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以军 丁杨/摄

　　《月球姓氏》，骆以军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11月出版，56.00元；《弃的故事》，骆以军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11月出版，36.00元

　　像我这样生活在台湾的外省二代，父亲的意义从我还是小孩时开始，到后来崩塌，就是在展演一个“弃”的故事。这种“孤儿”心态肯定会一直伴随着我。

　　1999年，骆以军三十出头，之前写出的《红字团》《第三个舞者》等作品已引起台湾文坛注目。对文学心怀虔敬的他那时和妻子住在台湾乡下的一栋小房子里，动笔写作《月球姓氏》。

　　在“代后记”中，他写到，“这个故事的构想，源于一个‘时间冻结’的小说妄念”。既然是“小说妄念”，自有其从内容到形式上的令人为难之处，加上失业在家，又将为人父，这些现实一并袭来，令骆以军的处境沮丧，笔下进度缓慢。后来，儿子出生，写作也进展顺畅，人生与文学之路峰回路转。《月球姓氏》于2000年在台湾出版，同之后完成的《遣悲怀》均收获奖项和好口碑。长篇小说《西夏旅馆》在2008年出版，获得“红楼梦奖”（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他成为当今华语文坛重要的小说家之一。

　　时隔十几年，对于骆以军的文学生涯别具意义的长篇小说《月球姓氏》简体版前不久上市，与此同时，他二十几岁时自费出版的诗集《弃的故事》也在中国大陆出版。《月球姓氏》素材来自作者父亲的经历，以第一人称“我”的视角讲述了一个个相对独立又彼此关联的故事，用荒诞、调侃的方式来承载他对于父辈记忆、家族史的记录和理解。在2017年初北京的寒冬里，面对本报记者谈起这部多年前的作品，骆以军仍有宛如当年写作时的热情。

    中华读书报：写作《月球姓氏》时，你失业在家很长时间，还将要做爸爸了，创作上也不顺，这种种牵扯构成一种生活与文学上的瓶颈吧？

　　骆以军：《月球姓氏》是我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那时我失业一年了，当然后来也一直没有“业”。妻子有身孕，可我根本没做好当一位父亲的打算。我当时只想着写小说，做一个小说家。写长篇小说需要长时间的技术准备，为此我准备了将近十年。从二十岁到三十岁，我几乎就是住在山上，读了很多西方世界的小说，很用功很认真地写作，像闭关一样活在另一个世界。等到差不多可以开始了，就像运动员终于要上场比赛，我突然要成为父亲了。

　　现在回想，那个年代写作是幸福的。那时我的生活里没有电脑、互联网，忧郁的情绪也没那么容易消解掉。如果是现在，有了电脑和网络，二三十岁的我肯定不会那么长时间地专注一件事。写作这么多年，用电脑不过是这几年的事，直到现在我写小说还是手写，跑到咖啡馆去写。

    中华读书报：在《月球姓氏》中已经显露出你后来那些作品中呈现的个人风格，比如现实与超现实的交织，比如叙事人称的变化，细密任性的小说语言，等等。你怎么看待这部作品在你的小说中的位置？

　　骆以军：我是白羊座，缺乏对更远未来的想象力，眼里看到的都是比较近的挑战。这种思维的好处在于，写《月球姓氏》的时候，我没想过下一本要写什么。于是几乎把可能用到的材料都用在这部长篇里，写作热情也差不多被吸干了。当时的状况让我有些恐惧，觉得这一生就写这么一部长篇了，要用全力去写，之后恐怕要去找个工作养家。

　　其实在《月球姓氏》中我已经写到了外省人在台湾的处境，可是后来的《西夏旅馆》被看作我这个所谓外省人二代的身份寓言。也许，很多大陆读者没办法理解这个。《月球姓氏》里是我父亲真实的迁移故事，角色设定和身份认同、故事原型，都被用完了。写《西夏旅馆》的时候，我只好采用其他朋友父辈的故事。现在看《月球姓氏》，和我后来的小说比，文字还是很年轻的，像有一些水光盈满、一种羽毛或是水草丰茂的感觉。

    中华读书报：后来，当你的第一个儿子出生，《月球姓氏》的写作也顺利起来，接下来的写作之路显得顺理成章，这种巧合还挺有象征意义的。

    骆以军：是，我也觉得特别有意思。《月球姓氏》之后第二年我就写出了《遣悲怀》，也是几乎一年内写完。这两部长篇当时在台湾得到很多好评，大概有些文学前辈会以为我这家伙是个“怪咖”，会继续一年写一个长篇。我自己知道，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我一定会付出代价。写完《遣悲怀》，我父亲来大陆，中风。我的第二个小孩出生。第一个小孩出生时我还觉得辛苦，第二个出生，想想写《月球姓氏》时几乎算是岁月静美。那时我们住在乡下，房子有三层，一层客厅和厨房，二层是卧室，三层是违建，盖的铁皮屋。我在三楼写完《月球姓氏》《遣悲怀》。很怀念那段时光。写《西夏旅馆》时，我们已经搬到台北，基本是在咖啡屋或者小旅馆写完的。

