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上帝之死》作者：（英）特里·伊格尔顿 译者：宋政超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6年3月

    在《学术与政治》中，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曾指出，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理性化（rationalization）。这一理性化的进程将导致众多价值的废除，世俗领域不再笼罩在神秘主义的灵光之下；在经验事务层面上，上帝的视角已经在人类面前退隐。韦伯认为，如今信仰，对于现代人来说，必然意味着一种理智上的牺牲。

    然而，在现代思想一致欢呼上帝之死时，伊格尔顿却在《文化与上帝之死》一书中说道，上帝之死只不过是一个编织出来的神话，上帝从未离开过我们。就像希腊人在被罗马人征服之后，就以其精神奴役后者，从而实现自己的第二次生命一样，上帝在现代性的起点处被谋杀后，同样以一种幽灵的形式附着于现代思想的发展历程之中，与其如影随形。

    伊格尔顿敏锐地看到，“现代历史就是为上帝寻找一位总督（viceroy）。”易言之，现代人在杀死上帝之后，便力图通过寻找种种的替代形式来填补上帝缺位所留下的空白。在这一重新造神的过程中，“理性、自然、精神（Geist）、文化、艺术、崇高、民族、国家、科学、人道、存在、社会、他者、欲望、生命力和人际关系，所有这些都时不时地充当了被取代的神的形式。”尽管它们各自的面貌不一，但是，通过这一借尸还魂的行为，上帝反而以一种更为隐秘的、某种程度上也更为巩固的方式存活下来。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人并没有真正杀死上帝。正如让耶稣死去，恰恰是为了见证他复活的奇迹一样，弑神的目的同样不是为了让它从此退出人类事务的舞台，而恰恰在于使其某一刻重临人间，再次把握人类的命运。现代思想的内核遵循的正是这一生与死的辩证法。

    这里，透过法国哲学家萨特，或许可以管窥一豹。萨特反对笛卡尔以来近代哲学的先验主体概念，在他那里，本质、概念被悬置起来，未形式化的存在物成了第一性的东西；不是本质先于存在，而是存在先于本质。类似于工匠依据理念来制作工具一样，上帝同样根据自身的模样来创造人类。但是，萨特反对这一经典的图式，他认为，现在必须驱逐掉“上帝”这一前置概念，从而将主体置于一个绝对虚无的处境，他除了自由之外，没有任何的束缚、羁绊和牵挂。只有这样，这个绝对的自由者，这个无根的浮萍才可以自由地去创造，去选择，去自我实现。显然，可以看出，尽管萨特把自己的理论称之为“无神论的存在主义”，但是，萨特式主体恰恰是对上帝形象的生动模仿，换言之，人现在成为上帝的世俗化身。然而，具有反讽意味的是，这个僭越上帝形象的人在面对萨特加之于它的种种责任、重担的时候，却又因为不堪其任而陷入“焦虑”“绝望”。

    萨特的根本困难在于：在把人置于上帝的权威之后，人却发现自己并不拥有履行这一职责的能力。因此，萨特自诩的无神论立场是不彻底的，甚至可以说，他扔掉旧神，恰恰是为了迎接新神。这就必然导致他的弑神计划也是失败的。要想真正克服神的影子，绝不能按照萨特的顺序来进行，即把神还原为人，使人成为神，从而在人的身上恢复神性，相反，彻底的无神论立场必须将萨特颠倒过来使用，即必须首先破除人的偶像崇拜，摧毁人的形象，才能从根本上消灭神性，宣判上帝的死亡。而这就是后现代主义的任务。

    在《文化与上帝之死》一书中，伊格尔顿正确地引述安德鲁·沃尼克的话说道，后现代主义包含着上帝的第二次死亡，即轮到组合于现代时期的各种神的代理者被拆卸了。如果说，上帝的第一次死因并非我们的弑杀，而在于我们的伪善，那么后现代主义则以一种巨大的知性真诚揭露我们的伪善，戳破了各种各样上帝的世俗面纱。在对宏大叙事的瓦解中，以及在它的反本质主义、反基础主义的激进主张中，后现代主义成功地摧毁了上帝这一庞然大物，使其化为碎片，任何宏大的图景不再可能建筑起来。“如果说后现代的文化是无深度的、反悲剧的、非线性的、反神圣的、非基础的以及反普遍主义的，质疑绝对以及反对内在性，那么或许可以宣扬其是真正后宗教的（post-religious）。”从此，我们开始真正生活在一个无信仰的空白时代。在这个世界，一边是人们无意义的享乐和游戏，一边是机械永不停歇的轰鸣。这样一个时刻，再次宣布“上帝之死”，或许不再是欢呼，而是一个丧钟！


    来源：北京青年报2016年12月23日 星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