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学者郑磊作为七十年代出生的人，从金融危机前后的角度，思考并回顾了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我们是幸运的，也是不太走运的。幸运的是，我们成长在那个黑暗的年代之后，不太走运的是，经历了整个中国社会和经济转型的大部分过程，目前这个转型仍在进行，而且在有生之年，大概不会彻底完成。而过去的三十多年，也是世界政治经济风起云涌的年代，套用一句老话，以后我们可以对后代们说，“我们什么都见识过了！”人的一生，有如此经历，也不枉然了。

    本书的核心内容由时间的两端连接，就是历史和未来。过往之事故可追也，而未来谁也说不清楚，即便说了，也未必有多少人会相信。最重要的还是把握当下的现实，而这仍需要对历史和周边世界的深刻洞察。研究经济问题，不能过于书斋气，比如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数学模型方法论，基本不适合理解和分析中国实践。尤其对于中国经济现象，有两点至关重要：对经济问题的直觉和对历史沿革和现实政治的了解。这是一个每天都在发生剧烈变化的超大型经济体，但有其固有的规律和轨道。中国经历了数千年的皇朝统治，细察就会发现，这是一个“朝代更替”规律。类似证券市场的价格均值线，历史也是回归和渐进发展的。而今天不过就是未来的历史罢了。了解历史的重要性就在于此。现实是历史的重复，但又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迂回螺旋形上升的重复模式。一个简单的例子，历代王朝的首都和官制，都具有回归或直接继承的特点。

    1949年建国之后，中国大陆的发展也具有几个重要的里程碑。最近的一次就是2013开始，也就是中共十八届一中全会之后。中国由此进入了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领域的一个全新发展阶段。在这本书完成之时，这一阶段也只走过了不足4年，现在做出定论，还为时过早。但我认为，中国从此确定的方向是全国对外开放（不同于之前的沿海和沿边对外开放试点），中国企业和个人走出去，人民币成为重要的国际货币，在外交和军事方面占据东亚、南亚（包括部分印度洋地区）和太平洋地区的话语权。在这一阶段结束时，中国有望在经济总量上追上甚至超越美国。

    上面说的是中国的机会，经历了过往半个世纪的动荡，可以预见的是，整个世界已经进入高度动荡的阶段，国际政治权力结构的解体和重新整合，使得中国处于高度关注地位，“危”与“机”并存。本书举起牟牟大端者，从下面几点着重阐述：

    首先，中国经济结构转型过程是否顺利。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不管黑猫白猫，反正致富就是目标。这个目标从总体和平均值上是达标了，但是中国毕竟不是小经济体，目前存在严重的地区和阶层收入不平等的差距需要解决。而这也是主要的社会矛盾爆发点，如何消弭和稳定过度，不再是简单地“维稳”就能解决。解决这个问题，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城镇化不是简单的人口物理迁移，也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社会结构重组问题，如果不从这个高度认识，并采取系统性的解决方案，难免会引发大的冲突。这方面问题，比如，如何加强城镇公共资源供给，如何避免新移民被边缘化和歧视，如何解决新增就业，如何建立透明和公平的城镇公共救济系统，安抚最底层的弱势人口等等。经济结构转型的另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在消减过剩产能的过程中解决员工安置问题。上一次国企下岗潮的教训需要吸取，现在情况与十年前不同，政府在这方面的控制力弱化了很多。比如河北、山西这样的过剩产能重点地区，这一转型过程将是痛苦和漫长的。公共资源必须倾斜，通过发展服务业和增加公共服务供给，吸收一部分转出的就业人口，同时采取资本整合和资产证券化的方式，通过收购兼并而不是主要通过破产清算，逐步消化这部分低价值甚至负值资产。在操作过程中，难免国家财政和金融需要提供担保、放大风险容忍度，做好不良资产处置。

    第二个问题，要高度重视开放的进度和步子。顺序不能搞错，走的太快难免失控，甚至引发危机。上升到国策的是自贸区试点和“一带一路”战略，都与人民币国际化密切相关。对于中国大陆而言，就是金融深化的问题。我完全支持人民币国际化战略，但是对于发展的速度有自己的看法。2010年，我曾预测人民币汇率放开和自由兑换，在10年内实现的可能性极小。坦率地讲，现在这个速度已经明显超出了我的预期。为了加入SDR，启动了“811”汇改，这是一个“大跃进”。从此中国要面对的是国际货币市场的投机者。而汇率投机是国际货币交易的一个本质特征。央行只能用“市场化”的方式，通过买卖人民币、美元来调控汇率。而在经济下行，市场对人民币汇率有强烈下跌预期的情况下，维持较坚挺的人民币汇率，需要消耗大量的外汇储备。对这一点，中国应该有充分的认知和判断。由于中国外汇储备中很大一部分是美国债券，而在消耗时，由于流动性需要，可能不得不大量抛售债券资产，极有可能产生难以控制的连锁反应。而金融开放需要一个非常完善和强健的金融监管体系，其中除了制度，还要在关键岗位有懂得国际金融和资本市场的各方面人才，目前这两方面都是弱项。金融是国家重器中的重器，不可不小心谨慎。而且在国际化环境下，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国际金融和资本市场是深海区，靠小打小闹，小米加步枪和大无畏的精神，是不能出海作战的，这一点也许不得不在经历了惨痛教训之后才能让有关决策者醒悟过来。这是我个人认为最有机会出问题，而且可能造成难以挽回损失的一个方面。

    最后作者又谈谈“治内”和“制外”问题。所谓“治内”就是反腐，“制外”就是进取的外交和军事策略。“反腐”清明了政坛，给老百姓带来了期望，但也出现了官员“懒政”和“怠政”现象。反腐这个主题，以往历代都有，研究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国即便是对此最严厉的皇帝和最严酷的惩贪酷吏，都未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其中根本原因在于制度。另一个原因是国情。在行政权力主导的经济体中，对作为行政权力主体的官员的调整，势必影响到经济运行的效率。这也是本届政府提出把权力逐步转移给市场的核心逻辑所在。因此，反腐与让权，是一个相互促进、交错进行的过程，同时在回归市场化的过程中，建立透明的监督机制，发挥法制的作用，实现权力交接的无缝对接。如果只肃贪而仍保持权力集中于政府，而且没有透明公开的监督，这种反贪早已被证明是无效的，导致重复出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循环局面，而且还会影响经济问题的解决。所以，制度反腐和向市场让权，在“治内”问题上要高度协调和配合，掌握好节奏，稳步推进。让反腐真正能够解放生产力，促进激活市场活力，这比抓几个贪官看百姓叫好，要有用得多。“制外”乃军国大事，非小民能够置喙。从“一带一路”战略上讲，在军事和外交上展现一定的实力，在亚太地区和南印度洋浅海地区，需要一定的部署，为中国企业走出去保驾护航。我相信，现阶段的央企改革并非国企改革的终点。在中国企业走出去中，做大做强的央企会成为先锋，起到带头作用。在央企的引领下，中小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应该抓住这一难得的良机，拓展国际化经营空间，并在走出去过程中，边学边干，扎扎实实地提升自身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来源：清华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