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充和、张宗和姐弟早年留影
 
　　从1949年4月15日充和赴美后收到第一封信，到1976年12月8日宗和去世前发出最后一封信，近三十年时光辗转纸上。三百余封书信几乎全为首次披露。小字蛮笺，既是张家如水斯文和姐弟情谊的见证，也是特殊年月里，个人命运为时代裹挟的缩影。

　　张家十个姐弟，个个有才，流落四方，命运各有差异，但始终有一个家族的传承维系着。

　　追溯张充和与张宗和可能还得返回苏州九如巷。当张充和从合肥回到苏州时，姐姐们已经外出上大学，但家里还有一群可爱的小弟弟。因此，张充和早期与弟弟们的故事很多，多过姐姐们。从张宗和留下来的日记记录即可见一斑。

　　直到上大学后——张充和以数学零分考取北京大学，张宗和则考上了清华大学历史系，两人共同参与了俞平伯发起的昆曲社团谷音社。也就是在这里，两人开始了昆曲艺术之旅，并结识了众多曲友。上学期间，张充和与张宗和瞒着家人从北平跑出去，到青岛、上海、南京等地参加曲会。张宗和与第一位夫人孙凤竹即是在青岛曲友家相识。孙凤竹也是曲友，手抄昆曲曲谱美妙至极。而两人的媒人正是张充和。

　　再后来，张充和因病退学，家人说是哮喘病，病得很厉害。我在张以家第一次看到了相关照片：张充和躺在床上，床头柜上还放着瓶花，她瘦弱无力，像是在医院里。听张家人说，他们家人生病后，一般都去苏州的教会医院博习医院。但张充和病体尚未痊愈，就被胡适请去编《中央日报》的副刊《贡献》，就这样留下了许多文学作品，也才有今天的《小园即事》一书。

　　抗战结束后，张家十姐弟在上海聚会，后回到苏州，他们的父亲、乐益女中校长张冀牖已经意外去世多年，复兴学校的重任就落在了十姐弟身上。张家孩子卖了田地祖产，张充和当了首饰，还亲自书写了学校匾牌，张宗和任校长。学校渐有起色后，张充和去了北京大学教授昆曲和书法，张宗和则去了贵州大学教历史和戏曲。张宗和当时离开的理由是，在自家办的学校做事拿工资感觉不好意思。他一去就是一辈子。周孝华女士说，张宗和当时有机会回来的，但他说自己要做一世祖，张家流动的文化，再次在张家长子身上得到了体现。

　　一九四九年，张家十姐弟各有方向，张宗和坚定地留在了贵州，安心教书。从新发现的他的书信可见，他对新政权充满了信心，甚至有一些“天真”的可爱，这也是他身上本质的东西。正如当年他明知道孙凤竹女士患了重病，还是毅然决然地决定和她结婚，婚后没几年，孙凤竹即香消玉殒在合肥张老圩子。这才有淮军后裔刘家与张家再次联姻的佳话：刘铭传后裔刘文思嫁给了张树声后裔张宗和。后来的苦乐生活证实，真是天作之合。而张充和嫁给傅汉思后，随着撤侨大潮去了美国。

　　从一九四九年开始，张充和与张宗和开始跨国通信，一直持续到张宗和病逝，这一年是一九七七年，“文革”收尾。其间十年，张宗和经历风雨，其中痛楚，唯有他自己最刻骨。查张宗和给张充和的信，第一封是一九四九年四月十五日，最后一封是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八日。二十八年来，他们从未断过书信来往，除了交流各自的生活信息外，更谈了有关昆曲、诗词、书法、历史、美术等话题，他们总有说不完的话，时不时地在信里憧憬一下再次相见的时刻，会在哪里相见，见了请对方吃什么，送对方、送对方的配偶、送对方的孩子什么礼物等等。一次次可能的相聚成为泡影后，他们从未想过放弃，直到确信大弟去世的那一刻，张充和仍在期盼着踏上贵州土地的那一天。

