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小学语文教材
 
     
    上世纪60年代小学语文教材

     
    上世纪50年代小学语文教材
 
    中小学开学前夕，一条关于中小学语文教材改革的新闻被大众关注：全国各地从小学一年级及初中一年级开始使用由教育部统一编纂的语文教材（又称“部编本”教材）。其中，古典诗文较之前的人教版小学语文教材增幅达到80%，初中三个年级教材也加入了不少古典诗文，增加后古典诗文比例占到整套教材的50%以上。在义务教育语文教材改革如火如荼开展的同时，高中语文教材的改革也在酝酿当中。随着新课程标准进一步明确，教材势必有所变化。

    语文教材一直被大众关注，同时也充满争议。此次义务教育阶段语文教材改革又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有专家表示这样的增加具有积极的导向、引导意义；也有学者认为增加古典诗文的篇目很有必要，但还应注意选取的篇目；还有一些学者对此次改革的效果持观望态度。众说纷纭，本文将学者们的看法呈现，以供读者参考。

    1 目前古典文学教育起步较晚

    自上世纪初新文化运动以来，我国的母语教育便以白话文为主。民国时期文化名流们提倡白话文对原有的汉语教育造成了巨大的影响。鲁迅曾经在《青年必读书》一文中表示：“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但彼时的语文教育还是极具古风，之前就有民国年间语文课本的图片在网上被疯传，引起不小反响。时至今日，我国的语文教育仍在不断改革、改进，力求能够找到时代进步与文化传承的平衡点。教育界相关学者认为，由于对于古典诗文教学的规律特点把握得不够准确以及种种客观原因，目前不断改变中的语文教育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其中三点尤为显著：

    首先，古典诗文教育起步较晚，文言文阅读的起步更晚。学生小学阶段只学古诗，到初中才开始接触文言文阅读。这就造成了学生建立文言文语感较晚，错过了最佳时期。第二，学生接触到的古典诗文数量很少。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语文教育研究所的张燕玲副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与记者分享了她的统计结果：《九年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附录中古诗词必背篇目115首（共4699字），文言文21篇（段）共5137字，但绝大部分学生能背诵的篇目不到50%。张燕玲曾经做过调研，学生实际的掌握状况低于这个数字，部分高中学生所能背记的古典诗文约为4000字。第三，学生所学古典诗文的深度不足，教师在教学中往往强调古典诗文的字面意思，往往忽略其文学性、审美性以及文本中蕴含的观念。这就导致了学生学习古典诗文的“夹生”，大部分学生、教师都谈之色变。文言文学习更是成为了语文教学的“三怕”（文言文、周树人、写作文）之首。

    有资料显示，台湾地区的高中考试复习题中有针对《荀子·乐论》提出的音乐功能提问的题目：文章提出“乐”可以使人“亲”“和”，这与《论语》中“诗可以兴、观、群、怨”四个功能中哪一个相似，正确答案是“群”。根据记者调查，这道题目中所涉及的文本是很多中文专业学生在大学三年级前后才会接触到的内容，也有一部分中文专业学生对此了解甚少，难以选对此题。

    对于古典诗文的抵触、惧怕现象甚至在大学生中仍然有十分明显的表现。张燕玲副教授任教北京师范大学的大学语文课程时，在某年开课之初，她曾经对班上学生的传统文化学习情况做过简单调查，该班无人读过《大学》。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的王南教授从事一线本科生、研究生教学多年，曾经获得第十届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任教期间也多次获得师德先进个人、优秀主讲教师的称号。他与记者分享了他教学中的一些体会：王南所教学生的三分之一普遍对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篇目的掌握上不及他所接触到的同学龄段的台湾地区学生，而这些学生对一些儒家经典篇目的熟悉程度甚至不如一些受汉学教育程度较好的日韩留学生。王南表示，即便是有志于在中国语言文学相关专业继续深造的学生，也明显对西方的著作、理论更感兴趣。

    大学生毕业走出校门后，也有很多人认为传统文化的学习只是少部分专业从业者该做的事，与自己的生活并无关联。这些人往往对“学习中国古典诗文能够提升自己写作能力”的观点嗤之以鼻，认为写作应是中文专业的人钻研的，自己的生活、工作中无需学习古典诗文。对此张燕玲认为，这是一种误解。她指出，语文学习是各门学科的基础，学好古典诗文不但能提高一个人的文化修养，更能强化交流能力，增强交流的准确性，从而提高交流的效率，这对每个人的工作、生活都大有裨益。

   
    早期中学语文课本

   
    早期语文教材内页
    

    2  古典诗文功底越好现代文越出色

    两位学者都对此次教材改革给予了肯定。张燕玲表示这次教材改革增加了不少古典诗文，可以看出主管部门对于传承、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决心：“这是一种明确的导向。引导更多的人关注古典诗文的教学，能够引起更多人的重视。” 王南表示古典诗文的选择应该摒弃一些狭隘的观念，在注重思想性的同时也应注重审美性。在选择经典篇目、名家名篇的同时，也应该从“文”（文学性）的角度，强调文风的多样化，甚至可以选择一些中国文化中具有反叛意识、“异端”色彩的文章。

