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研究手册》（全三册） ，[英]魏根深著，侯旭东主持翻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8月第一版，188.00元（订购）

 
　　英国学者魏根深（EndymionWilkinson）的《中国历史研究手册》中译本在2016年出版之后，成为国内图书市场一部相当引人注目的书籍。这不仅是因为它的篇幅甚大，总共290万字，皇皇三巨册，还因为它是国内历史出版物中相当稀见的品种。这样的书，从它问世之日起，就注定了会享受比较多的评论和推介。仅以我见闻所及，我此刻正在写的这篇就至少已经是第五篇了。

　　先声明一下，没有人要求我审查此书，本文的标题带有玩笑性质。

    典型的西式品种

　　这样的“研究手册”，完全是西方的书籍品种，在中国的史学传统中，乃至在中国整个书籍传统中，几乎没有这样的品种。

　　我们古时有版本目录之学，历代官史中有《艺文志》或《经籍志》，历代藏书甚至贩书之人，也会写《书林清话》或《贩书偶记》之类的作品。前者记录一代重要典籍的书名、作者、卷数，并将它们分门别类开列起来；后者作为私家著述，将自己经眼的书籍记录下来，通常除了书名、作者和卷数版本，还会有提要或简短的评论。而《中国历史研究手册》从结构和内容上说，完全是另一种东西，尽管其中也包括了一部分书目的内容——提供了重要史料和经典著作的信息。

　　这部《中国历史研究手册》除引言和四种索引之外，正文共十四篇，依次为：

　　语言，人民，地理与环境，统治与教育，思想、信仰、文学和艺术，农业与饮食，技术与科学，贸易，历史，先秦，秦～五代，宋～清，20世纪早期，目录学。

　　看看这十四篇的目录就知道，任何中国人编写的历史著作，都不会采用这样的结构。这样的“研究手册”，是为打算研究该主题的西方人士准备的工具书。比如，对于西方某个学术青年来说，如果他有志于成为一个汉学家，或者打算以研究中国历史作为自己的学术生涯，那么这样一部《中国历史研究手册》，对他来说将是非常有用的，他会将它常置案头，勤加翻阅——至少本书作者是这样希望的。本书各册后勒口上的“内容简介”基本上也是这样承诺的：“旨在向读者介绍自史前时代到21世纪中国历史的基本情况。……成为相关学者从事研究的便利出发点。”

　　这种被称为“手册”的工具书，以前也不是没有引进过，比如《美国中国学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但那是以书目文献信息为主，而魏根深这部《中国历史研究手册》除了同样有书目文献信息，更多的篇幅是试图向读者介绍中国历史的系统知识。

    对全书内容的鸟瞰和抽查

　　我当然没打算将这篇评论真的写成“审查报告”，但为了正确评价这部巨著，我不得不尝试从三个方面对它进行考察：

　　第一，看全书这种与中国史学著作迥异的结构安排是否合理。这个比较简单，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我们要考虑到，这部工具书主要是为西方读者准备的，而不是为中国的历史学家们准备的——中国历史学家当然也可以参考此书，而且肯定也可以从中获益。

　　即使从中国历代官修史书的传统结构来看，《中国历史研究手册》也不是没有与中国史学传统暗合之处。比如“目录学”篇及“思想、信仰、文学和艺术”篇，就和《艺文志》或《经籍志》有相通之处；“农业与饮食”篇及“贸易”篇，可以对应到《食货志》；“地理与环境”篇则可以对应到《地理志》；至于直接和历史有关的五篇，显然可以对应到历代史书的“本纪”和“列传”中的内容。虽然这种对应未必有明显的学术意义，甚至作者也未必有这样的意识，但仍能说明《中国历史研究手册》和中国史学传统并不是完全割裂的。

　　至于当代中国学者的历史论著，都已经或多或少受到了西方学术形式的影响，所以在通史类作品中，往往也会安排一些“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经济”之类的章节，但普遍不会给它们以《中国历史研究手册》中那样的地位和篇幅比重。