　　知爸爸逝世消息，真不知如何措手足，路远山遥，不能一见遗容，一抚骨灰，不能同你们抱头一哭。你们爸爸小我一岁十二天，我们玩得多，吵得亦多，通信亦通得多，我几次申请回国都没有成功，现在打倒“四人帮”即使成功再也见不到他了。但是我永远爱你可敬的妈妈同你们下一辈再下一辈，愿你们健康上进，在我死前能见到你们就是幸事。听说丧礼十分隆重，你们爸爸为人是受之无愧的。

　　希望你们常给我来信，消息不断就是我最大的安慰。心乱不能再写。更希望你们多安慰妈妈了，保重你们自己，不要太悲伤，人生就是这么经过，经过，快乐与忧患是平衡的。心乱不能再写，以后谈。

　　这是张充和获知大弟去世后的第一封信，她说别的朋友去世，她常常要写点纪念的文字，但这一次，却一个字都写不出来。

　　张宗和在生前常常向四姐充和请教书法练习，并将作业寄到美国请她修改，张充和总是一笔一划地帮他纠正，鼓励并指导他。父亲去世后，张以也开始练习书法，并继续向四姑请教，充和一如既往地教授，像是在延续一个未完的事业。一九七七年，张充和回信给张以：“我以后答应你，只要你给我写信，我就如同爸爸在时一样，与你谈谈。”

　　这让我想起了雷蒙德·卡佛作品《距离》里的一句话：“他们因为共同的失落感，走到了一起。”

　　信一来一往，从二十世纪延续到了二十一世纪。这让人想起了张家的《水》杂志，从一九二九年创刊，几经战乱、变革，一直坚定地走到了今天。

　　当然，张充和的信也会寄给弟媳妇刘文思，一位伟大的妻子，一位称职的母亲。刘文思是刘铭传的后人，与张宗和是表兄妹，亲上加亲，传统姻缘。她对长女尤其亲，那是张宗和与孙凤竹的女儿，以至于二女、小女都以为只有大姐才是母亲亲生的。她出身名门，学习医学，照片拍出来，婉约、自然、朴素，尽善尽美。与张宗和在一起，刘文思吃过不少苦，就连张宗和自己也在信中提及，以前年轻时对生病而坏脾气的孙凤竹有着各种包容，反倒在年纪大的时候与刘文思计较起来。譬如生活困难时期，刘文思总是吃那些剩菜剩饭，舍不得扔掉，张宗和就很生气，气极了就把饭打翻了，他是天真的，天真的人往往不懂得如何沟通。

　　张宗和病体缠身，身体的，精神的，常常让学医的刘文思手足无措，但她必须要做点什么，她尽职尽责，因为她爱这个家里每一个人，包括张宗和当年的保姆夏妈。张家的几个保姆都是终生跟着自己带的孩子，并由这些孩子养老送终的。夏妈晚年时，常常在夜间折腾，张宗和与刘文思疲累不堪，但仍恪守孝道，直到其生命的最后一刻。而且正是刘文思的专业，才让老太太多延续了些时日。丧葬费花去了张宗和一个月的工资。但每到深夜里，张宗和总觉得对老太太有些歉疚，说她照顾了自己一辈子，自己还是付出得太少了。

　　张宗和病逝前，还住在山上，发病时，刘文思也难以控制，得送医院去。张家人求人帮忙，但“文革”尚有余威，谁愿意冒风险救一个被打倒的五类分子？如果当初早点送医院，爸爸是不是可以多活几年呢？后来张以一直念想这个问题。再后来，张家求过的人患癌，刘文思作为校医，一遍遍地上门去帮忙打针；再后来是那人的家属患重病，刘文思一以贯之。张以说，说实话，我能不记恨，但这样我做不到。刘文思说，我们得理解人家。

