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书画社做业务员期间的冯骥才。在书画社做业务员期间的冯骥才。

　　“文革”结束四十年，那一段历史的面貌变得越发陌生和模糊。未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年轻人甚至在当代赋予了它一些浪漫的想象。这就是当下，一个进步与局限性共存的年代。

　　冯骥才以人文的角度审视当下。回望五十年来，当我们从不安年代走出，又似乎走入了新的局限和困境。

　　但不管是哪个年代，都存在着这样一些人。在他们身上，苦难的经历与对美的追求得以共存。这种“侥幸”，需要在艰难时代中委婉的胆识与对真善美不减的渴望，需要在人性之美表现得甚为微弱的时候，仍能感觉到它并认可它的珍贵。
  

    十年间冯骥才的私密阅读书目。十年间冯骥才的私密阅读书目。

　　不安的年代

　　以委婉的胆识在黑暗中行走

　　新京报：经历了文革的恐惧和不安，但你的书却不只是一个苦难史。同样触动人的，是那些闪现着普通人“真善美”的生活细节，这一点，在像韩美林这样的艺术家口述史中有闪耀着。苦难的经历与对美的追求，两者何以可共处？

　　冯骥才：我跟韩美林是几十年的朋友，他的苦难史比我更强烈。他在文革的时候，被人把脚骨打碎了，为了不让他画画，把手经脉也挑了；他的脚流出很多血来，在那坐着，突然发现流出的血，像一幅画里鸡的头。他下意识地用脚尖把这只鸡给画了下来。他跟我讲这个细节，把我震撼住了。韩美林受了这么多的苦难，但在他的画里是看不见的，他的画全是阳光。实际上，他跟我们这些人一样，在生活中受了这么多的挫折，但对生活的热爱不减。挫折越多，可能理想的东西更强烈；遇到的假恶丑越多，可能对真善美的渴望就越强。我们是搞艺术的，是真善美的信徒。

　　新京报：尽管黑暗到来，人们无处可逃，但每个人与时代相处的方式还是可以不一样。

　　冯骥才：时代太强势了，我们是被选择的，角色是被安排的。但是，靠善良来参与那个时代，跟靠私利和假恶来参与还是不一样的。越是灭绝人性的时候，人性的表达就更直白。人性的美表现得微弱的时候，却反而能感觉到它，越是觉得它很珍贵。

　　我写这本书，跟我现在是不一样的。那时候，纯粹生活在底层，没有任何社会的资源，而且站在被社会攻击和排斥的处境。写那时期的我，我只想用当时真实的细节对自己判断，但不给我自己任何的结论。

　　新京报：文革结束的四十年间，人们做出了各种制度反思，但你追问的是更基础的人性本身，因为直面人性或许更能看见每个普通人的命运在时代中的波折，也能看见人自身的局限性。

　　冯骥才：鲁迅先生说“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实际上是知识分子对于人民和大地一种非常真挚的感情，他把民族性看得很深刻。我们的人民不热爱我们的文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官员跟我说，如果一个民族不热爱自己的文化，谁也没有办法。我们有时说热爱自己的文化，是假热爱，不像法国人谈他们的卢梭、伏尔泰和雨果那样。

　　新京报：许多文化历史上都遭遇过风波。普通人不能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要产生真实的热爱不容易。

　　冯骥才：是啊。我觉得我们这代人，跟现在的年轻人有一点不同：我们对一个时代大的变迁体会更深刻。当然了，你们将来可能也会遇见。我曾经在东京，同日本非常著名的画家平山郁夫聊了两个小时，他是敦煌文化的信徒，去敦煌就像是朝圣一样。他说，“你们的文明历史很悠久，但朝代更迭得太多，而在更迭的时候，每一位皇帝上来都把前朝推翻和否定。江山重现开始，结果你们的历史全是被切断的”。我们的文化缺乏一以贯之的东西。

　　新京报：上世纪末，你展开了民间文化遗产的抢救，至今已近二十年。

　　冯骥才：那时候我五十多岁，是生命里最好的时候，如果从事文学创作，可以写大量的小说。但我把这些放下来，为什么呢？是文化的使命和责任。到今天，七十岁过了，已没有精力到各个村落跑了，但我的心仍然想的是这件事。我们这代人是跟民族和国家的命运走过来的，这是生命里的东西，自然就要把这些东西担起来。搞艺术的可能比普通人感受更强烈。普通人也承受了，或者忍耐下来了，或者承受不下被击垮。我们还要思考问题。国家五十年的所有变迁都在心里，更知道国家应该怎么样，国家不应该怎样。我们了解我们的国家，也更了解我们的人民，更知道人民可爱在什么地方，可悲在什么地方。

   

    冯骥才的“秘密手记”。冯骥才的“秘密手记”。

　　功利的年代

　　有思想才得广阔的内在

　　新京报：文革结束后，人们从恐惧中走出来，而今天焦虑与功利，又成为一种时代氛围。当代年轻人就被印刻上了这样的局限。

　　冯骥才：不安的时代，思考往往还可以是广阔的，往往跟社会和历史相关。但当被焦虑与功利裹挟的时候，思考往往跟社会没有关系，只跟自己有关系。按年龄讲，我们这代人经历和遭遇多，对生活的思考不一样。人是这样，比如我结婚前跟结婚后的想法是不一样的，结婚前没有更多的责任，但结婚后就有责任了。年轻的责任感，可能需要一定的岁数。人类也是这样，人类经历一次大的战争，就重新温习一下真理。

　　新京报：我们目前的状况跟西方的历史发展还是有差别。经历数百年的历史，西方的市场经济承认和接纳人文精神，两者是兼容的。

　　冯骥才：我们的市场化还是有问题的。我刚刚到意大利佛罗伦萨去的时候，刚好赶上在乌菲齐美术馆的纪念活动，刚好也是五十年。佛罗伦萨有一条河叫阿尔诺河，在1966年发洪水水侵入城市，把博物馆和图书馆里很多重要的善本给泡了，全世界就来了很多年轻人，为一个城市清理淤泥，把博物馆的艺术品搬出来，把图书馆的书拿出来晾。他们做完以后就走了。

　　我就想起奥地利的国家图书馆，它很讲究，但上世纪八十年代着了一场大火，那时候还没有电子邮件，却收到了一万多封全世界来的邮件，询问哪些书被烧掉了。这是人们对文明的那种关切，他们也是在市场经济的社会里呀。

　　我们少了对文明的关注，在经济发展的时候，从小学教育起就缺乏了这方面的关注。你看西方难民的政策，我们现在很多人批判默克尔接收难民的政策，但你要往深处想，只有西方的文明才有这样的想法。我很尊敬西方人的这些想法，包括默克尔的想法。

　　新京报：当代年轻人面临的是经济生存压力。在社会对人本身缺乏关注的情况下，他们该怎样和时代相处？

　　冯骥才：你们遇见的压力，尽管细节上可能不一样，但我们都面临。关键是，自己追求什么特别重要。我觉得，年轻人应该摆脱庸俗的社会观。如果没有这样的自觉，这些观念很容易降伏我们，让我们年轻的很多精力陷进去，把我们很多没有进入社会前的一些理想灭掉了。我跟西方一些年轻学者们聊天的时候，他们不是谈本专业的东西——“赋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他们谈的往往是更广阔的东西，谈生活、人性、思想、政治和宗教，这些东西在更高的领域是互通的。思想不可能是别人给你的，最多是别人启发你。建立自己的思想才是最关键的，这跟你的灵魂有关系。

　　采写/新京报记者 罗东


    来源：新京报2016年1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