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与教育：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启蒙问题研究》，胡金木著，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定价39元
 
　　启蒙运动赋予了“启蒙”一词以独特含义，使其超越了日常的开导、发蒙之义。在西学东渐之后，中国思想界对启蒙运动展开了史无前例的讨论，启蒙问题也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要探讨的重要的思想问题。启蒙以理性之光照亮人们的心灵，引导人们从不成熟走向成熟。启蒙精神与教育过程有高度的耦合。因此，启蒙问题并不仅仅是一个哲学命题，更是一个重要的教育学问题。教育是启蒙的重要途径。在中国教育的现代化进程中，启蒙从一开始就扮演了重要的作用。然而，教育中对启蒙工具价值的弘扬是否会使启蒙精神遭到异化？我国的教育现代化又该如何去面对启蒙遗产？这些问题亟待解答。青年学者胡金木的《启蒙与教育——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启蒙问题研究》（以下简称《启蒙与教育》），以史论结合的方式第一次系统探讨了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启蒙问题，对教育启蒙的基本主张和价值立场展开剖析，极具启迪意义。

    一、澄清中国语境中的教育启蒙问题

　　在教育领域中，启蒙是一个真切存在的问题。一方面，教育活动中存在着大量的灌输、压制、依附等现象。另一方面，中国的启蒙具有独特的社会历史背景，既面临着封建蒙昧主义和专制主义的宰制，又面临着西学东渐后西方价值观的大量注入。因此，中国的启蒙从一开始就是置身于救亡图存的民族主义语境之中的，并且不得不依赖于向西方的学习。

　　《启蒙与教育》一书勾勒出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启蒙在各个阶段的特征，从清末的救亡开始，历经新文化运动、“文革”等特殊时期，直至今日启蒙异化为工具的现象日趋严重。作者将中国教育启蒙的主题划分为从复兴传统到借鉴西方、从中西之争到新旧之别、从救亡造材到启蒙立人这三种转变。由此总结了中国独特现代化背景下，启蒙问题的两大表现，即：“一方面是如何实现启蒙的价值诉求，摆脱蒙昧；另一方面是如何避免走向启蒙的反面，摆脱理性神话的控制。”

　　这种双重的启蒙任务成为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核心议题。相较于西方，我国教育现代化背后的启蒙问题还未受到足够的关注。无论对教育理论还是教育实践来说，弄清楚教育中的启蒙问题已经成为其所必须要承担的任务。正是在启蒙精神的启迪下，中国的社会文明不断向前，初步培育出自由、理性、民主的时代诉求。与此同时，启蒙打破人民对宗教的唯一信仰，个体从神话、专制、蒙昧之中逐渐走出，由于对启蒙的过度信任，进而走向现代工具理性塑造的另一个神话。

　　重申启蒙、反思启蒙，显然已经成为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思想前提。在现代化语境中思考中国的教育启蒙问题，具有独特价值。因而，作者立足于独有的中国现代化语境，认为需要树立正确的启蒙观，指导具体的教育活动，走出启蒙辩证法的局限。在学理上，中国的教育启蒙永远处于未完成状态；在教育活动中，则是需要持续地关注，警惕工具理性至上、价值虚无主义、人文精神衰落等。

    二、以启蒙精神对待我国的教育现代化

　　启蒙运动从一开始就高扬人性的大旗，号召人性的觉醒。启蒙的核心是“人的重新发现”。启蒙的这一抱负与教育的理想具有同构性质。

　　布洛克认为：“教育是把人从自然的状态脱离出来发现他自己的humanitas（人性）的过程。”教育和启蒙都围绕着人这个主题。那么，究竟什么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什么是一个启蒙了的人呢？众所周知，这是一个经典的分析教育哲学命题。《启蒙与教育》一书从分析的角度指出了现代教育与启蒙的共性，即通过主体性的培育来捍卫人的尊严，具体包含“复归人性，以人的方式看待人；人是目的，是理性而自由的主体；‘辟人荒’，树独立自主之人格”。

　　在家国同构的中国传统社会中，“家国”作为群体，总是优先于个体而存在的。个体永远是作为群体成员而生的，个体生命的价值在群体面前显得微不足道。源于群体的价值优先性，整体主义价值观念成为教育基本的价值理念，维持群体的价值规范与伦理秩序在教育上具有先天的正当性。

　　《启蒙与教育》一书基于这样的出发点，梳理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学东渐之后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等思潮的在中国的传播，从个体价值和群体价值的关系入手，考察了中国社会由传统到现代的总体性转变——“价值重估运动”。在这场颠覆性的价值运动之后，“个体本位”的社会思潮逐渐凸显，即开始尊重人性、承认人的价值和尊严，个体价值逐渐从专制中解放出来。群体被看做是个体的联合体，群体规范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个体的价值，社会的制度安排被看做是保障或者实现个人权利的方式。