　　第二，看书中向读者提供的知识和信息是否正确或合理。对这一点，我当然只能采用抽查之法——抽查某些我相对比较熟悉的领域或项目，这方面情况就比较复杂了。

　　从整体上看，本书各个部分的内容，存在着某些繁简失当、不够平衡的现象。

　　例如，在第七篇“技术与科学”中，第39节“占星术、天文学和历法”，第40节“计时”，第41节“医药”，虽然给了三者同等的地位，但是第39节用去了17小节63页的篇幅，第40节用去了12小节17页的篇幅，而第41节“医药”却只有5个小节15页的篇幅。考虑到第39和第40节的内容高度相关，这两节共获得29小节80页的篇幅，而呵护了中华民族健康数千年、至今仍在发挥作用的中医中药却只获得5个小节15页的篇幅，这无论如何是不合理的。更何况星占天文历法计时方面虽然获得了80页的篇幅，一些重要的方面却又完全没有被注意到。

　　就第七篇“技术与科学”而言，本身的结构也有很大问题。比如，对于中国在古代世界具有重大影响的丝绸和陶瓷两大方面，不仅连一个小节也没有获得，“陶瓷”甚至在书末的“主题索引”中都没有出现（却出现了“瓷器款识”这样的义项）。对于中国古代的“技术与科学”这个主题，还有一些方面也未能在书中得到恰如其分的反映。

　　如果我们要设法为本书的上述不足辩护，是不是可以找这样的理由：毕竟“技术与科学”这一篇比较专门，不能苛求作者在这方面掌握全面的知识？但遗憾的是，类似的情形也出现在更“文科”的篇章中。

　　例如，第五篇“思想、信仰、文学和艺术”，在“30.2.诗”这一小节中，谈到了“主要诗格”，那当然要涉及律诗了，作者甚至还安排了“表71：诗的主要体裁”，但在这个理应很专业的表中，作者仅满足于列举律诗的句数和每句的字数，完全没有提到律诗的平仄、对仗等格律，在书末的“主题索引”中，也根本没有出现“平仄”和“对仗”的义项。如果对比“技术与科学”篇中对星占等问题“巨细靡遗”的介绍，难道诗词格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的地位就如此不重要吗？类似的，在给了星占历法计时等内容80页篇幅的情况下，对几千年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学，却只给了可怜的15页，实在太不合理了。

　　本书“内容简介”中说：本书要“检讨相关研究及解释存在的问题，并提供最优秀和几乎最新的中、西、日文研究成果”。从我抽查的情形来看，这一点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是做到了的，尽管并不理想。从上面举的例子来看，作者掌握的为撰写本书所需的材料显然并不均衡。不过以个人之力撰写如此巨著，有一点这方面的欠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果责贤者备，那我想也许可以这样说：在某些手头材料较为丰富的事项上，如果作者能够更勇于割爱，那么至少全书所呈现的知识体系会更均衡一些。

　　第三，看索引部分是否准确。全书安排了四种索引：“姓名索引”“书名索引”“数据库索引”和“主题索引”，我少量抽查的结果，未发现差错。例如，本书引用了我本人的著作五种，核对下来无论是在理解、引用、页码等方面都无差错。我还抽查了一些我熟悉的前辈学人的索引义项，也未发现差错。

　　我从索引中唯一发现的问题，是作者对中国学人成果的引用，往往与国内情形有相当大的不同——某些在国内学术界享有广泛声誉的成果未见引用，有些连作者自己也没当回事的论著却被引用了。当然，这也可以从正面去理解：和国内学术界常见的观念相比，本书作者别具只眼，对某些成果有比国内学术界更高的评价，这也未尝不可。

    关于本书的翻译问题

　　最近我看到一篇评论（维舟:《中国历史的祛魅：评〈中国历史研究手册〉》），说本书翻译错误甚多，该文作者以极大的毅力，列举了约380条勘误（我在手机屏幕上数的，可能有个位数的出入）。本来翻译并不是我抽查本书的项目，因为我没有本书的原版，但因为我在抽查中恰好注意到了一处误译，现在看到有人列举出那么多条勘误，无聊的好奇心促使我想看看我发现的这处有没有在那380条中，结果发现还未在其中。

