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宗颐先生在《远东学院藏唐宋墓志目引言》中说：“向来谈文献学者，辄举甲骨、简牍、敦煌写卷、档案四者为新出史料之渊薮。余谓宜增入碑志为五大类。碑志之文，多与史传相表里，阐幽表微，补阙正误。”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新出石刻与唐代文学家族研究》（胡可先著）正是利用石刻大宗之墓志来研究唐代的文学家族和家族文学。

　　胡可先教授前几部大作早就拜读了，新出的著作《新出石刻与唐代文学家族研究》可以用几个字来概括——细致、开阔和会通。在这几个方面，可先教授做了很多开拓性的工作，它利用新出的石刻文献，结合传世的文献，为很多问题的解决提出了新的史料依据，而且提出了一些新看法和新问题。

　　就考订的细致而言，像具体诗人生平交游，家族谱系，还有文学情况等等，这方面做的工作是非常细致的。本书考订了很多具体的问题，比如说姓名的研究、籍贯的考证、家世的情况、科举的情况、交友的情况、仕历的情况等等，当然还有一些诗词的名物，诗词名物也是做得非常细致的。再如利用新出石刻对唐代的一些文献进行考证，即诗人著述的集部，一些诗集、一些诗篇，还有诗篇的背景，它的作年、作地、归属，还有文字的勘定，这些都是利用出土文献对唐代的诗歌进行考订的成果，是非常有价值的。

　　就视野的开阔而言，本书不仅仅着眼于一个个具体的诗人，而是从一个具体的诗人来着眼一个时代的政治、文学的情况。比较典型如说天宝，是从苑咸这个诗人的墓志来看整个天宝年间的政治和文学情况。类似这样的例子很多，如天宝年间安史之乱和天宝后的牛李党争。书中有关牛李党争的有好几篇，比如用很多墓志的材料来说明牛党是重科举的，这都是一些很实在的材料。在这个比较扩大的视野里面，他又侧重于家族方面的研究，比如说家族与文学因缘的情况，家族的风尚和皇室的因缘，家族政治与文学的交融，利用石刻文献研究家族里面的文学活动和社会上的一些文学活动等等。当然更重要的是在家族方面提出一些新问题，甚至其中有些问题是整个唐代的重要问题，比如说门阀世族向科举氏族的转化，这个题目做得很好，唐代到宋朝之间家族应该说是个转化，可先教授通过新出石刻的文献提出他的看法，非常难能可贵。另外他还提出唐代文学家族重视母系教育问题、重文问题，我觉得这几个问题的提出都是非常新鲜的视角。

　　由考订的细致、视野的开阔，进而达到学术的会通。由本书得到启发，我们还可以提出一些在整个文学研究方面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就是怎么样关注一些小诗人，小作家。新出墓志虽有张九龄、张说、王之涣、韦应物这些大诗人，但大量的还是一些小诗人和小作家，这些小诗人和小作家原来并不受学术界关注，之所以不太关注系因为史料缺乏，新出墓志刚好弥补了这一空白，所以利用这个方面对小诗人和小作家做进一步的研究，可以开拓的空间是很大的。根据这些墓志透露的信息进行综合研究，所能解决的问题往往不小，甚至可以说是宏大的。这就需要我们进行会通式的研究。

　　《新出石刻与唐代文学家族研究》既有关涉如王勃、杜甫、王维、王之涣、韦应物等大诗人的研究，而更多的是集中一些小诗人小作家的墓志，关注细节的问题，再融会贯通以探讨唐代文学家族的问题。因为以前有关家族方面的学术研究，我们比较多的关注六朝门阀，接下来对宋代以后的家族也比较关注，而有关唐代家族的研究相对薄弱一些，而本书就是有唐代文学家族方面的会通式研究，是开拓学术境域的研究。从本书当中可以看到可先教授其实是用会通的方法、利用新出石刻来研究唐代文学家族的，有文史会通，史论会通，大小会通，古今会通。由此我们可以联想或拓展思考这样的问题，就是怎么用会通的眼光、会通的方法，在可先教授还有其他先生有关新出石刻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来进一步推动唐代以及其他时代的研究，比如唐以前的六朝，唐以后的宋代。因此，《新出石刻与唐代文学家族研究》的意义不仅仅是在家族研究本身，对整个文史研究而言，也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作者为南开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


    来源：《中华读书报》（2017年07月12日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