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9月，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甘润远先生的社会经济学著作《螺网理论：经济与社会的动力结构及演化图景》。通过与甘先生交流，我得知这是他“十年磨一剑”的心血结晶之作。甘先生不是体制内的学者（他既不在大学任教，也不在学术机构做研究），他写作这本书既不为评定职称，也不为职业升迁，而纯粹出于追求知识和探索真理的兴趣。在当前中国学术学科化、职业化、功利化的大背景下，这种为知识为真理而探索的精神显得尤为可贵。 作为一个热爱读书的人，我专门抽出时间认真阅读了这部近50万字的著作，读后很受启发。现将我读书后的几点感悟和心得分享给大家。
一、系统思维，建构体系 《螺网理论》一书以系统科学的哲学思维、生物进化论的基本范式和结构功能主义的方法来解释社会经济运行过程，整部书的结构、层次和论述逻辑显得新颖、生动而清晰。在我看来，甘润远先生的这部著作至少在两个方面值得我国经济学界关注和思考，第一是方法论的系统思维，第二是在综合研究的基础上建构体系。 《螺网理论》应用系统思维来分析经济学，把经济学放在了更加广阔的社会环境中进行考察。在这部书中，甘先生应用复杂科学中系统论的方法来研究经济学，而不是使用简单的线性方法来分析经济学。世界上任何事物的运动变化都是与一定的时间和空间相联系的。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也是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中逐步展开的，研究经济现象也不能脱离相应的时间和空间这两个重要因素。通过对经济现象的历史考察，甘先生指出：“社会经济系统与生物有机体类似，它也有其诞生、成长和演化的历史，研究经济现象不能脱离具体的时间和空间。所以，从本质上来说，经济学是一门历史学科。”（参见《螺网理论》第50页）。从事经济学研究，不能像研究自然现象那样，用纯粹逻辑演绎或数理分析的方法进行研究。实际上，经济现象与所有社会现象一样，都是与具体的时间和空间紧密相连的。也正因此，社会经济系统属于复杂系统，分析研究复杂系统应用复杂科学的方法将会更加科学合理。 甘先生在这部书中指出，当前人类社会系统的基本结构包括人文系统、经济系统、政治系统、科学系统、法制系统、教育系统这六大系统，以社会有机体的观点来观察，这六大系统之间并不是孤立无关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而当前的经济学主要分析研究了经济系统内部的生产活动，并没有完全梳理清楚经济系统与其他五大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而目前主流经济学所推崇的数理分析方法，最主要的问题就在于，割裂了社会系统之间的联系，将经济现象做孤立化、片面化、简单化的纯粹逻辑演绎。这种情况，就像在测量一个物体的大小时，人们对小数点前的数字都没估算准确，对小数点后面的数字计算再精致又有什么意义呢？例如，北京到上海的距离大概是1270公里，如果这个数字估算不准确，比方说错误估计为1000公里，那么我们即使把北京火车站到天安门的距离精确算到2732.34米，其意义也是不大的，你不能说上海到北京天安门的距离是1002.73234公里！这样做，尽管结果看起来很精确，实则大错特错。甘先生的理论所构建的体系就是在解决“小数点前的数字”问题，而当前经济学界流行的很多数理研究其实就是在解决“小数点后的数字”问题。 甘先生在这部书的《前言》中开宗明义：“本书倡导以系统的、整体的、联系的观点来看待整个世界和人类社会，致力于构建一个完整、全面、有序的人类社会演化图景。”我们知道，经济学是研究社会系统中经济系统运行规律的。从社会结构来看，经济系统是整个社会体系有机体的一个子系统，要研究经济系统的运行规律，就必须要研究整个社会体系。这实际上是一种整体的世界观。如果我们头脑中没有一个科学的整体的世界观，那么我们就很容易陷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局部，不见整体”的认识误区。所以，甘先生采取了综合方法，走的是“宏伟叙事”的路径，并建构了独具特色的理论体系。 当前，无论是在报刊、网络等传播媒体，还是在大学校园中，人们都热衷于讨论经济学家排名、期刊排名、影响因子排名等，于是乎，学术论文满天飞，各种数理模型令人应接不暇。学者们因为身处分工日益细化的学术环境，往往满足于对一些“鸡毛蒜皮”事物的描述、探讨和分析。再加上中国对学者成绩评价标准的数量化倾向，导致人们只关心学者发表了多少篇论文、发表在什么级别的期刊上等，却并不关心这些论文究竟与现实有多少联系，也不关心这些论文究竟触及了多少事物的本质。在当前中国经济学界的主流研究中，谈到“宏伟叙事”，这似乎是一个贬义词。大家都在研究“其他条件不变的理想状态下”的一些小问题，而“宏伟叙事”式的综合研究往往被认为是一种自上而下的“不切实际的乌托邦想法”。