　　作者分析了这些外部特征，认为由启蒙开启的教育世俗化，极大地促进了个体的解放，现代化进程中的教育启蒙无一例外地要关注人的主体性，着力培育理性而自由的主体。人的主体性的培育，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都遭遇到了巨大的阻力。作者分析了这期间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外在的束缚力量太大，神学或圣学的观念、宗法制度、传统习俗的转变都不是一朝一夕之事；另一方面是由于个人内心的怯懦、恐惧因素的作用。”由此，教育在启蒙中的作用凸显。启蒙的历程是人的主体性挺立的过程，启蒙之后的教育现代化是人的理性精神的不断彰显，即人的不断实现自由的过程。

    三、自由与理性：教育启蒙的两大价值基石

　　中国的教育现代化背负着独特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文化心理，这也铸就了中国教育启蒙的举步维艰。现代化是在启蒙精神的引领下展开的，这也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人们以契约关系替代了基于血缘的依附关系，自由平等的价值基石取代了原先的等级秩序关系。自由不论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还是价值理想，自由的价值观念都是现代化的必要组成要素。其二，启蒙哲学高举理性大旗，现代社会正是依靠着理性摆脱了对上帝的盲目崇拜，理性人的教育目标契合了“人是目的”这一价值立场，以批判审视的思维考量周遭事物，使得原先晦暗不清的价值观念逐渐明晰，并获得合法性和正当性，现代社会的秩序得以建立，理性成了现代化进程中的另一基石。

　　《启蒙与教育》一书围绕着自由和理性这两大主题在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境遇，分别展开论述。自由是运用理性的前提条件，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自由理念的接受过程受到西方自由主义传统的影响。作者立足自由观念的思想史，分析了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理念，并着眼于中国土壤，具体分析了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发展状况。即中国式的自由主义的两组矛盾：群体价值与个人价值、工具价值和终极价值，同时，中国式的自由主义更倾向于群体价值和工具价值优先。而自由主义之于教育的影响，具体表现为：“一，教育价值上，凸显人的价值；二，教育治理中，倡导学术自由和教师自治；三，教育方法上，尊重人的个性。”作者用详实的史料展现了新文化运动前后的自由主义教育主张，认为自由主义教育理念仍然“漂浮在空中”，并未成为行动者的纲领。

　　理性是人的一种能力，也是一种解放性的力量。关于理性的价值理念，作者延循思想史、现代化两条线索，对比自由主义的教育理念，认为理性与自由是相互交织的状态，近代中国自由主义教育理念失败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理性缺失造成的。理性精神的培育在中国尚未完成。与此同时，理性主义的思潮在西方遭遇重大危机，产生了非理性主义的思潮，这些思潮也传入了中国，以理性教育的对立面进入中国教育的话语体系之中。作者认为，当今社会失范现象普遍，非理性思潮对教育的影响也要需要借助理性进行辩护，更应当重申教育中理性的批判维度，以理性的态度批判理性教育。

　　四、中国的教育启蒙何去何从

　　教育启蒙处在现代化的语境之中。启蒙促进主体性的诞生，但现代性的危机使得主体性彰显的弊病丛生，后现代思潮于是粉墨登场。这又使得教育启蒙陷入另一种挑战，意义的失落和绝对真理的消解都使得教育启蒙不得不展开反思。《启蒙与教育》一书结合教育启蒙的后现代境遇，将教育现代化中的启蒙困境总结为“无情无义”的教育，认为自反性的现代化是当代教育启蒙哲学的基本态度，应当坚守住教育启蒙的基本立足点，以人的解放作为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启蒙归宿。

　　如同现代性一样，启蒙也是一项未竟的事业。作者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在他看来，要想克服教育启蒙的种种困境，仍然要以教育传统为逻辑起点，这体现了作者改良式的问题解决立场。《启蒙与教育》一书分析了教育现代化过程中传统与启蒙的关联，认为启蒙从批判传统开始，传统往往被视为启蒙的敌人。但事实上，传统具有连续性，启蒙应是一种传统的“再构”。作者将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转型概括为“传统—现代”与“反思—重构”的双向并存。基于此，教育启蒙应当具备双重启蒙的性质，反思前述的双重转型，以公共性和主体性为维度，培育理性而自由的公民。

　　总体而言，该书以史论结合的叙说方式探讨了教育的启蒙立场，论据详实，系统梳理了中国教育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矛盾与困境，并总结出了教育启蒙的诸多立场与原则。除启蒙主题之外，书中还涉及现代性、自由、理性、民主等经典教育议题，提出了很多富有启发意义的观点，文笔酣畅，值得一读。



    来源:《中华读书报》（2017年08月09日2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