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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俄罗斯世界杯决赛，90分钟的比赛中法国4比2战胜克罗地亚，自1998年后第二次夺得大力神杯。
时隔20年，《马赛曲》又在世界杯决赛赛场奏响了。《马赛曲》（La Marseillaise）是法国的国歌，作者鲁热·德·利尔。“《马赛曲》的历程是个难题。它提出的不仅是一首国歌如何诞生的常见问题，而且还涉及这首1792年4月在斯特拉斯堡创作的《莱茵军团战歌》是以何种途径取得今日的地位的：最早的现代国歌之一，与绝对主义时代君主制欧洲的那些歌曲不同，它是一种民族意识的自觉表达。
《马赛曲》具有两张面孔：它是一首以自由来歌颂新世界的价值观的革命歌曲，也是表达一个战斗中民族的爱国主义的刺耳嘹亮——有人认为还很“血腥”——的战歌。”
今天小编给大家推荐的是第八届傅雷翻译出版奖入围作品，法国著名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从20世纪80年代中叶开始，动员120位作者，穷十年之功，编纂出版了由135篇论文组成的三部七卷本、超过5600页的皇皇巨著——《记忆之场》。
《记忆之场》获得法国最高国家学术奖，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了广泛关注，被选择为英、德、日等多种文字出版，成为讨论历史与记忆问题的必读之作。
学衡历史与记忆译丛/孙江主编
《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
[法]皮埃尔•诺拉 主编
黄艳红 等 译
从1879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马赛曲》走过的基本上是一段革命的历史，它成了国歌，这既给它带来了胜利的光荣，也让它面临各种被歪曲的危险，反过来说，那些不再认同《马赛曲》的人也想排斥它。1870年战败之后是个民族主义剑拔弩张的时代，《马赛曲》被歪曲可能是不可避免的，它的重心已经转移到狭隘的爱国主义层面上，甚至强调这首1792年的战歌的攻击性特征（虽然是防卫性的），而歌曲的革命和民主内涵则被漠视。这便造成一种深刻的苦恼：一方面，《马赛曲》是团结的旗帜，这种神圣团结在1914—1918年成了血腥的延长号；另一方面，在这种团结的表象背后，全体劳动人民在胜利的资产阶级的圣歌中已经很难看到他们自己了。在1918年之前的第三共和国的历史中，《马赛曲》的这种蜕变经历了好几个阶段，当时人已经意识到的《马赛曲》的“危机”是在官方和谐的背景下发生的。
对共和国来说，在麦克马洪下野之后，1878年到1879年2月间，围绕《马赛曲》仍须进行一场战斗。在当时，集会和剧院中演唱的《马赛曲》表明了一种确定无疑的信念。南特爆发的一个事件颇为耐人寻味：当时这个旺代大门口的城市上演《马索或共和国的孩子们》（Marceau ou les enfants de la République），激起了反革命官员的抗议。南特的议员莱桑（Laisant）上尉是个共和派军官，他在自己集团的支持下提议将《马赛曲》定为国歌，1878年1月25日，众议院根据他的请求就此进行辩论，他的建议被否决，不过容许延期再议，这就反映了所谓的群众压力到底有多大。为了迎接1878年世界博览会的开幕，麦克马洪总统觉得法国需要一首国歌来表达那些安全可靠的价值观，于是他请德鲁莱德（负责歌词）和古诺（［Gounod］负责作曲）以“法兰西万岁”为主题协同创作一首作品。然而，当世界博览会开幕时，这首定制的作品似乎夭折了，这也是它唯一的演出机会，而《马赛曲》则大放异彩。1879年1月底，麦克马洪去职，事态于是加速演变：1879年2月14日，甘必大主持召开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会议最终赋予《马赛曲》国歌的地位。光辉的确认仪式很快就到来：共和国自身是偷偷摸摸地确立的，同样，《马赛曲》也是通过瓦隆修正案（amendement Wallon），以不太张扬或曰遮遮掩掩的表述获得正式身份的，因为军事部长格雷斯莱（Gresley）将军援引的是共和三年穑月26日的法令以恢复这首歌曲的特权，这项确认《马赛曲》为国歌的法令从未被废除过。即便采取的是这种形式，这一新官方歌曲的胜利也并非没有遇到麻烦。议员勒普罗沃·德洛奈（Le Provost de Launay）代表君主派反对党痛斥这首巴黎公社和大革命的歌曲，以嘲弄的口吻说：“你们将把至高无上的人士招到巴黎来聆听《马赛曲》！”