但是，甘先生的这部书却逆主流而行，摒弃还原论方法，而采取系统论方法，尝试跨学科综合研究并构建了自成一家的理论体系。这确实是值得我国学术理论界关注和借鉴的！ 二、主流经济学陷入了误区和危机 当前，由于过细的学术分工和过度的数理分析，主流经济学实际上已经陷入了片面化、孤立化和碎片化的认识误区和危机。而《螺网理论》一书却逆潮流而动，进行跨学科综合，建构了一套融合微观经济学、中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于一体的理论框架。《螺网理论》一书把人类社会演化发展的规律总结为分叉律、协同律、分形律和周期律这四大规律。其中，关于分叉律和和周期律，各国学者已经做过大量研究和论述，而这本书重点论述了协同律和分形律。在一定程度上，《螺网理论》一书的出版时间刚好可以说明人类学术范式转换的周期性。人类学术范式的转换与世界上其他事物一样，都具有一定的周期性。如果我们把学术范式的转换周期简单地分为“和平时期”和“危机时期”（或者分为“夏季繁荣时期”和“冬季寒冷时期”），那么学术范式本身也体现出了周期性特征。在和平繁荣时期，各国学术界繁花似锦、五彩纷呈乃至过于浮华，而在危机寒冷时期，曾经风光的各种学说理论折戟沉沙、陷入困境，只有少数理论能够像梅花一样傲立寒冬。从理论本身的综合性、包容性和解释力来看，《螺网理论》一书恰好是一本能够在危机寒冷时期傲立寒冬的“梅花”。 西方的经济学主流范式，本身呈现出“建构—解构”的周期性。目前的经济学主流范式，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如果不算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和2008年的次贷危机，总体来说处于一个和平繁荣的时期。数学方法由于其严密性，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获得学术界的共识。物理学的巨大成功，使其成了科学之母。因此，在国际学术界，以至于没有公式的学科往往不被认为是完整的学科。当前，经济学主流的研究范式表现为逻辑演绎的建模和计量实证，这种研究范式由于学科越分越细从而可以为人们提供更多研究职位，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在大学中开设这类课程，对大学生来说也是一种不错的思维训练手段。但是，这种缺乏原创、没有风险的学术范式，对于解决大的时代危机却往往无能为力。这种情况，就像模拟炒股的优胜者到了真正的股市，研究模拟案例的商学院学生到了真正的市场，和平时期训练出来的士兵到了真实的战场一样，总是与复杂的社会现实相脱节！ 当前，中国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基本上也沿袭了西方经济学的这种范式。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在最早出国留学的那一批人当中，有很多人的学科背景是数理化，出国后有些人又转学了经济学。这批留学生的优势在于数理逻辑和计量建模等方面，而相对来说，他们的思想能力和语言能力却相对比较弱。当这批留学生学成回国后，他们往往就会把自己最擅长的学科知识、研究范式等带入他们就职的大学和研究机构，随着他们走上领导岗位，他们所倡导的研究范式也就成了中国各大学和研究机构所推行的基本研究范式。这就是我国经济学主流范式的历史形成过程。这种情况，造成了中国现代经济学研究过程中的路径依赖。在和平繁荣时期，这种经济学范式不会受到挑战，时间越长，这种范式所依托的群体越有可能形成既得利益集团。只有重大危机事件才会对他们提出的经济理论形成挑战。而“危机”往往是突然来临的，它就像是一只人们没有预期到的“黑天鹅”。 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范式包括实证主义、历史演化主义、结构功能主义、社会批判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实证主义是近代社会科学研究的主流范式。从研究范式的类型来看，当前西方经济学研究的主流范式是以数理方法为主导的实证主义范式，而《螺网理论》一书则采用了历史演化主义和结构功能主义这两种范式。从哲学思维来看，当前西方经济学所采用的数理方法更多借鉴了物理学中经典力学的方法，其时空观是以牛顿经典力学体系为参照系的，而《螺网理论》一书所借鉴的是复杂科学的系统论方法，其时空观则是以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体系为参照系的。从这一点来看，西方经济学主流的研究范式，其哲学基础已经落后了！ 自1838年法国经济学家A.古诺将数学方法引入经济学研究以来，各国经济学家经过170余年的努力，如今数理经济学已发展成了经济学的重要分支。当前，在现代经济学理论中，以数理分析见长的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已占据了主导地位。