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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17年以来，中国多项经济数据有所回暖：不仅经济增长总量连续同比上升，消费、出口贸易等细项数据也出现连续改善。基于经济数据的短期回暖，关于中国经济是否即将开启一轮“新周期”的讨论也在持续进行。对此，笔者认为，一方面，国内并不具备能够从结构上显著影响经济增长的条件和因素，另一方面，全球经济总体上复苏乏力，逆全球化思潮仍在蔓延。因此，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更多应属于一种新的波动形式，尚不能称为一个新周期的开始。
中国经济自身尚在出清
从国内自身的角度来看，新周期需要通过要素重塑经济增长的供给端与需求端；而当前，中国经济及金融体系仍处在出清过程中，只是呈现出新的波动特征，算不上进入新周期。
经济周期是宏观经济体在发展过程中的趋势和节奏变换，因此，要判断一轮新周期开始的起点，也需将视野拉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加以分析。从国内外经济周期启动的经验看，新周期启动往往需要有低要素价格、低资金价格和新的增长点等条件。其中，低要素价格主要取决于人口增长的长期影响，以及新技术带动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推动生产要素成本的一次性下降和人力资本的相对价值重估。低资金价格则体现为在降息、降准以外的，对金融去杠杆改革和新的融资渠道的拓展。更值得关注的是，新周期的启动需通过发掘新的增长点刺激需求端，形成长期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动力。
首先，影响国内要素价格的渠道之一是人口结构的长期趋势性变动，而我国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供给下降，则直接拖累了经济的潜在产出（见图1）。2010年，中国开始出现人口红利拐点：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持续为负，人口老龄化趋势形成。这直接影响着供给端劳动力和需求端总人口的双重边际变化。供给端方面，劳动人口的边际降低将影响人力资本的存量，并进一步影响劳动要素价格；需求端方面，总人口的边际减少将在中长期内对住房需求产生结构性影响。
图1 全球各国人口增速与经济增长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化解人口老龄化趋势对经济增速拖累的方法在于通过结构性改革，改善人力资本的供给质量。以人口老龄化最为严重的日本为例。尽管劳动力数量的下降对日本经济增长产生了负向影响，但人力资本质量的改善也在对其经济增长动力形成正向贡献（见图2）。在当前的时点上，中国人口进入老龄化阶段已得到确认，老龄化的不可逆特征将使人力成本长期处在相对高位。因此，在推出使得劳动力供给结构进一步改善的重大改革之前，要素价格方面并不支持新周期的开启。
图2 老龄化背景下各国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
数据来源：The Conference Board Total Economy Database
其次，从资金要素层面看，当前中国国内的融资成本与历史水平相比仍然处于相对偏高的水平。引起融资成本上升的原因之一，是融资通道的复杂化。因此，在经济、金融体系的去杠杆取得实质性进展之前，资金环境可能会促进经济波动的短期回暖，但并不足以支撑经济进入新周期。近年来，中国各类金融机构进入快速发展期，金融行业的资产规模扩张迅速。金融业过度繁荣带来的问题是，在资金流转的过程中，脱虚向实的链条被明显拉长，资金在经历更多的环节和机构分成之后，实体部门的融资成本也会有所上升（见图3）。金融去杠杆的实质是拆解这一被拉长的环节，促进整个交易过程的透明度提升；但由于金融杠杆与实体部门杠杆存在相互交叉的问题（见图4），如果金融去杠杆进程过猛，对于企业融资产生的压力也会相应上升。在当前的经济“稳增长”和“控风险”的双重目标下，去杠杆政策会更注重控制降低现有杠杆率和缓解企业融资压力之间的节奏，因此，资金成本的降低不可能一蹴而就。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周期的开启也需要融资渠道的拓宽以及去杠杆取得进一步成效后再加以讨论。
图3 融资链条拉长与去杠杆的必要性
