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尔特·冯尼古特

    从1998年10月起的四个月里，美国黑色幽默文学代表作家之一的库尔特·冯尼古特（Kurt Vonnegut）和美国黑人传奇作家李·斯金格（Lee Stringer）两次聚在纽约，以对真理和趣味的追求为契机，面对百名书迷听众，或在更为私密的咖啡馆中深入探讨写作艺术的诸多话题。

    这两次谈话后来结集出版，以《像与上帝握手——关于写作的谈话》命名，由七故事出版社（Seven Stories Press）出版。库尔特和李谈话中有关文学、写作、艺术等方面深刻、犀利、独特的思考与洞见直到今天依然闪耀着理性与智慧的光辉。2017年，该书汉译本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是英汉对照的版本，这对于译者是一把双刃剑，既是重大的挑战：将译介的难点暴露在读者面前，而读者中必有方家，又表明了译者的信心与坦诚。

    库尔特1959年因《泰坦星的海妖》一举成名，被《纽约时报》赞誉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其后来的作品包括《冠军的早餐》《没有国家的人》《第五号屠宰场》等。相对于库尔特，李是一位美国文坛的后起之秀，因《中央车站的冬天：来自街头的故事》《宿营学校：回忆录》而声名鹊起。这两位享誉美国的作家的访谈是在轻松幽默的气氛中进行的，他们真诚、坦率的性格在风趣、幽默的谈话中可以管窥一斑。这两位忘年交虽然在血统、成长经历、教育背景等方面有诸多不同，但写作的共同志趣使他们的友谊之树常青。该书中两位作家谈话所涉及的有关文学的话题时至今日仍是文学、作家乃至整个社会应给予特别关注的与人类息息相关的问题，而他们对这些问题的叩问与思考对今天乃至将来的文学和作家仍有莫大的启迪与影响。

    在谈及文学和人类面临的挑战时，库尔特坦陈“人类状况就像天气”还是那副老样子。这一经典比喻说明随着时代的推进,作为人学的文学聚焦的始终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人。在库尔特看来虽然“文学只不过是匠心独运地将仅有的二十六个音符、十个阿拉伯数字以及大概八个标点一行行地横向排列”,但文学却是一门需要受众参与其中的艺术，是物欲横流、信仰失落的世界里人们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而李结合自身的成长和写作经历认为在现代社会中：“做人意味着一场拼搏……通过拼搏去寻找……做人的感觉”。在他看来，“写作是一番拼搏，为的是捍卫我们无须变得那么实际的权利”。他在写作中往往关注个人琐事,就像他的小说《中央车站的冬天》，对他来说整个世界就是些放大了比例的个人琐事。一粒沙里看世界，文学作品虽然反映的是某些人类个体的日常小事，但这些小事连缀起来却反映了整个人类的面貌。正是这些显微镜下的渺小事件不断改变着我们的世界观。

    关于作家为什么要写作的问题，李认为从事写作是他第一件完全自觉自愿选择做的事情，而更幸运的是发觉自己可以胜任它。但他坦承自己不曾想通过作品去改变或者拯救谁，因为他意识到我们在生活中只不过是仅能自力更生而已。而库尔特则通过引征埃德蒙·巴格勒的《作家与精神分析》中的结论说明作家写作是因为写作可以治疗他们的神经机能病，而“一旦作家被阻止写作，就仿佛会大难临头，因为作家的精神将开始崩溃”。库尔特藉此坦言，艺术实践表明“无论从事何种艺术——可以是绘画、音乐、舞蹈、文学，再或任何其他门类——都不是旨在赚钱或者博得声望。它是帮助你的灵魂成长的一种途径”。由此看出，两位作家从不同的角度表明写作是提升和完善自我的一剂良方。但笔者更认同纳尔逊·艾格林（Nelson Algren）的观点，“无论何时，当一个人为那些故事不会被记得、声音不会被听取的人采取行动，文学就会出现”。