随后几年中出现的情况恰好是这样。《马赛曲》是7月14日国庆节和阅兵式上的必备项目，在巴黎，1880年，市政议会主席塞尔内松（Cernesson）以时髦的术语欢呼它是“当天的女明星”，在外省，当儒勒·格雷维和甘必大于八月份访问瑟堡的舰队时，年轻的姑娘们身着白袍，头戴三色披巾，列队唱着《马赛曲》欢迎他们：这场景颇有大革命节日的味道，它同样是为了祝贺共和国的胜利。正是在这种气氛下，参议院主席夏尔·德·弗雷西内（Charles de Freycinet）在1882年7月14日的次日为坐落在舒瓦西勒鲁瓦的鲁热·德利尔的雕像揭幕，他在演讲中总结了（我们这里只能概述这篇雄辩的官方陈词）《马赛曲》对急切地寻求合法性的第三共和国的意义：“《马赛曲》是祖国的圣歌……”，这份遗产让人追忆“我们祖先的英雄壮举”，但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整体性理想的构成部分，这理想既是民族性的又具有教育意义，因为它是“一种力量、一种荣耀、一种启示”。这位政治家进一步发挥说，《马赛曲》是法国爱国主义的突出的表现形式，但他拒绝任何形式的军事扩张主义，而是向所有人民提出他的自由理念：
外国人民也会珍视我们听到这爱国主义圣歌时所激起的情感。他们知道，《马赛曲》不是战争之歌，知道共和国政府是和谐宽容的。法国今天高举的旗帜不是血腥的军旗。这是进步、文明、自由的旗帜……
这篇演讲好像是着眼于未来的，而对于法国的国歌来说，以后的这种演讲机会多的是：这演讲是1889年大革命百年庆典的基调，也是1900年的世界博览会的基调。当然，在这些年中，和平宣言的精神并非没有发生转向，《马赛曲》又开始重现战歌或警惕的色彩，例如，在弗雷西内的演讲20余年之后，雷蒙·普恩加莱试图对《马赛曲》做个人化的解读。
不管人们对和平有怎样的热情，我总觉得，每时每刻都在我们中间维持对祖国神圣的热爱并非坏事，为了击退入侵者，我们可能早晚要拿起武器，组成军队，时刻有这种想法也并非坏事。
和平之歌还是战争之歌？《马赛曲》背后的共和国并不决意要将这一辩论弄个分晓，而是青睐于时而强调这一历史歌曲的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这些年当中，音乐家们为最终确定国歌的法国特性和鲁热·德利尔的作者身份，每一步都要战斗（而且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其原因可能就在于此。20世纪前十年，贡斯当·皮埃尔和朱利安·蒂耶索（他同时也是研究《马赛曲》和鲁热·德利尔的史学家）的实证主义研究成果看来是标志这场战斗终结的文献。
博学者之间的争论总有各种不可示人的想法，不过，在这些争论之外，作为民族精神的特有表达方式的《马赛曲》已经成为神圣的历史纪念物，并赢得人们的敬重。当初拉马丁曾想修改国歌的歌词，以去除其中的血腥味道，后来有人请维克多·雨果从事这样的工作，但这样的请求并不受人嘉许。1906年8月，记者马克西姆·福尔蒙（Maxime Formont）就“是否应重写《马赛曲》”展开一项调查，保罗·杜梅（Paul Doumer）的回答很有代表性：“《马赛曲》是法国的国歌，它是不可触动的。”路易·菲奥（后来在1918年写过国歌的传记）的回答不那么简洁，但他后来在著作中评论说：“《马赛曲》仍然是法国所仰赖的。那些想冒破坏它的风险去修改它的人还是罢手吧。”
人们努力让这份珍贵的资产增值，而且看来取得了切实的成就。从188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马赛曲》在整个教育领域内都占据了一席之地，这让它在群众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普及程度：军事部长下令其演奏配器法应适合于军乐，公共教育部长规定它是学校教育的内容，第三共和国的教育成就是在以《马赛曲》为背景音乐的奖金颁发仪式中取得的。在流传至今的口传文化中，祖辈们曾谦恭地低头鞠躬唱着这七段词的歌曲，以展现“对祖国神圣的爱”，不过儿童只须掌握缩减版的《马赛曲》，先是缩减至第一段歌词，后来缩减为第六段和第七段。这种选择意味深长，当人们梦想着为“对祖国神圣的爱”而复仇时，它便强调寄予新生一代人（“我们将踏上征程”）的希望，不久这一代人就要实现这一希望了。
（本文选摘自《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文章有删节，图片来源于网络）
来源：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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