　　在《中国历史研究手册》第四篇“统治与教育”，有“24.14.2.棋类游戏”小节，中译本第509页，说中国象棋有四种“着”：“攻（attack）、杀（kill）、截（check）及困毙（surroundandkill，也就是“将军”）”，此处有两个翻译错误：1.check才是“将军”，通常简称“将”，中国象棋中根本没有“截”这个术语。2.surroundandkill译成“困毙”本来意思是正确的，只是表达不够专业而已——专业的术语应该是“欠行”，不幸的是中译本又画蛇添足地加上了“也就是将军”，这就变成明显的错误了，因为在“欠行”局面中恰恰是没有“将军”状态的。估计译者对象棋不很熟悉。更专业一点的背景是，西人在谈论中国象棋时，通常都会从国际象棋（chess）中借用术语，上面四种“着”皆是如此，其中“欠行”在中国象棋中判负，而在国际象棋中却是判和。

　　至于维舟文中所指陈的380条勘误，我也抽检了若干条，我的判断是：其中有些是魏根深原书的问题，有些则不无吹毛求疵之嫌，尽管大部分也确实是事出有因的。考虑到世上不存在完全无懈可击的学术翻译，本书中出现一些翻译瑕疵还是情有可原的。毕竟，本书涉及的领域是百科全书式的，任何译者都难以避免遭遇自己不熟悉的专业。例如，我们很难苛求一个历史学家必须同时熟悉中国象棋和国际象棋的比赛规则。当然，作为学术翻译，如果原书有误，译者也应在译注中指出并纠正之。

    从本书看历史的建构性质

　　在阅读这部《中国历史研究手册》时，经常会冒出这样的感觉：我们的历史，在我们自己眼中，和在外国人眼中，是多么不同啊！这不仅体现在作者对历史事件的解读角度和描述话语中，更体现在作者对历史事件的详略取舍中。

　　例如，在我们的认识中，“玄武门之变”之所以在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不仅是因为它开启了李世民的成功统治，开启了此后盛唐的宏业，还因为它和贤君圣主格格不入的“篡弑”色彩，引起了对此事的隐讳、粉饰和长久的争议。可是这样一个中国历史上公认的大事件，却没有出现在《中国历史研究手册》的任何一个索引中，仅在正文的一个括弧中提到过一次。作为对比，书中却有“38.15.3.皇帝后宫的规模”这样一个小节，试图讨论中国皇帝的后宫里到底有多少女人。

　　前面被我指为不合理的那些例子，也同样可以解释成：这是因为魏根深眼中的中国历史，和大部分中国人眼中的不同。比如，在他眼中，中国历史上的星占历法计时制度之类的事情，就是要比中国文学和中医中药重要好多倍，不可以吗？

　　我必须说，是的，可以。因为历史本来就是人为建构的。

　　魏根深曾在中国报纸上对中国读者谈论过“一个老外能对中国历史说些什么”这样一个话题，他给自己找了一些理由：老外可以避免本国人常有的民族主义历史迷思，老外还更容易使用比较的视角来看历史。关于后一点他举的例子之一是：中国人往往将武则天当女皇视为独一无二的孤立事件，而事实上，当时日本、林邑和新罗都出现了女性统治者，而且此后也都成绝响，这难道是偶然的吗？在他所举的这个例子中，同样突显了历史的建构性质，不同的人眼中的同一段历史，就是可以那么不同。

　　关于历史的建构性质，可以这样来认识：终极意义上的“真实历史”，我们即使承认它的存在，但终究是没有任何人能够得到的。我们看到的古往今来所有的历史叙述，都包含了建构的成分。而且这种建构在每个时代、每个个人那里，都会有不同的结果，所以西方历史哲学家才会有“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样的名言。《中国历史研究手册》完全可以看成这种建构性质的又一次鲜活呈现。

来源：《中华读书报》2017年2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