　　二○一四年初，刘文思去世。有一次与张以梳理史料，发现了刘文思的手稿，她生前手抄了很多张宗和与戏曲的日记资料，提供给需要的研究人士和社团。张宗和是曲家，更是戏迷、戏痴，他与俞平伯、尚小云、沈传芷、赵景深、华粹深等名家交流，更喜欢让身边人的学戏，让女儿学，让爱人学。他天真地以为，好东西就应该人人学习，因为他从中得到了非常的欢娱。戏，是他与四姐张充和永恒的话题，信中多有涉及。于是，女儿学，刘文思也跟着学，多么天真可爱的一家人。

　　张宗和曾辗转昭通国立师范学院、云南大学、立煌古碑冲安徽学院、贵州大学等地教学，后进入贵州师范大学教历史，却留下了厚厚的戏剧文稿。他的历史课通俗而灵活，而他兼职的戏曲课更是培养了一批人才。这个要做“一世祖”的戏痴，无意中把天籁昆音传播到了黔东南地。二○一四年十二月，苏州昆曲团体去贵阳演出，张以说一定要去听一场，说现在贵阳已经很难再听到昆曲了。

　　张宗和身后还留下一部《秋灯忆语》，那是他早期的个人日记和书信的结集，是他与前妻孙凤竹的悲苦生活记录，也记录了战时中国的底层实况。其中涉及了张家十姐弟的故事，也有周有光、沈从文、巴金、汪曾祺等人的战时掠影。后来这本纪念集交给巴金时，他写道：“读着它，我好像又在广州开始逃难，我又在挖掘自己前半生的坟墓。我还想到从文……”刘文思曾手抄此集。张充和也曾在张宗和去世后手抄一本，“我每抄二三千字就会流泪，其中动人处太多……”

　　一九八七年，张充和终于获准回国，贵州是她必到的一站。当她坐在贵州张家客厅里，张宗和已经去世十年，她拉着刘文思的手，与张宗和的遗像拍了一张合影。

　　张以请假在家专门陪着四姑，带着她上街恨不得尝遍贵州小吃，回来的时候被医生妈妈责怪，还为她们配了酒精棉球，说以后再去吃带着。二十多天的贵州生活，让张充和回去后还很难忘，尤其一想起酒精棉球和公用茶杯上的口红印，她就觉得温馨，恍惚忆起她与四弟宗和在信里的约定，他要请她吃小吃。

　　一九七六年七月十四日，张充和给张宗和写了最后一封信，此前几天，她患上急性盲肠炎，盲肠已全烂了，开刀治疗，伤口尚在愈合中。但她仍关心大弟的病情，问候他：“你近来身体如何？心里放宽些，天下之大，比我们更苦的人多的是，像我在医院中，哪有不疼之理，一见到更多的病痛及重病之人，我便觉得我是幸运的，便也不觉疼了。你的睡眠不好，也许因为动得太少，要多走路，开始勉强些，屋前屋后，打起精神做事是要紧，却不可有甘心自退之心。不教书绝无关系，但得找点事做做。如家事园事一类，样样都是有用的，对身心也是有用的。如果你觉得还有用处，即心满意，睡眠也跟上好了，我在纸上谈兵，鞭长莫及。若能稍近，我以我法治病那就容易点。”

　　只是这样的牵挂，成为了永远的遗憾。

　　读姐弟俩的书信，会明显感觉到张宗和的天真，记得张家人也曾说过，张宗和写日记什么都写，事无巨细，他是真的记日记，而不像有些人为他人阅读而写。说有一次，张宗和发现自己的日记被继母看了，就气愤地撕掉了。他的信也是事无巨细，青菜萝卜、社会主义，精神的、身体的、社会的、家庭的，想到哪里写到哪里，是真的家信，同时对未来永远是天真的态度：

