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读了丁言模、李良明所著的《张太雷研究新论》（以下简称“《新论》”），愈加感觉要完整地接近一个历史人物是多么不易。这是因为，随着岁月流逝，许多史料已经消散在时光的尘埃中，而留下来的各种言说，也不一定都是“客观”的。张太雷是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也是中国共青团的缔造者之一，担任过中央委员、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等要职，并于1921年2月秘密前往苏俄伊尔库茨克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工作，成为中共第一个红色外交使者，1927年12月在领导广州起义时牺牲，年仅29岁。对于这位党史上的著名人物，已有许多研究成果传世，但我们能说对他真正了解吗？《新论》作者大约看到了这一点，他们已开展过许多基础性研究，可在书中，还不时表示“需要挖掘资料，进一步佐证”。

　　也许，做历史研究，本身就是一个朝着真相“不断接近”的过程。从《新论》作者的身上，可以看到这样的努力。他们认真地寻找、梳理史料，一件一件打捞历史中的往事，钩沉故实，叙说过去，发掘细节，试图重现一个完整、真实的张太雷。

　　历史人物成长过程中，总会产生一些与本人相关的史料，这种钩沉具有直接证明的效力。《新论》的作者把搜寻此类史料作为重点。在《北京大学与北洋大学》一文中，他们研究了张太雷大学四年的考试成绩单（珍藏于天津大学档案馆），这份成绩单很好地说明了张太雷在北洋大学求学期间所学的是什么课程、能否妥善处理革命与学习的关系、毕业考试的成绩怎么样等问题，这对于丰满一个历史人物的形象是十分重要的。1925年1月30日至5月6日，张太雷任团中央总书记，在整顿团组织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具体内容现在已不甚清楚。作者在《青年团“三大”·团中央总书记》一文中，挖掘了一份青年团大连特别支部写给团中央的报告，这份报告详细汇报了执行团中央第12号通告至第23号通告的情况，这些通告恰是张太雷主持团中央工作时发出并要求各地执行的，为宣传、教育、青年工人运动、妇女工作等内容，这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当时张太雷的工作情况，填补了历史空白。

　　与其他历史人物一样，张太雷有自己的朋友圈和人际交往，《新论》作者善于从旁人的文字中找寻张太雷的“踪迹”。比如，1923年8月张太雷参加“孙逸仙博士代表团”，与蒋介石等一起访问苏联，由于张太雷没有写日记的习惯，要了解这段历史只得通过蒋介石等人的记叙。作者专门研读相关书籍、资料，从中引述蒋介石的日记内容。蒋介石在8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率沈定一、张太雷、王登云等，由上海趁神丸启程赴俄。”出国境后，蒋介石逐日记录沿途见闻，虽很少直接提到张太雷的名字，但作者认为“蒋介石日记是一个绝好的旁证”，“其中都有张太雷晃动的身影。如果结合有关史料，可以进一步写出丰富多彩的文章，这是除了蒋介石日记之外，其他史料无法取代的”（《共处·批评·敌对的蒋介石》）。又如，张太雷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关系密切，多次担任马林的翻译兼助手，从马林留下的历史档案中，可以探寻到张太雷在马林身边所做的工作。作者仔细研究了马林留下的档案资料，撰写了《“鲜为人知”的马林档案》一文，对马林委派张太雷去日本、张太雷与孙中山交流等事情进行梳理钩沉，令人耳目一新。

　　对张太雷起草的文本进行解读，是《新论》中历史钩沉的又一个重要方面。张太雷不仅做了大量革命的组织、协调工作，而且亲自起草了许多文件和文章。研究、细读这些文件和文章，确乎为理解张太雷之思想的一个有效方式。《新论》收录的《三个早期青年团团章》《不拘一格的时政评论》《谨慎处理的书面译文》等诸多论文，对沉淀在历史深处的张太雷当年起草的文件、文章，进行重新审视、分析、解读，较好地反映了斯时斯地斯人的思想状况，为我们了解那个历史语境中的张太雷打开了一扇窗口。

　　“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张太雷这样的前贤，如同一面镜子，不仅有着历史上的意义，而且能照亮现实和未来。对他的研究，应当是一个接续向前的过程。《新论》的出版，正是这个进程中的一抹亮色。在艰辛而寂寞的学术征途中，《新论》作者所做的工作值得尊敬。

　　（《张太雷研究新论》，丁言模、李良明著，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8月）

来源：《湖北日报》2018年1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