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康文集》《彭康文集》 编辑委员会编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

    今年初出版发行的《彭康文集》，收录文稿时间跨度从1927至1965年，上册主要收录彭康先生的论著和译著，下册则囊括彭康在文化、教育、党建等多方面的报告、讲话等。

    彭康先生早期留学日本，后回国投身革命，在第二次国内革命和抗战时期，先后任中共华中局宣传部部长、华中党校校长等党内职务。1952年，他被任命为交通大学校长，1959年后，任西安交大校长。彭康先生是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的一生是与时代发展洪流紧密结合的一生。

    《彭康文集》上册突出反映了彭康深厚的哲学功底。如在《哲学的任务》中，他认为哲学本是无所不包的学科体系，是社会中最高的理论支撑，更是在社会建设中指导着社会实践。但现实中的哲学，却丧失了社会指导的意义，成为一门艰深的学科。这主要缘于两大原因：其一，哲学的研究内容越来越细微复杂，与现实距离愈发疏远；其二，哲学是社会的上层构造，虽是一种意识形态，但社会的根本构造是下部。彭康认为，要完成变更世界的社会实践，哲学仅仅是一个意识形态上的工具，而普罗列塔利亚特才是核心所在。普罗列塔利亚特源自英文中proletariat的汉语音译，原指古罗马时代社会中的最下等阶级，文中语境应指无产阶级。故而，彭康提出：“哲学要变更世界所需的社会实践心脏就是无产阶级力量。”

    《科学与人生观——近几年来中国思想界的总结算》，则是作者针对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盛行的“科学与玄学”大论战的一次直接回应。这次论战双方分别是以丁文江、胡适为代表的“科学”派和以张君劢、梁启超为代表的“玄学”派。事件起因是1923年张君劢发表《人生观》，提出科学虽是客观存在，却是以逻辑分析为主要手法，人生观不受科学的影响和支配。丁文江随即发文反驳张君劢的看法，认为人生观是与科学密切相关的，根本不存在不受科学影响的人生观。彭康先生认为，张君劢的观点是一种唯心主义论，既不承认社会现象之间的因果联系，也不认可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而丁文江和胡适等人的观点看似比张君劢有所进步，但其实质就是认为科学决定一切，科学可以支配人生观。彭康对两方的唯心主义论点都提出了自己的批评意见，并进而提出，唯有树立唯物论的辩证法思想，才能解决这些紧迫的问题。

    《彭康文集》上册集中反映了彭康关于哲学和革命文化方面的思考。从这些哲学文化著作可以看出，他的哲学思想蕴含着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辩证法理念。彭康认为，哲学不能只停留在解释哲理的层次，而要通过实际行动来施行改变世界的活动。

    抗战初期，彭康即发表文章表达对于抗战的坚定决心。他提出，当前阶段中国的革命任务是反帝反封建，而要完成彻底的反帝反封建，就必须进行革命。但日本的侵略导致中国内部的矛盾退让于中日两国之间的矛盾，抗战则成了既要解决民族独立的问题，也有在抗战中谋求内部矛盾解决的诉求。彭康认为，抗战不仅是解决民族独立的问题，还能为国内革命创造先决条件。

    1945年后，彭康负责华东局和山东解放区的宣传工作。在此期间，彭康既有工作上的具体要求，比如他要求报纸编辑必须克服经验主义，又有新的主张与实践，比如他认为加强宣传教育工作，可以首先通过干部教育，在各级党校、党训班中通过学习来提升大家对组织的思想认识。彭康进一步提出，党性就是要无私、有纪律、有集体观念。有些人搞宗派主义、个人主义、主观主义等，都是忽视了党性。他指出，要加强党员的组织生活，提高党员的纯洁性，要有坚定的阶级立场，把党和革命的利益放在首位，党员群体要有高度的原则性、纪律性和自律性，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1952年，彭康出任交通大学校长。西迁是交通大学历史发展中的浓重一笔，彭康的观点是，首先，迁校是根据社会主义建设的合理部署来实施的，是对我国西北建设的重大支援，西安虽在城市和工厂企业方面不如上海，但迁到西安比留在上海更为有利；其次，迁校不会影响生源质量。1957年7月，彭康向全校师生介绍了迁校新方案，进而提出交通大学将分设两地。1959年，两校分别独立办学。此后，彭康正式执掌西安交大。

    通读《彭康文集》，既被作者深厚的哲学底蕴所折服，而他所提出的党建思想和带领交大师生开创的西迁精神，对现今时代也有着弥足珍贵的思考和借鉴意义。彭康将自身命运与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潮流相融合，也真实再现了他胸怀大局为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无私奉献的宝贵精神。



    来源：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年07月30日 星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