　　国内各大学在一九五二—五三年进行大调整，清华变为工业大学，燕京并入北大，在今年暑假后就实行。新气象太多了，不说别的，单说北京没有蚊子苍蝇，上海小菜场卖臭咸鱼的摊子上没有苍蝇这就是奇迹，我们贵大的爱国卫生学习才结束就举行大扫除，贵阳市上一人一个苍蝇拍，苍蝇也快绝迹了。我们以前梦想时事，都逐步在实现了，成渝路通了火车，贵阳通外省的火车也快了，大建设，特别是水利工程真是惊人，你们若回来得晚一点我们也许已经从新民主主义进入了社会主义了，远远的超过了美国。（1952.8.10）

　　你说想寄点东西给孩子们，邮政不收，我想不必了，孩子们现在都很好，我们生活也根本好转了，我们既没有所得税，生活必需品在一天天降低，我们现在学习总路线，我们看清了社会主义的前途是光明的，以前我还不相信我能看到社会主义，现在我却相信了。十年十五年以后我是一定活在世上，不但我自己，连七十二岁的夏妈也相信她可以见到社会主义。（1954.1.20）

　　你用鸭头颈子肉做肉松，真有本事，但不必寄来，我们这里有肉松、鱼松吃。美国物价大涨，货币贬值，汽油涨价，我们都知道，真是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要发生的经济恐慌。我们这儿煤、米、油盐等食品不会涨价，菜蔬肉也不涨，没有税，房钱也便宜，这是我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1975.5.31）

　　张充和则对生活有着别样的理解，她对人大方：对亲人大方，常常寄钱寄物给亲人；对朋友大方，一方有难，她总是义无反顾，精心制作的笛子全都送给了曲友；对家人大方，她说，自己这辈子最缺乏的就是母爱，所以在孩子需要照顾时，她几乎推掉了社会活动，专心陪伴他们。她在晚年还在反思，张家以前让奶妈、保姆带孩子的方式是否有缺陷。

　　人生要有幽默，可不是拿事不当事做。更不是林语堂之类的幽默。在处理事时自己站在客观地位上，看人看自己，不搀和情感，换句话说，像看戏，看戏时是最为明显的。平常生活是不太显化，我常常好像灵魂出窍似的站在一旁看自己，看我的家庭，看一切。虽有天大的事，你亦可暂时冲淡一下。至于纠纷扰乱，让神智宁静时再解决。这是我的幽默解释。（1963.8.13）

　　我抱住“一曲微茫度此生”。所以你们来学（昆曲）我当然高兴，不来学我落得自在。还不必伺候茶水。（1963.2.7）

　　我们除了做粗事外，还得做办公室教书的工作。从买到做，洗地板到做园子，又岂是一两件机器能代替的。台湾人总觉得我们赚美金，岂不是发财。我们的饭桌上若无客人，总是一个菜，荤素一起，早饭是麦片一样。有时面包（鸡蛋一星期一次）。午饭是冷食，吃点生菜面包。晚上才真正是一顿热食，有时饭有时下点面条。但是总是吃得够。孩子们第一，我们第二。在加州水果便宜，我们便不炒素菜，这儿水果贵，素菜也贵，譬如一棵白菜要四毛，我们便吃罐头素菜，因为养料是一样，味道真是糟。我们到东部后，买了个freezer，这样在一切食物上可以省钱，到菜市去，记得减价而好的肉或素菜或水果，买回来冻起来，可以搁到三个月或一年。

　　我做菜也还有几种拿手。可是没有工夫做给自己人吃有客人时才卖劲。汉斯吃饭不挑嘴，好办，以元挑嘴，以谟不挑。我现在不但不挑，而总是他们不吃的我吃，像高干一样。否则就得甩了。这些美国生活大概你们有的可想，有的亦无法想象。（1961.10.31）

