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从来没有那么清高，他们知道人是靠物质基础做生命保障的。

　　德国社会政治思想家韦伯用“睡好与吃好”这个很形象的比喻，概括了两种经济形式和不同宗教信仰之区分。

　　睡好，就是蜷曲在被褥和床榻始终不愿起身的人。如果寒冬，更是想要长长的睡眠，尽量不消耗身体的能量。保持着最低生活水平，简单的食物。如果饥肠难耐，就用更多的睡来克服因饥饿带来的血糖偏低的难受。更加害怕起身，连同恐惧人在世奔波的烦乱。睡多了，身体开始像面团一样瘫软。

　　可能，在睡好的人中间会产生灵醒者。这些人原本来自那个吃喝不愁的阶级。他们不会血糖低，而大脑却在长长的休息中变得格外好使，他们更深地专注于灵魂的祈祷，而成为务虚的精神僧侣。他们以为所有的人都应该把大量时间和精力都作用于属灵之事。

　　吃好，可就没有那么简单了。这首先要求你得起身，去为食物的获得努力。狩猎时代，人靠膂力强悍获取食物；农耕时期，则是稼穑锄犁。到了现代，得从事各种合适自己的职业以谋生。

　　依着吃好作为制度设计的前提，往往会循着理性的最低理想而非道德的最高理想。其实人谁都有惰性，谁不想多多地睡？谁愿意苦苦地干？让人起身，得有动力。最低理想的制度设计尊重了人的私人欲求：人如果劳动，就会有收益，就会吃得更好。韦伯说，中国的清朝官员、古代罗马贵族、现代农民、那不勒斯的马车夫都有物质欲求，它存在于一切人身上，侍者、妓女、艺术家、赌徒等等概莫能外。“可以说，尘世中一切国家、一切时代的所有人，不管其实现这种欲望的客观可能性如何，全都具有这种欲望。”(韦伯语)人为个人欲求的推力起身去做了，形成惯性，这是大多数人的事业。逐渐地，红红火火的有奔头的日子就具有了可行性。属灵的事再怎么好也都是少数人所为，不能在惯性中推广。制度设计的最低理想因此非常务实。

　　吃得好，在觥筹交错的醺然中，人会丧失掉嗜血的刚烈斗志，会懈怠一切征战杀伐的血腥。堑壕战的饥寒，正面作战的恐怖，想想都荒唐和遥远，更加珍惜现在。现在是歌舞升平，是其乐融融的市民社会。现在有人攻击说，由于缺少战事，男人的体能和意志力都在退化，这真是谬论。再好的基因，再强健的体格，只是用于去当炮灰去送死，要它有甚用?安详和平年景，人才可以颐养天年可得永福。

　　吃好的前提必须得有可吃之食。这就必须得扩大资源。你种小麦我种蔬菜，咱们得生产也得交换。最早讨价还价的声音出现在14世纪意大利半岛的佛罗伦萨。这里因贸易自由而物产富足。这里产生出市民，也即亚当·斯密所提出的“经济人”概念。

　　在中国，政治人高于经济人。1949年之后划分的阶级成分，更突出了人的政治色彩。除了敌人，就是人民。人民是高价值的称谓，他们因财产交由国家掌管而变得更加高尚。财产是公共的，“每个人都拥有的财产实际上是无财产”。他们好像在为国家共同承担责任，但是“教导某人要为一切事物负责，与教导他不对任何事物负责一样，都会摧毁责任感”。（哈耶克语）整个国家意识形态强调着对财产和富人的仇恨。

　　鲁贵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他终于看到周朴园被扫地出门被专政被制裁的可悲下场了。鲁贵在周公馆的日子，耳濡目染的一切渐渐吊起他的胃口。他想周家怎么配享有这些古老的家具、名贵的字画？他们怎么会如此锦衣玉食？他已不甘自己作为下人的地位，同时也就生出了怨恨。德国政治哲学家舍勒分析，就怨恨生长的土壤而言，仆人、被统治者，尊严被冒犯而无力维护自己的人内心最容易生出怨恨。倘若他还强颜欢笑，将反感、敌意深藏在心底，他已染上了怨恨的内毒。（参看《舍勒选集》上）鲁贵阴阳怪气的腔调已显出他绝不是个忠厚仁义之人，他日后将成为被号召推翻他的主人，连同压在他头上权威的积极参与者。人一旦发现一切只有通过政治权力得到，权力之争就会来得更强烈、更刻毒、更不共戴天。

　　政治人明白，权力的位置很少，觊觎者则很多，若是有你便是无我，这样的紧迫感，人所有卑鄙无耻的手段都会使出来。你要他不害人，他就会遭人害，权力这台机器在疯狂地旋转，把人的良知、怜悯、仁慈的品格一点点消灭。因为政治资源的匮乏，利益小路狭仄，人们只会像蝗虫般吞食原有的粮食和美丽之花。并且当飓风席卷，人又怎会去修补房屋？

　　经济人怎么都不会这么歹毒。经济生活的本意是逐渐扩大资源，讨价还价用的也是商量的口吻。市场也是刀光剑影，但商人在被坑被骗之后一般他不会选择报复。把别人干掉了，自己也会被干掉。聪明人在输得身无分文时，明智的选择是吸取教训重新开始。他不会将责任归咎于任何人。他只会怪自己决策上的错误才让别人有机可乘打败自己。如果那人靠巧取豪夺，经济界自有天则与大道，在时刻注视这个领域所有人的一举一动。报复往往是人在彻底绝望中的不惜自毁，无恒业无恒产的人与社会往往多出现这种情形。经济人本来就无权无势，无政治靠山和背景，他靠的是勤劳的双手和聪明的头脑。法律是他的凭恃，理性是他的导师。这是不争的经济伦理。经济伦理的另一补充说明还有，从事经济活动的这个人，无论他的心术正与不正，他的道德程度高或低，这都不再重要。他一旦要在市场上与人交道，他就必须得遵守经济合同规定的各项条款与契约。不这样，损失的只有他自己的利益，别人代替不了。

　　为吃好，人们四处奔波，他并没有想从别人口里夺食，他只是在世俗活动中合理牟利。在一个有序的市民社会，在膳坊酒肆，人们围聚一起，脸上的表情渐渐松弛下来。

　　摘自《寻找失踪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定价：28.00元


    来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