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夏，陈来与导师张岱年（右）摄于北大。
1986年夏，陈来博士毕业后，成为冯友兰（左）的助手。
《从思想世界到历史世界》 作者：陈来 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年8月1日 陈来近十多年来代表性论文的汇集，其中先秦的部分以荀子为主，近世的部分以朱子学与阳明学为主，都是相关学术领域有代表性的论文。
《孔夫子与现代世界》 作者：陈来 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3月1日 从孔子在当代中国的重新登场开始,以面对世界文化而提出新的哲学观念“多元普遍性”为结束,对儒家思想和儒学传统与现代世界与文化的各种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讨论。 陈来虽然身处学院之中，但他并不仅仅埋头于书斋只做小众的研究。这些年来，他写了很多文章回应当下的文化问题，同时，也为大众开展有关传统文化的讲座，以此深化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识。 对于当下传统文化复兴的热潮，他以冷静的态度进行分析。在他看来，现在人们树立起文化自信是大势所趋，值得推崇和赞扬，但另一方面，民间儒学“过热化”的倾向也造成了诸多问题：有的人因为知识水平的限制，对传统文化进行狭隘的解读；有的人则想从中牟取利益，故意歪曲传统思想。人们的不同需求，让这一问题变得日趋复杂。不过，陈来认为这是事物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不论是国家还是学者，都应因势利导。 历史维度 中国近代的衰落不能让儒家传统买单 新京报：《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增订本) 》和《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春秋时代的宗教、伦理与社会思想 》这两部书不同于你以往的哲学史研究，关注的是春秋战国乃至之前儒家起源的问题，你为何会做这方面的研究？ 陈来：上世纪90年代初，我做完有关朱熹的研究，觉得可以暂时换换口味。我们知道，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有一个“轴心时代”的说法，即在公元前600年到公元前300年全世界各地都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但是，这些思想家的思想是如何形成的呢？我想把这个问题弄清楚，同时弄清楚儒家思想到底是怎么出现的？ 轴心时代相当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研究那个时代的思想很难用哲学方法，我只能从历史学、考古学、宗教学和人类学进行研究。孔子思想肯定来自西周，但不是凭空而来，而是有变革和连续的，要把西周了解清楚，一定要从夏商周三代甚至更早讲起，所以宗教学、人类学是处理这个问题的一个主要途径。 后来我通过研究发现，早期的文化很多都来源于原始宗教时代，从巫觋文化衍生了祭祀文化和礼乐文化，这是中国文化类型的演化路径。这一研究在当时影响很大，一直到现在也是研究上古时期中国文化绕不开的一个理论基础。 新京报：很多人一谈到儒家，心中总有一个绕不过去的坎，就是既然儒家思想那么有用，中国为何会在近代以来持续衰落？这不恰好说明它已经过时了吗？ 陈来：认为中国近代的衰落该由儒家负责，这是一种简单化思维，是不对的。中国近代的衰落，部分应归结为清代的治理体系。而且衰落是相对的，其实直到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经济和人口都在不断发展，中国在康乾时期还是很强大的，落后只是相对于西方的进步。 近代以来，西方出现了新的生产方式，孕育出了新的科学革命，后来发展出大工业生产，这的确对世界有很大贡献。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西方兴起是伴随着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掠夺而来，它的崛起过程并不是文明的方式。 我们看待这个问题，不应该只看到中国，要综合地从全世界的角度看待。如果没有西方入侵，中国可能还是按照传统的形式继续发展。