　实际上，从发掘到考古报告的完成，只是考古工作的一个阶段。不过，即便在这个阶段，考古田野工作也并非只包含针对所发掘遗物遗存的地层学分析和类型学分析。在冷静的学科方法之外，自有一番属于学者的热情，充满好奇地打量他眼前的古今世界。在目标遗存之外，原也还会有更多看似不相干的意外发现。在人文学科的研究中，理性分析固然不可少，略带感性的感知原也应当是必要的补充。假如我们承认万物处在密切的联系之中，那么目标遗存所存在的各类古今环境、人事变迁，原也应当是我们充分感知、记录的部分。但这种对发掘目标之外的记录和由调查发掘引发的“感想”是很难被写入针对性极强的考古报告之中的。在这一点上，《考古的另一面》开启了一条新的道路。

　　作者所记录的对象看似散淡，但却充溢着对过往、对当下的关怀。在撰写严谨冰冷的考古报告之余，考古人毕竟尚有一番数据处理以外的温情，尚有一番不改初衷的家国之思。追溯考古学史，以傅斯年为首的学者们之所以要引进考古学，重建古史，不正是因为他们在民族危亡的时局下怀着对家国存亡、对文化兴衰、对大好山河的深切关怀和真挚感情吗？在《考古的另一面》中，作者把这一番承自前贤的温情，化作点点滴滴细致入微的体察与记录。虽然作者谦称为小品杂文，无心偶得，但从内容来看，观物行路、谈薮冢书，无不是对冰冷工作报告之外的细密补充。而考古人的追索与情怀，不着痕迹，尽在笔端。上穷碧落下黄泉，考古原非流于型式。型式内外，格物求真，总有些看似微小的努力与尝试，在顺应人性的底色，贴近另一面的真理与真情。

　　帝王VS匹夫

　　地层学是一种深具隐喻性的方法。考古地层既是层层堆叠的，很多时候又是非连续、不统一的。倘若真正体悟了考古地层学，或许我们对顾颉刚先生由层累历史而引发的疑古思潮、对福柯关于知识考古学的阐发，都能够有更深入的体味。倘若将地层学的隐喻进一步延伸至考古研究中对社会阶层问题领域的取向，则或也有类似的启发。对不同地层的关注，会引导我们进行不同时代的研究——那么对不同社会层次的关注，也会引导我们产生不同的研究视角与取向。

　　史学中一个重要的问题领域，就是社会阶层、政治结构、社会组织问题。在这个问题领域中，既应包含传统史学对帝王将相、政治组织的关心，也应包含新史学对于社会史、日常历史的关注。从社会阶层这个问题角度观察，细究多年来的考古“十大发现”评选，可以发现，属于“帝王将相类”的考古发现明显受到更多青睐。大型聚落、皇家陵墓、官府作坊往往受到更多关注和讨论。

　　如若反观考古学的实践工作，普通的破陶片、瓷片才是发现的主流。这些遗物是涉及古代普通民众物质生活状态的重要史料。这表明，在研究材料方面，考古学或在新史学的问题方向上可能更具优势。虽然新史学今天已经不“新”，但对于考古学研究，特别是历史时期考古学研究来说，如何利用碎片来书写属于小人物的日常史、如何寻求普通人的叙事视角，“自下而上”地进行探索，在当代考古学领域则是更具巧思的做法。

　　以地之名——乡土

　　乡土对于文字气质的孵化与培养，让我感到神奇与着迷——当然也令出身城市向往文艺的我一度感到沮丧。从这个角度讲，考古这一职业，让作者对于土地又多了一重反复——出身于乡土之间，读书远离乡土，考古回归乡土。正是因为这一重反复，有对比，有发现，才让人矛盾、让人彷徨、也让人重新定义与审视乡土。

　　作者把《考古的另一面》在考古领域里的特殊归结为“文艺”，然而在笔者看来，这一番文艺的成立，却正是立足于考古日日夜夜面对的土地。唯其俯身于土地，方能听到、看到人与土地紧密联系而生发的种种物象情态。因为，人生最真挚的情感，最虔诚的信赖，都依附于双脚之下的坚实土地。

　　文字的气质，只是作者的一番趣味。然而着眼的物事人情，却能看到衷心之所至。乡土博大，可观者多。考古工作，每每深入乡村，一住大半年，三成学术，七成精力耗在组织人力家长里短，若不把基层生态摸爬滚打搞个烂熟，想来考古工作也无法顺利收尾。由此，这番认识，记录下来便是对中国基层乡村绝好的社会学报告。若考古工作是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则必有机会成为精彩的民族志或人类学报告。考古报告不对此类内容略作要求，殊为可惜。《考古的另一面》篇章之间，正具这般雏形，这大约是此书的另一番所得和开拓。

　　或许在繁复艰苦的考古工作中有许多如水般细腻的情思感触，并不想让它们缓缓地流逝沉积，成为无言的地层，劳费未来的考古学史家太多的思量。于是把那些看似浅浅淡淡的痕迹留下。作者有意无意，读者有心无心，留给不同的人，品出不同的味道来——“另一面”大约才更有其独特的“另一面”。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来源：《中国教育报》2016年9月12日第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