图4 债市加杠杆期间，资金流向金融机构和实体企业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最后，新周期的出现取决于经济环境内外部能否发掘出新的、带动效应明显的增长点，并刺激需求端，形成长期可持续的经济动力。按照“波峰—波谷”法，可以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GDP增长率划分为三个大的周期（见图5）。从各轮经济周期的扩张期看，第一轮经济周期（1981年至1990年）主要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提出，第二轮经济周期（1991年至1998年）得益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施带来的红利，第三轮经济周期（1999年至今）则受到加入世贸组织和重工业化的双重带动，也离不开通过金融兜底和国企破产兼并化解国企的巨量债务，以及房改、税改等改革措施。不难看到，中国经济每一轮新周期的形成，基本都处于大的制度红利释放期。
图5 中国经济增长的几轮周期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全球经济新周期尚不明确
从中国经济的外部环境看，当前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全球经济的新周期尚不明确。这也会直接影响到中国经济的波动。
中国经济发展大转型与世界经济增长动力转换是并行交织的。经济、金融的全球化使得全球各经济体之间的经济依存度不断增强，拓宽了全球冲击向各国外溢的渠道，也使得任何一个经济体的经济运行无法脱离全球经济周期而独自存在。即便当前逆全球化思潮泛起，也并没有改变这一趋势。客观上说，中国经济增长既是全球增长的重要贡献力量，同时也受全球经济轮动的直接影响。长期而言，不同国家之间的宏观经济增长因为相互影响而具有较强的同步性。
近期中国经济数据的回暖，出口贸易的繁荣是主要贡献力量之一（见图6）。随着欧美杠杆修复的相继完成，美国率先引领全球经济复苏；欧盟在进一步量化宽松政策的刺激下，经济增长亦有所恢复。全球经济企稳回升，构成了中国国内贸易短期复苏的基础。但如果从全球经济需求是否长期可持续这一角度来分析，结论并不十分乐观。当前，全球经济弱复苏主要来源于发达经济体宽松的宏观政策刺激，且欧美的经济复苏并未恢复到金融危机前的水平（从进口需求角度可以间接得到验证），日本和新兴市场国家更是依旧处于经济复苏乏力的状态（日本还面临着高杠杆率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扩张相互掣肘的问题）。鉴于全球经济增长同步性的升高，总体呈现弱复苏态势的全球经济（见图7），尚不足以支撑中国经济开启新的周期。
图6 全球进口增速扩张是带动中国近期出口回暖的主要原因，但主要经济体需求仍弱于危机前水平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图7 当前OECD 主要国家综合领先指标尚未达到危机前水平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从更长期的供给端因素考虑，全球经济结构的调整至今并未取得实质进展，仍面临着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瓶颈；而且，旧模式积累的国家债务杠杆高企、过长时期内的低利率与低投资并存等问题也仍未好转。此外，已有的研究表明，在经济低迷的过程中，采取结构性改革和货币或财政政策刺激叠加的方式带动经济基本面的回升效果，具有时间上的不确定性，通常会滞后政策实施的若干期后才逐渐显现效果（见图8）。从全球的视角看，能带动全球经济走出当前低迷状况，从而成为全球经济周期新动力的新增长点出现的时点尚不明确。
图8 结构性政策改革（以劳动力改革为例）对就业率的改善需经历漫长且不确定的过程
资料来源：IMF
新周期与硬着陆之外的第三条路径
从中国经济自身和外部环境两方面考察，中国经济当前并没有开启新的周期，但中国经济也不大可能出现硬着陆。笔者认为，当前的中国经济更可能走出第三条路径，即呈现新的波动方式。具体来讲，就是总量相对稳定下的窄幅波动与结构优化。
从历史角度看，新周期的开启往往需要有重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而结构性改革在短期内往往可能会对经济产生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这就意味着，经济开启新周期的先决条件，并非是短期内经济总量增速的绝对上升，而是经济抗风险能力的加强，以保证结构性改革进程中不会由于经济架构的脆弱而产生叠加的风险和下行压力。