所以，这并不是因为中国儒家思想的衰落，而是因为中国文化遇到新的世界性挑战，我们的传统必须跨越这些挑战，建立新的文化理念。 新京报：你是改革开放以来，比较早走出国门与西方思想界进行对话的儒家学者，你觉得大陆的儒家传统和港台及日本、美国的思想研究方式有什么不同？ 陈来：其实，我们可能将海外的儒家思想研究看得过高。现在大家都很推崇钱穆先生，但我在上世纪80年代初阅读他的《朱子新学案》就发现，钱穆的书里也有问题，一个是他的分析不够，一个是考证也出现了错误。民国时期的前辈学者也都是用清朝的考证方法，但这一套却在上世纪50年代之后被抛弃掉了，我们受到苏联日丹诺夫理论的影响，搞唯心、唯物哲学和阶级斗争去了，断掉了自己的传统。 港台学者研究儒家哲学往往有一个倾向，就是不够客观，像唐君毅、牟宗三等人都有自己的哲学体系，再去研究宋明哲学史，虽然水平很高，但他们带着自己的哲学去理解儒家，可能会有偏差。这个问题大陆学者并没有，可以说是弱点，也可以说是优点。海外的中国哲学研究也是如此，他们的方法并不就特别高明。 其实，我的老师一辈，冯友兰、张岱年的研究方法就代表了20世纪最好的方法，可惜这些后来都被极左路线掩盖掉了。我们自我封闭了30年，对外界不了解，没有办法接受西方哲学和新理论来充实自己，但上世纪80年代之后，思想界其实已经在弥补这些东西，现在已经差不多补回来了。现在的研究也开始注重哲学分析和比较视野，在大部分领域都已超过海外，所以不需要把海外研究看得太高。 现实维度 创新思维不够，要多鼓励自由思想 新京报：你现在是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怎么看待“国学”这个词的流行？它与我们之前讲的哲学又有什么关系？ 陈来：哲学只是国学的一部分。早在上世纪20年代，章太炎、邓实、吴宓就讲国学，国学的本意是中国古典学术体系，不是所有的文化都叫国学，只有学术性的部分才叫国学，是针对西方的西学所提出来的。今天，由于语言约定俗成的关系，人们将国学等同于传统文化，“国学”成为传统文化的代名词，这也不能说错。 关于与哲学关系的问题。国学就文献载体而言，还是以经史子集四部作为其主体。民国时期，章太炎为了将国学与西方现代学科体系对接，将子部视作哲学，史部视作历史学，集部视作文学。现在来看，子部要比哲学大很多，哲学只是国学的一部分。 新京报：冯友兰曾提出对国学“接着讲”和“照着讲”的差异，你觉得今人该如何继承古人的哲学？ 陈来：“照着讲”就是说，古人是什么思想，就讲什么思想，规定作业的方式和性质，不能胡乱解释。“接着讲”是指，从思想方式上弄清楚古人是如何思考这些问题的，然后把这些资料当作基础，进行符合时代的阐发和发展。这几十年，我们比较鼓励“照着讲”，不太鼓励“接着讲”。 现在的学术思想界，哲学史做得很好，大家有目共睹。但如何才能在古人思想的基础上发展出今天的思想呢？我觉得从国家到社会，对这一点的鼓励都不足，对思想创新的认识同样不足。民国时期，清华国学院的史学大师陈寅恪曾提倡“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我们今天讲中华文明复兴，不只是要有传承，还必须要有发展，多鼓励独立思考。 新京报：随着中国人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国学热”方兴未艾，其中不乏对传统文化的过度吹捧，读经运动、汉服运动、跪拜孔子越来越流行，甚至有某种极端化的倾向，你如何看待这些现象？ 陈来：传统文化复兴应该是全方位的，读经运动、汉服运动只是传统文化复兴的一部分，不应该一概抹杀。有些人，特别是女生喜欢穿汉服，有的人在古典文化中找到自己的兴趣点，这都是挺好的。读经运动也是如此，现在的人不了解传统经典，让小孩子补上经典课程，能够对儿童性格和道德观的养成起到积极作用，这些都属于国学传播和普及教育。 当然，现在的普及工作也饱受诟病，泥沙俱下。有的人能有理念、有规划，一步步进行文化复兴工作；但有的人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有限，急急忙忙进行这些工作，不会有好的效果。这些国学普及工作者，恐怕大多数人都没有认真学习过西方文化，没有出过国，他们的关注范围往往局限于传统文化，无法通过西方文化进行比较性的认识。 我想，不同的人做不同的事吧，社会应该是多元的。有一部分人对西方了解不够，只能期待他们慢慢多了解，不能要求过高。 采写/新京报记者 宋晨希 来源：新京报2017-07-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