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序已经推进到21世纪，距离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已过去近一个半世纪。以“马克思主义”为符码的社会运动和思想研究还在继续进行着，但必须看到，作为十九世纪中下叶德意志民族一代思想大家的马克思，某种程度上在当代其实“已经悄然退场”。一方面，他曾经下功夫研究、现在也以隐形方式存在的一些重大而结构性的问题以及提出的深邃见解及其论证并没有被揭示出来；另一方面，人们在马克思的名目下阐发了那么多新潮的思想，实际上已经远远超出他当年观察和思考的界域，增添了很多不属于他的意旨和内容，更不用说还有有意无意的曲解和误读了。尤为复杂的状况是，在“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一个半多世纪的演进历程中，很少有论者是把马克思及其文本和思想当作一种单纯的学术研究对象来看待的，对他的理解和阐释加入了过多的现实考量和情绪成分，以致于出现了这样的情形:言说马克思的人越来越多，“挖掘”和阐释的思想越来越新颖，但马克思本来的形象和思想却越来越模糊，人们对他的文本越来越不熟悉。鉴于这种情况，多年来我们提倡回到马克思的文本、文献，悉心探究其思想的原始状况、论证逻辑和演变历程，进而凸显其思想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就是为改变这一状况所做的一种努力。

　　最近由我策划、主编的12卷本“重读马克思：文本与思想”丛书中的三部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被列入“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库”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推出，即黄建都的《“苦恼的疑问”及其解决——〈莱茵报〉－〈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文献及思想再研究》、李彬彬的《思想的传承与决裂——以“犹太人问题”为中心的考察》和杨洪源的《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哲学的贫困〉与〈贫困的哲学〉比较研究》》。较之于以往的研究，这些著述力求把版本考证、文本解读、思想阐释与现实意义重估结合起来，取得了以下突破：

　　一是对马克思“苦恼的疑问”及其求解之法的甄别。马克思一生的思想始终处于不断地探索、深化和拓展之中，而“《莱茵报》－《德法年鉴》时期”（即马克思1842年4月起开始为《莱茵报》撰稿、接任编辑直至1843年3月退出、之后又致力于创办《德法年鉴》并于1844年2月出版第一卷这段时期）是其思想变化的第一个时期。起初，他携带深受启蒙思潮、浪漫派学说和自由主义的熏陶而在德国思想论坛崭露头角的青春朝气走来，但遭逢的一系列现实问题与以往的理念相矛盾，以至于在其头脑中产生了“苦恼的疑问”；为解决这些疑问，他不断地阅读、思考和尝试，提出了探究社会问题的基本思路，为以后哲学思想的变革开启了方向。黄著以此为中心线索对这一时期马克思的全部文献重进行了解读，详尽地展示了马克思思想转变的环境、动机、过程、环节、性质和标志，有助于理解和把握马克思当时思想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以及这一时期在马克思一生理论创造、在整个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具体而言，他所做的工作包括：（1）厘清了“《莱茵报》时期”马克思产生的“苦恼的疑问”及其所进行的初步分析；（2）首次完成了对鲜为人知的“克罗茨纳赫笔记”的全面性解读；（3）分析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对所有制、阶级和国家法关系的探究，以及与当代政治哲学重要议题的关联；（4）通过对《1843年通信》（8封）内容的考证，阐明马克思“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的含义；（5）回答了为什么《论犹太人问题》成为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决裂进程的开始；（6）重新估价《〈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的地位、马克思所阐发的政治解放与人的解放的关系及其依靠力量的现代价值。

　　二是以“犹太人问题”为中心考察马克思与先驱思想的传承与决裂过程。在马克思早期的思想演变过程中，青年黑格尔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背景和参照系。从深受其影响、融入其间到发生歧见、反叛出来，直至与其进行彻底的思想剥离，马克思逐渐实现了其哲学思想的变革。在这一思想解构和转换的过程中，“犹太人问题”是一条导火索；正是在对这一复杂的社会历史事件的认识和评论中，马克思与他的思想先贤、青年黑格尔派的主将布鲁诺·鲍威尔首次展开了论争，在对同一个重大问题的观照中开始显现出理解世界的思想方式的差异。李著以大量的原始文献资料尤其是鲍威尔本人的著述为基础，详细追溯了马克思和鲍威尔关于“犹太人问题”论争产生的历史背景以及他们的思想发展历程，具体复原了马克思与鲍威尔论战的真实情境和三次交锋的具体过程，细致梳理和展示了双方各自的思想、分歧和争论焦点，并力求给予公允、客观的评价，特别是还以此为视角，观照鲍威尔的哲学思想和“犹太人问题”的论战对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影响以及对于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变革的意义。这一研究成果从独特的视域拓宽和丰富了马克思与鲍威尔思想关系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对马克思思想的复杂性和他所实现的哲学变革的理解。

　　三是通过《哲学的贫困》与《贫困的哲学》比较研究探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方法。《哲学的贫困》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最重要的文献之一，也是马克思研究和批判蒲鲁东所著的《贫困的哲学》《什么是所有权》的一部论战性著作。过去学界无论是对作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重要背景和思想资源之一的蒲鲁东思想的理解和评论，还是对这些著述文本细节的解读和思路的比较，都存在较大的偏颇和遗漏。有鉴于此，杨著在总体上把握蒲鲁东的思想原貌、厘清马克思和蒲鲁东之间的复杂关系、了解国内外相关研究状况并完成相关文献学疏证等的基础上，逐一对三部著作共同涉及的重要议题，诸如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方法、所有权问题、价值理论、分工与机器观、垄断与竞争理论、社会革命观及共产主义观等一一进行了深入的甄别与讨论，特别是对目前学界研究较为薄弱而又占《哲学的贫困》一书中绝大部分篇幅的“科学的发现”“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等章节，通过比照《贫困的哲学》中的相关论述，进行了详尽的释读，再现了马克思通过辨析蒲鲁东的“形而上学方法→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学说（社会革命理论）”这条思想主线，对自己思想体系的三个组成部分，即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的系统思考和整合的过程，最后将这一致思路向置于人类思想史的进程和当代社会实践图景中阐明其现实意义，对其进行客观的历史定位。

　　这是我们师生数年间艰辛探究的结果。多少年来我们这个“学术共同体”形成一个严格的传统和研讨方式，除有特殊情况，每周五下午都会在我的办公室对每一文本细节以及研究进展进行认真讨论，日积月累，终成此阶段性成果。敝帚自珍，我现在身处马克思诞生和思想起源之地的特里尔，对这些著述问世，我感到由衷的欣慰，也期待学界专家的批评和指正。


    来源：《中华读书报》（2016年10月19日0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