    在此次改革增加的篇目中，《列子·伯牙善鼓琴》的加入就体现了编者对于道家文化的重视，能够帮助初中学生认识到在中国古代，不仅有“正统”儒家，也有“异端”道家。有助于学生更全面地认识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发展历程；此次增加的陈子昂《登幽州台歌》不仅文字精炼，还极具气势。陈子昂是初唐具有代表性的诗人和诗歌理论家，对他有所了解有助于学生在直观上感受唐诗与之前迥然相异的整体风貌。同时，王南也表示了对于改革的一些担忧：如果需要背记的古典诗文篇目大幅增加，会加重学生原本就重的课业负担。“这些孩子本来就很辛苦了，古典诗文学习更应该是兴趣的培养。”

    两位学者也分享了古典诗文学习在当今文化语境下应试之外的功用。王南指出大量学习古典诗文能够帮助学生提升语感、改善写作。他还分享了一段自己的真实经历：20世纪70年代末，王南读大学时因为喜欢写古体诗而在同学中“小有才名”。当时竟有一位高考学生家长在别人推荐下带着孩子慕名而来，希望王南能指导学生作文。那个女生各科成绩都好，但唯独作文困难。王南便从《古文观止》中选了50篇古文，又从手头的唐诗、宋词选本中挑了150首古诗词给女生背诵。女生回去下苦功背了半年，写作果然有了很大的提升：“她作文中的词汇明显丰富了，文采有所提升，语言表达简洁而准确。”时间过去了近40年，王南的很多研究生都有阅读古典诗文的习惯，而其中的佼佼者仍然会得到王南的同行们“文笔好”“有文采”的一致评价。王南总结：“通过古典诗文的积累，学生们用汉语语言思维的能力增强了，会自觉地追求写得更好。”王南自谓是个有“文字洁癖”的人，看到的文章中若有语病就会不自觉地帮人修改，连标点符号这种细枝末节也不会放过。他的一个学生在写论文时不拘小节，经常“一逗到底”，王南便会逐一为其标红。标得太多，便在边上写道：“下同，自己修改。”可隔不了几页便又“忍无可忍”，继续标红。老师的苦心有了成果，那学生由此十分注意，绝少犯同样的错误。

    张燕玲认为古典诗文是中国人独有的文泉府库，其中饱含中国古代先贤的情感情怀以及民族抱负。她同样指出，古典诗文功底越好的学生其现代文（白话文）往往也越好。古典诗文的熏陶也让人变得情感丰富细腻，语言准确生动。情感和语言，正是构成一篇好文章的决定性因素。张燕玲还指出，当下很多学生都是“香蕉人”。虽然是黄皮肤，但是思维方式、行事做法全都是西方人的，缺乏作为一个中国人必要的行为准则。很多孩子在和父母的交流中就体现得尤为明显，“在古代即便父母行为上有所失当，作为晚辈也应该和颜悦色的进行‘讽劝’，而不是像现在有些孩子那样，声色俱厉地‘批评’自己的父母。”张燕玲认为古典诗文“有温度”，带着浓厚的人文情怀，更是中国人的文化根基。这种有情怀、温度的根基，正是中国人应有的为人处世的方式。

    3  语文教师也应提升古典诗文素养

    古典诗文教学中普遍存在教师对于课文文本缺乏深入理解的问题。张燕玲对此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现在很多中小学语文教师本身就缺乏古典诗文的学习经历、相关素养，使得他们可能认识不到这些文本中所蕴含的价值和智慧；还有一些老师即便对此有所认识，但缺乏系统的学习和准确的理解，也很难为学生进行讲解。这成为了古典诗文教学的重要掣肘因素。张燕玲认为，既然要在课堂上讲，每一位中小学语文教师都应进行相应的深造。张燕玲语气平淡而笃定：“至少要进行经典的普及，这具有多维度的价值和意义。”

    王南认为随着中小学教师素质的不断提高，他们对于文言文的讲读水平也正在提高。他认为如果中小学语文教师能够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通过认真细致的准备是能够讲好现有教材中的古典诗文的：“花一周时间准备一首古诗，肯定没问题。”王南带过的很多研究生都走上了中学语文教师的岗位，他也对自己的学生以及语文教师的古典诗文教育教学提出了建议和看法。他认为中小学古典诗文的教学不应该追求过分的深入和全面，应该更加注重学生对于古典诗文兴趣的培养。在教学中要考虑到当下的文化语境，更要兼顾学生的个体需要。老师们可以从古典诗文的语言入手，以中国古典诗文生动而极具感染力的言说方式激发学生对于古典诗文的兴趣。

    他曾经做过一个实验，为一群几乎不懂中国语言的外国留学生朗诵古诗，音韵声调的美感成功地引起了外国留学生的赞叹。非母语者尚且如此，何况母语学习者呢？不过王南也强调：“语文课就是语文课，不应该为其增加太多道德教育任务。在语文教学上还是应该宁简勿繁、宁浅勿深。”