我们知道，运用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及其数学工具是无法解读社会经济体的有机性这样的复杂问题的。正如奥地利经济学家维塞尔（Friedrich von Wieser，1851—1926）所言：“如果把研究局限于一批采用最理想化假设的范围极小的理论问题，那么数理方法将是达到公式化结论的最合适工具。但是对于理论中其他抽象程度较低的问题来讲，在研究中采用数理方法将导致灾难。经济理论中大量的真理及其在重要的伦理和政治领域中的应用，都不是通过数理方法来证明的。”（参见经济学家杨春学先生为该书所写的《序二》）当前，西方经济学主流的研究范式表现为逻辑演绎的建模和计量实证。只要我们大致浏览一下经济学期刊就不难发现，当代经济学者们发表的大量论文都属于数理经济学方面的文章。其中的很多论文因为不触及现实的本质问题，实际上往往沦为“黑板经济学”和“象牙塔里的自娱自乐”。 实证研究是当前主流经济学的共识，主流经济学家们为了应用已有的工具，不惜采用完全不合理的假设，不惜用西方经济学中的教条来裁剪社会现实，他们陷入了片面化、孤立化和碎片化的认识误区而不自知。由于没有遇到大的经济危机，主流经济学的错误就没有完全凸显出来。采用线性的、简单的物理学方法来研究经济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经济整体繁荣时期也许还可以，但到了21世纪的今天，尤其是2008年发生世界金融危机以后，还用这样的方法来研究经济学就会处处捉襟见肘，难以适应时代的发展。种种迹象表明，当前的主流经济学研究已经陷入了误区和危机！ 三、经济学家不应该讲道德吗？ 著名经济学家樊纲曾写过一篇文章《“不道德”的经济学》（参见《读书》杂志1998年第6期），这篇文章开头指出经济学分析离不开道德规范，接着又指出这种“离不开”只是把道德规范作为一种外生的条件或约束，最后指出经济学提出的政策建议或制度设计不依赖于道德水平的高低，而宁可假定人们在道德水平极低的前提下进行工作反倒更现实。在文章末尾，他写道：“我们不妨就理直气壮地宣称：经济学家就是‘不讲道德’。让人们去说话，走你自己的路。” 樊纲这篇文章的最后一句话引起了极大争议。他的这句话本身应该放在一定的语境下去理解。也就是说，他认为经济学是一门实证的学科，而道德是规范化的，是众口难调的，很难精确化，如果要考虑道德因素的话，由于变量过于复杂，就没有办法进行实证研究。从方法论上来看，以樊纲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家是把经济系统作为一个简单系统来对待的，即用线性的、简单的物理学方法来研究经济学。而实际上，人类社会系统是个超级复杂的巨系统，作为其子系统之一的经济系统也同样是个复杂系统。对于复杂系统，我们使用研究复杂问题的系统科学方法是比较恰当的，而如果依然使用线性的、简单的物理学方法来分析研究的话，就会有很大的局限性。 《螺网理论》一书将人类社会系统划分为由“人文系统、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等组成的表层结构和由“科学系统、法制系统和教育系统”等组成的深层结构，作者将信仰、道德因素放入了人文系统的深层结构中。如果采用《螺网理论》所提出的这一框架，我们就可以很清晰地发现，“经济系统”中的因素（如经济行为主体“个人”）与“人文系统”中的因素（如“道德”）实际上是紧密纠缠在一起的。经济学家研究经济学问题时，如果只考虑“经济系统”中的因素，而不考虑“人文系统”中的因素，就会陷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认识误区。而樊纲实际上正是犯了这样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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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甘先生的观察和认识，当前人类社会正在进入一个“突变”时期，世界历史又到了新的“轴心时代”，中国社会和世界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世界即将进入一个涌现新思想和新变革的伟大时代！在历史节点面前，我们需要更多跨学科、跨领域的博学通才，需要更多“为学术而生”的人，而不是“为学术而生存”“为学术而升官”的人。在新的历史机遇来临之际，期待更多有益于人类和谐、社会发展、文明提升的原创性思想理论诞生！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金融统计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 来源：2017年5月11日发表在《香港经济导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