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宰相撑的什么船》 陈华胜 浙江大学出版社
天授年间，有个叫王循的太学生上奏请假回乡，武则天朱笔一挥：恩准。对此，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狄仁杰上书说：太学生请假，按程序国子监丞、主簿就有决定权，劳不着天子亲阅亲批。
历史上像这样事必躬亲者皇帝武则天绝非孤例。“秦始皇每天批阅奏章必须达到120斤重”，并且公告宣示，“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朱元璋“每天要看200件奏疏，处理400多件事，明朝人统计仅从洪武十七年（1384年）9月14日至21日的8天之内，朱元璋收到了奏疏就有1666件，合计3391件事，平均计算朱皇帝每天批阅的文件在20万字”；另一个“劳模”皇帝当数雍正，“雍正在位13年中，最保守的看法，至少批发奏折22000余件，部本（京官奏章直接送内阁）、通本（地方官奏章经通政司转送内阁）19万余件”。工部主事陆生楠原本出于一片好心建议雍正皇帝“无为而治”，结果反被扣上“诽议时政”的帽子而丢了脑袋。
在陈华胜看来，勤政的皇帝未必一定就是好的制度，甚至还可能为后面埋下祸根。秦二世继位仅三年便一命呜呼；朱重九的勤奋并没有为后代真正尊崇，除了通过军事手段爬上皇位的朱棣兢兢业业，懒理朝政的皇帝大有人在；雍正勤政虽然为清朝创下了坚实基业，然而其子乾隆并未以此为镜，而是整天沉浸在自我营造的“十全老人”虚妄幻境之中，因此夜郎自大、鼠目寸光，面对英国使臣马戛尔尼送上门来接触西方先进知识和技术居然视而不见，至而为晚清的衰败覆灭埋下了种子。
聚焦皇权，自然无法回避相权。既作为皇帝的肱股之臣，也作为皇帝的重要制衡对象，宰相身份地位的变迁本身也是各朝代政治治理水平的有力折射。宰相起源于春秋，直到秦国才正式有了左右丞相之名。历史上，宰相先后有过相国、丞相、大司徒、侍中、中书令、尚书令、同平章事、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等多达几十种官名。明朝虽废止宰相制度，但内阁大学士尤其是首辅作用与宰相已无二致。本书中，传统历史文化作家陈华胜通过对中国古代宰相生存轨迹进行全景式扫描，揭示了中国宰相从辉煌到没落的悲剧轨迹，即始终无法真正逃出皇帝的“手掌心”。
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指出，历史上，中国“皇帝是国家的唯一领袖，而实际政权则不在皇室而在政府。代表政府的是宰相。皇帝是国家的元首，象征此国家之统一；宰相是政府的领袖，负政治上一切实际的责任。皇权和相权之划分，这常是中国政治史上的大题目。”按照钱穆的逻辑，最能接近这一点的可能要数西汉开国皇帝刘邦。刘邦的大举放权，直接成就了“黄阁议事”历史典故。
“黄阁议事”表明，古人的政治智慧并不差，事实上，萧何“开创的责任内阁制比西方整整早了两千年”。然而，丞相萧何权力再大，也是天子的朝臣，“皇帝能赋予你一切，首先是因为他能剥夺你一切”。这一点在汉武帝刘彻身上得到露骨验证，“黄阁议事”转眼便变成了“庭议”。为了进一步稀释乃至掠夺相权，塑造皇帝至高无上的威权，汉武帝不惜祭起屠刀，在54年统治时期内砍瓜切菜般宰了3位丞相、6位副丞相，这还不算被迫自杀的3位丞相。
许倬云认为，“君相之间的权力应当有明白的分隔”，“君主的主权，只能用在监督，不应直接用于行政”，“从行政理论来说，上层不能干预下层，执政者应当取得清楚明白的授权，在授权范围内，上级不能干预”。想必这也是狄仁杰上书的理论逻辑所在。宋代是落实宰相制度最好的时代。宋仁宗的一位嫔妃想通过吹枕头风谋取私利，结果皇帝的敕命被政事堂驳回。
自秦代作为皇权重要辅佐力量的宰相制度诞生后，历代皇权与相权始终如一对跷跷板，此涨彼消。钱穆认为汉代相权主要实行的是“领袖制”，唐代则变成多名成员组成的“委员制”。当然，晋朝略略有点例外。这一时间相权被抬升到几乎与皇权平起平坐的地位，形成了几大家族博弈的“门阀政治”。
“领袖制”的相权过于倚重个人，从汉初的萧何及至汉末的曹操，分别树立了“领袖制”的正反榜样。“领袖制”下，宰相如德高望重，高风亮节，朝廷上下便可秩序井然。反之，如果宰相工于心计，专于权谋，弊病同样突出。
“委员制”在唐宋得到大力推行，确实有助于制约宰相的乱权，最大好处便是避免“曹操现象”。“委员制”的最大弊病在于有助于进一步强化皇权。皇帝如果敬业精业、宅心仁厚，当然会是社会之福，而如果像万历皇帝那样一手遮天、多年不理朝政，混乱衰败便不可避免。另一方面，为了达到政治目的，“委员制”成员必须抱团才可能获得压倒性的足够票数，由此要么“引起朋党之争，形成党派政治”，要么互相扯皮推诿，效率低下。
就此，北宋欧阳修在《朋党论》中指出：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理是这个理，但真正的困惑是，何为“小人”何为“真朋”？汉朝的王莽、曹操，隋朝的杨素、宇文化及，唐朝的李义府、李林甫、杨国忠，宋朝的王钦若、丁谓、蔡京、秦桧、贾似道，明朝的严嵩等，无不是皇帝眼中的模范宰相，结果都是擅权乱政。
来源：北京晚报 2017年09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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