    对于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两位学者有一致的看法。二人都认为面对传统文化、古典诗文中可能具有的糟粕，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应回避，反而应更加细致到位地为学生讲解其中的真实意味，直面本民族的文化遗产。王南举了鲁迅的例子，就算是鲁迅先生如此反对青年读中国的书，仍在给自己的好友许寿裳的儿子开具的书目中列入了王充的《论衡》、葛洪的《抱朴子外篇》、刘义庆的《世说新语》等书目，提倡友人之子批判地吸取中华传统文化。对此，张燕玲也举了一个例子：在某段时期，“天人合一”的观念也被认为是封建迷信的糟粕。但现在看来，“天人合一”的观念其实是中国古代先贤们对于自然的敬畏而产生的认识论，这在当代人与自然关系日益紧张的时代背景下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王南教授、张燕玲副教授二位学者都为推进古典诗文教育进行了很多努力。王南除了常对自己担任语文教师的学生进行指导外，还经常应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学语文教学》编辑的邀请撰写一些指导中学语文教师授课的文章，例如他曾经撰写的《逍遥之游》一文，就对高中语文教师如何教授必修课本中的《庄子·逍遥游》节选提供了指导（此篇课文一直是高中语文教师文言文教学的“头号难题”）；而他近期撰写的《<师说>三辨与古文解读》一文则竭力引导中学教师们在教学中遵守“还原作品时代背景”以及“考虑作者个体性格”两个原则。张燕玲则为某学区遴选了“《论语》三千字”供小学生阅读，也为学生们选择了“古诗词三百首”，以期让学生们得到更多古典诗文的熏陶。

    补白

    文化研究博士台湾交流见闻

    家珍（化名）今年刚开始她的博士研究生学业，专业是文化研究。家珍的本科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硕士阶段研究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她曾经在研究生二年级时通过申请赴台中教育大学语文教育学系进行过一学期的交换学习。家珍介绍，这所学校在台中地区排名第二，她的专业是专门为培养语文老师而设。

    家珍融入当地的学习之后还是有很大的感触。家珍在台中教育大学选修了一门为研究生开设的书法课：“这门课和我印象中的书法课不同，内容是如何教学生书法。”课程中既有硬笔书法训练也有软笔书法训练，最后结课的时候不但要交一本A3大小的纸张装订成的练字册子，还要录制一段讲解如何写一个字的视频上交。除此之外，这门课还有很多校外教学，家珍参加了课程组织的拓印、反拓、参观书法展并上交感想等一系列活动。“虽然第一次交硬笔作业的时候老师表扬了我，但期末结课时我真的觉得这门课耗尽了所有的精力。”已经过去了一年多的时间，家珍仍然难忘当时的辛苦，“我感觉上这门课需要极度认真，老师的每一个步骤都是为了让学生成为会教书法的老师。”

    家珍还旁听了学校为本科生开设的中国思想史课程。有一次课上，老师提到了扬雄（扬雄是汉代大儒，有著作《法言》，“雕虫小技”的说法出现在这部著作《吾子》一篇中），家珍却从未听说过，一下“蒙掉了”。根据家珍专修古代文学理论专业的硕士同学回忆，他是在大学四年级对扬雄及其学说、观念有所了解的。“后来老师提起过阮籍、嵇康，我起码都知道。毕竟研究生同学中有研究‘竹林七贤’的。但扬雄确实是第一次听说。”老师也曾在课上提起雅克·德里达（20世纪下半叶法国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西方解构主义代表人物），那时家珍看着其他同学茫然的眼神还小小得意了一把：“不过老师一句就带过了。”家珍又有些失落。这门课要求很高，期中考试都采取闭卷的形式。“班上有个同学考了98分，这是继书法课之后我又一次被震惊了。” 家珍睁大了眼睛，“也有考60多分的，不及格的倒是没有。”

    学校给家珍安排了一名学伴，在学习、生活方面照顾她。有次家珍正在构思她的硕士毕业论文，学伴见此，很快帮家珍按照“起承转合”的方式安排出了文章的结构，让家珍感叹学伴对于汉语文章结构的熟稔。不过家珍还是很客观地评价道：“她做文化现象研究的能力并没有我强。”在家珍交流的学校，老师、学生普遍认为中国传统的文学作品思想理论是“正统”，而西方的文学理论则是“异端”，很少受到重视。家珍后来搜索过相关信息，并没有找到关于西方文论专业的学校排名。“他们普遍英语都不好，大概也就相当于我初二的水平吧。”在家珍看来，这也是限制她学伴对西方文论深入了解的重要原因。

    台湾对学术规范的重视让家珍感触很深，他们很注重学术文章的脚注、尾注，有很强的知识产权意识。家珍还发现同学们文章中的语病很少，词汇也很丰富，读来色彩丰富。特别是他们会在写完文章后反复地检查、修改，文中也绝少出现口语。家珍想起了自己的一位学妹参加研究生学术比赛的论文：注释不够标准、遣词造句也多有语病，标点符号常会用错，让家珍有些汗颜。不过西方文论专业出身的家珍还是在临离开之前给学校负责的领导提了意见：“应该重视对于西方文学理论的了解和学习。”

    实习记者 袁新雨

    
    来源：北京晚报2017年09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