2016年以来，国内去产能叠加环保限产等已在一定程度上将工业带出通货紧缩。2017年，环保的约束继续强化，企业盈利有所改善，资产负债表有所修复，从微观实体企业的层面为结构改革和需求释放创造了适宜的时间窗口。但站在当下时点，中国宏观经济在整体上仍面临产能过剩、资本配置扭曲以及收入结构、产业结构不合理等问题，经济并未摆脱对地产和基建的依赖，部分行业的产能过剩也依然严重，以新需求或技术驱动的可持续、高效投资尚未形成。在旧的增长模式尚未完全出清的背景下，当前中国经济尚处于除旧布新、孕育新的增长动力和优化结构的过程中，支撑经济增长的力量还比较脆弱。因此，中国经济当前更可能的形态是，在现有的经济增长率下，保持窄幅波动下的稳速增长，通过破产处置、政府救助等方式逐项化解实体经济与金融市场存在的扭曲与错配，修复国家资产负债表，优化经济结构，并为新的、可能的重大结构性改革构建更健康的经济金融环境。
本质上，经济的驱动力不同，是一个经济发展阶段的问题。当驱动力发生变化时，经济增长速率的相应改变是其自然结果。使宏观经济增长稳定在当前水平，并不断修复经济结构，寻找经济的动态优化规律，应是中国经济当下这一阶段的关注重点。事实上，2015年以来，中国企业微观盈利和经济结构两个维度都一直在进行着调整和优化。从企业的负债率角度看，过去几年已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改善（见图9）。
图9 与经济总量增长率趋势性下降相反的是工业企业的改善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方面以及消费内部结构的变动，也是值得关注的趋势。需求端的消费超过投资成为贡献经济增长的首要因素，是部分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开启新周期的重要论据之一。对此，笔者认为：鉴于社会消费总额增速的提高并不显著，消费总量的趋稳尚不能认为是新周期的开始；但消费内部的结构变化仍是在当前经济发展阶段中值得关注的结构性变化。
消费的长期驱动力既与收入水平相关，也与人口年龄结构相关，而二者均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长期因素。理论上，一国人均收入发展水平与消费结构具有较为稳定的关系。国际经验显示，当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附近时，居民人均收入将处于相对富裕的阶段。当前，中国人均GDP已达到8100美元以上，相当于日本20世纪70年代的中后期水平。而在20世纪50年代，当美国居民人均收入达到这一水平时，美国的消费结构也出现了显著变化（见图10）。近年来，中国城乡居民的消费支出也呈现出食品类、衣着类比例不断下降，医疗保健类、文教娱乐等服务类支出上升的趋势（见图11）。以此可以推知，尽管经济增长的新周期并未开启，但经济内部结构的转变也正改变着资产价格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渠道。理解总量稳定下的经济结构性的变化，将更有助于理解经济长期运行和政策调控的着力点。
图10 2005 年之后，美国个人消费结构伴随人均收入的阶段性变化开始改变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图11 中国居民消费结构正在发生趋势性变化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总之，随着供给侧改革的深化和推进，在产能逐渐出清、金融杠杆逐步去化的过程中，中短期价格的阶段性变化容易导致市场预期发生调整，进而引发短期内经济数据发生正向或反向波动。这也是一种必然的现象。在实体经济风险与金融风险逐步出清的过程中，关注中国经济结构的问题和正在发生的动态优化，将更有利于理解经济运行的脉络。特别是经历了增长速度的持续回落之后，中国经济运行将呈现典型的窄幅波动的态势。未来，在旧增长模式累积的问题出清、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等重大结构性改革加速后，可以预期，中国经济将通过提振经济整体生产率而迎来新周期。而目前的发展阶段，只能说中国经济运行出现了一系列新的波动特征，尚不能被视为经济新周期的开启。
来源：厦门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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