　　这几天在赶一张画，忽然有人看中了我一张画，但嫌太小，我要画张大的，大概是要给我钱的。这几年来书画荒疏，刚到时开过展览后倒卖了好几张画。这里卖画全不像以前中国是打秋风式的。尤其是我最恨的靠朋友，靠名家来提拔你，来捧你，若是个女人就更了不起。画字的本质一概不管。在美国吹牛的人亦真多，除了骗洋人，骗钱外，亦不过骗自己而已。我的字比画当然有点小功夫，但是谁人来欣赏呢。除了中国人外，能够卖钱的只有画。所以我得在画上用工夫。这多少年做事带孩子，虽不动笔，却留心观察古今中外的画，近日全世界之抽象画不难于学，只是不欢喜。其实中国从工笔到写意墨戏已是抽象的路子了。苏东坡说：“画梅求形似，见与儿童邻。”这里多少画国画的人都转向抽象路上去了。如王季迁（九如巷左隔壁王家），如曾仞荷（辅仁毕业艺术家）等。张大千仍旧。我至今连彷徨都没有过意在画园中进一步，未免不通世故。眼看换一种方法可以迎合心理赚钱，但是又有多少意思呢。好在目前有丈夫养着我，我不冻不饿。（1961.11.1）

　　张充和曾这样评价大弟宗和：做人直率坦白，文章也是，从不天花乱坠、花言巧语。有一次她在信中提及，说他不懂女人心，不该在妻子面前说起前妻和前女友的事。这个大弟总是有什么说什么，他对每一个人都是那么真诚、无私。

　　张家二姐张允和说：“因为我们父母有了四个女儿后，才有了第一个儿子，拘管得紧，所以大弟十分腼腆，羞答答的像个女孩子。”她还说：“大弟是姊弟中最最老实厚道的。”张宗和中学读的是苏州东吴大学附中，当时是颇好的中学，但他关注时事，热血热肠，有一次军营招募北伐军，他从学校里偷着跑出去报名，后来竟然跟着部队走了。家里知道后赶紧派人把他追回来继续读书。

　　曾得见张宗和早年在苏州写的遗书，写在中学用的格子纸上，毛笔字，工整而温润，其中提到：“记得从前一个诗人在临死的时候，曾经说过，‘假如我现在能写，我一定要赞美死是如何的美丽’。因此我想死或者是很美丽的，至少不是可怕的、恐怖的，所以我并不像一般人那样的怕死……死是快乐的，是忧愁的，快乐的是抛弃世间的一切忧愁；忧愁的是抛弃世间的一切快乐。”

　　与宗和先生的小女儿以谈及此事，获知宗和先生还未下葬，恍惚间已经三十多载，以黯然地说正好可照办。张宗和的遗嘱提及，死后将他烧成灰装进一个珐琅彩的盒子，抛进太平洋或长江里去，盒子上刻着：“这是一个很平常的人，他现在是很平常的死了。”

　　天真不过如此。

　　张充和曾在给宗和长女张以靖的信中说：“你爸爸一辈子做教书匠，抗战中颠沛流离，解放后又没有好日子过，‘文革’中更是受尽苦难，就算是把你们三人养成了，但他的著作并无一本留世，我想把这本东西好好印出，第一是他的希望，第二也留给你们子孙们看看你爸爸这个时代的辛苦。”

　　诚如张充和女士所言，这些历经变乱而幸存下来的书信，可以让我们一窥他们那个时代的辛苦。

　　二○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下午，张家最后一个儿子、张宗和的五弟张寰和先生去世。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杨早先生在悼念时说：“小五哥也走了，不是说谁带走一个时代，但那个时代的痕迹，确实在渐渐湮灭，不是自然更替，而是失了传承……”

　　再到张充和女士的突然去世，有人说，一个时代结束了。

　　记得张宗和曾在信里苦恼小女儿的顽皮，说她把自己和夫人的情书撕掉重新制作练习本，很多年后的今天，正是这个格外调皮的女儿，一个字一个字地整理起了父亲遗留的书信，与两位姐姐一起，希望复原一些记忆，因为那是她们最珍贵的记忆，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替代。

    （本文摘自《一曲微茫：充和宗和谈艺录》，张充和、张宗和／著、张以立民、王道／编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6月第一版，定价：69.00元）


    来源：《中华读书报》（2016年09月14日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