　　如果让现在的我去跟那个三十出头的我讲，我会告诉他，你要开开心心享受这一切辛苦。有一天，孩子会离开你，你会变成一个孤独的老人，该做的事总还是会去做。

    中华读书报：那是不是说，写《月球姓氏》时虽然家事纷扰，初涉长篇的经验不足让写作困难重重，但创作过程反而要比后来的写作更轻松？

    骆以军：像刚才说的那样，当我要拼《月球姓氏》这一部长篇的时候，就好像我在银行存有美金，也有澳币，全领出来用。说到写作难度，《月球姓氏》比《西夏旅馆》《女儿》容易很多。写《西夏旅馆》，对我来说是文体上进入一个乌有之境的挑战。在《月球姓氏》中，我想把父亲生命中的台北空间化，各种地标式的设定，让每一个章节像一块琥珀，时间凝固不再前进。如果《月球姓氏》再写五十章，也许就能写完台北全部的空间，每个空间就像是剧场的展开。设定好一个空间秩序，接下来的写作像一座回转门。就像我父亲跟年轻的他，还有我，我们三个一直在回转门中转。《月球姓氏》写得很舒服，不像写《西夏旅馆》，还得了抑郁症。

　　现在年纪大了，会觉得理想的书写状态会比较接近写《月球姓氏》时的样子。写《西夏旅馆》，以及后来写《女儿》，都会有很多写作上的压力，有点超越我自己的极限，像是跟自己对决，为战而战。

　　中华读书报：台湾评论家杨佳娴在《在历史的裂隙中》一文把《月球姓氏》的记忆书写置于更大的历史背景、台湾社会环境以及你的外省人身份和自我认同的寻找过程上，文中小标题“‘孤儿’意识的延续与变异”耐人寻味。你在诗集《弃的故事》“序言”中也提到，父亲过世时虽然你人到中年，有了儿子，“仍因他的崩倒殒灭而有孤儿之慨”，这和杨佳娴提及的“‘孤儿’意识”似乎不谋而合？

　　骆以军：这种“孤儿”心态肯定会一直伴随着我。写《月球姓氏》时，我来过大陆，那时感觉是到我父亲曾经描述的世界。之后我来大陆，接触到不同的人，感觉到世界各地的华人各有不同的处境。像我这样生活在台湾的外省二代，父亲的意义从我还是小孩时开始，到后来崩塌，就是在展演一个“弃”的故事。他二十来岁离开母亲和故乡跑到台湾，就是一个异乡人，跟大陆的家族失去联系，再也回不去了。

　　在客厅里，我父亲绝对是个强大的故事拥有者，哪怕他未必怎么擅于说故事。父亲时常回忆他的童年，描述的是一个我根本没见过的南京，简直是个梦幻之城。我那时还小，就在家中客厅听父亲说起我的爷爷是怎样的人，我的奶奶是什么样的，我没见过他们，可他们就是家族故事的人物，好像在听《百年孤独》一样。我父亲那一代人都是有故事的，后来我发现很多这样的外省老人，特别爱讲1949年时他们的经历，如何上船，怎样九死一生到台湾。

　　中华读书报：父子关系是你的写作中常见的主题，随着两个儿子渐渐长大，你也人到中年，如今你更能理解当年父亲的心情吧？

　　骆以军：儿子小的时候别人跟我讲，等他们到了十四五岁，那个孩子就不是你的了。我的两个儿子现在是高三和国三，两个过去粘在我身上的家伙，突然就不怎么理我了……我会觉得这十来年父子相处的时间好像是假的，哈哈。这种感觉很真实，孤苦伶仃，估计很多男人会在我这个阶段出来找哥们儿喝两杯。跟父辈相比，我这代真是没故事的人。

    中华读书报：《弃的故事》是你二十几岁时自费出版的诗集，时隔多年在中国大陆出版，其实有珍惜和在乎的意味。也许，诗的意义对于今天的你来说比学生时代还要大？

　　骆以军：是，你讲得特别好。我写《弃的故事》那些诗的时候也没太多意识到自己的外省身份，还是懵懵懂懂。我从小生活在台湾永和，身边都是外省人，不会觉得自己特别。读大学时离开永和，同学中就比较多本省人，我才慢慢接触到那些台湾本省人学生对历史的描述，听到他们父辈的讲述和我小时候听爸爸的讲述是有抵触的，跟我在学校里学到的历史也有冲突。

　　中华读书报：关于父辈讲述、家族回忆的写作，你是否还有未尽之言？

　　骆以军：我感觉差不多写尽了，也可能写《西夏旅馆》时我就已经把自己清空了。父亲从大陆到台湾的迁移好像产生了一个物理的抛掷，那种巨大的后坐力，他身在其中，是最可怜的。他们的后半辈子在台湾，还生了我们。我觉得我的创作是现代主义的，有些像波兰作家布鲁诺·舒尔茨，父亲其实在这个故事的起点已经变形成一个怪胎。不过舒尔茨写得比我好太多。

　　我希望《月球姓氏》给人的感觉是写到我父亲年轻的时候，好像我就在他的旁边看着一样，本来我不可能在他旁边。我有意识的时候，父亲都快五十岁了，在我眼中已经是个老人。父亲有一本日记，他老了以后交给我了，我录入一些日记的内容放在《月球姓氏》的结尾了。

来源：《中华读书报》2017年2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