    那么，文学作品和读者关系为何呢？库尔特率先表明读者应该而且必须通过解读书页上的信息参与作品的再创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作家和读者以作品为媒介实现了跨越时空的交流，成为基于文本的合作者。李则表明在这样一个“每个人都在走自己的路……每个人都备受煎熬。他们每天的生活经历仅仅是一种负累”的世界里，他愿做他称之为上帝之角的一个地方的那位牧师，在每一个弥漫着灰色和忧伤的日子里，陶醉于自己播放的一首欢快而充满现代气息的福音音乐，伴随着音乐节拍手舞足蹈，快乐无比。看到这样的人，李对自己说：“上帝啊，这就是我想变成的模样，就像这个人！”李想用这样的快乐去驱散笼罩在备受煎熬的人们心头的阴霾。同时李认为写作是和读者结伴旅行，因为读者在阅读中会提出许多问题，而作家会试图回答或解决这些问题，写作的过程就是和读者一起探寻这些问题的答案的探险之旅。虽然有人曾对李说：“让读者滚他的蛋！写你愿意写的。”但李却坚持写作是一场对话：“你必须对着某人侃侃而谈。”库尔特也认同地说：“如果你写了一本不真诚的书，读者会立刻看穿你。”他以《娃娃谷》的作者杰奎琳·苏珊为例说明因为敏锐的读者看得出她是在满怀诚意地创作，所以她的书才畅销。库尔特接着说：“没人会在乎你。他们关心的是书。”不过，库尔特说得也不尽然，他一定不知道钱钟书先生的读者那个著名的喜欢“鸡蛋”就要拜访“母鸡”的故事。因为读者可对罗兰·巴特那些高头讲章没兴趣，虽然他宣称“作品一旦完成，作家就死了”。由此可见，库尔特、钱钟书和巴特在作家和读者关系的问题上还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

    两位作家的谈话自然关注作家间的关系，库尔特直言，相对于画家詹姆斯·惠斯勒所说的“如果你想看看嫉妒是什么样子，就到画家中间去”的同行们之间的彼此嫉妒，作家们仿佛是在地狱里并肩作战的战友，因为共同的战斗经历——艰难的写作经历——而彼此相互尊重。他还提到他和杰奎琳·苏珊之间的趣事。她的《娃娃谷》稳据畅销榜榜首约两年之久，后来他凭借《冠军早餐》后来者居上取代了她的位置。不久，素未谋面的她给了他一张便笺，上写“既然一定会有人成为下一个，我很高兴那是你”。而库尔特和李之间历久弥珍的友谊也佐证了作家之间和谐融洽的战友关系。但作家之间的关系也有其复杂微妙的维度，哈罗德·布鲁姆在《影响的焦虑》中就把作家间或拒斥、或模仿、或否定的关系风趣地喻为“家庭罗曼史”里父子相争式的关系。

    作家是否天生是一个由来已久的话题。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宣称：“文学是天才的创造。小说家都是天才。”本书《前言》中也指出“作家实乃天生，非人力所能制造”。李在谈及此话题时说当他冥思苦想却仍然确信自己找不到答案时，“某件事情发生了，就像与上帝握手”。库尔特接着举例说明上帝存在的例证：“雕塑家们显然认为是别的什么人在借他们的手创作，他们本人不会有能力做正在做的事情。总之，艺术对于从事它们的人来说总显得过于美妙。”而李和库尔特一直承认他们写作像是有人在给他们做听写一样，他们认为这是上帝在暗中指点他们。库尔特谈到在一场纽约的鸡尾酒会上，他和一位编辑聊天时，突然间，《泰坦星的海妖》的灵感在他脑海中源源涌出。灵感就这样突如其来，势不可挡。

    本书的题记引用了马克·吐温《斯多姆菲尔德船长天堂之游摘录》中的“人间的鞋匠如果有诗才，到这儿就用不着做鞋了”，而从库尔特和李有关文学、写作、艺术的两次谈话中我们可以说，“作家不是真理的发现者，而是真理具有说服力的推行者”，他们是一群人间有诗才的鞋匠，是这个千疮百孔的世界的连缀者、补缝者和修理者。


    来源：北京青年报2018年06月08日 星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