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底的一天，成都方所书店，在一个逼仄的角落空间里，密密麻麻挤满了书迷。他们安静地聆听面前4位相关人的讲述，关于一本新近完成，却接续了79年努力的图书。

　　这本书可以说集聚了一方故老、历任政府、民族巨匠的集体心血，几乎穷尽到一切极致的努力，却依然耗费近80年时光，艰难而成。到我们看到它的时候，这本书距离它发轫的初衷已经相隔甚远。

　　这本书就是梁思成、刘致平1939年、1941年对广汉城池的详细考察照片结集。今人萧易和德阳市委市政府、广汉市委市政府通力合作，将梁氏照片和地方志加以对照梳理，复原了照片拍摄的历史瞬间，结集成书《影子之城——梁思成与1939/1941年的广汉》。

　　单看历年参与者的名字，不乏一个个活跃在近代史上的人物：戴季陶、梁思成、刘致平。前者是国民党元老、民国大员，后者二位先生均是营造学社的中坚，也是中国建筑史编撰小组的核心成员。其发端之时，在抗日战争最为艰苦卓绝的岁月，山河破碎，国事浮沉，有数不清的急务纷至沓来，他们却为何单单为这一本图书而牵动神魄，念念在兹？

　　因为其意义之重，不在抗日救亡之下！

　　这是在中华古城池飞速消亡之时，为中华古城池之结构所做最后的完整取样！为中华古文化之美学所做最后的完整缩影！为中华古风格之传承所做最后的完整记录！

　　所幸有诸位先贤的预见和抢救性记录，我们今天才能领略到中华古城池的结构布局之美，中华古文化的飞檐斗拱之韵，中华古风格的和美仁恕之魂。

　　图文行间，处处都能触碰到大师们蕴含深情和心血的细节，那种“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滚烫，让我们不禁面向已成历史的飞檐，怆然若失。

　　大师已逝，古城已逝。

　　所幸，中华独有的审美气韵，正通过今人接续的遗墨，熏陶来者，可期未来。

　　梁思成的急迫

　　1941年，梁思成、刘致平应戴季陶所邀，到广汉参与重修县志，承担拍摄、测绘古建筑的重任。

　　此时，正是林徽因到李庄后病重之时，民国一代才女终日卧病在床，而几个月前弟弟林恒在成都空战中殉国。于情，于理，谦谦君子梁思成应该陪伴在林徽因身边，善加照料。

　　然而他却一头扎到广汉，和此前考察时受限于经费、精力，只能撷取各地最精华的古建筑入影不同，他和刘致平详详细细、原原本本地把广汉的地皮“踩”了个遍。这在梁氏学术研究的历程中，绝无仅有。

　　梁思成夫人林洙在《影子之城——梁思成与1939/1941年的广汉》书序中写道：“当年营造学社在中国匆匆走过许多城市,囿于精力、经费,往往拍摄的是当地最精美、最古老的建筑。而在广汉,梁思成、刘致平先生却几乎拍下了这座城市的所有古建筑……涵盖了会馆、宗祠、寺院、民居、桥梁、牌坊诸多类别,它们几乎是中国每座城市的标准配置。”

　　他像是着了火一样，焕发出惊人的干劲。留下560余张照片，几乎把整个广汉城池，都百分百留存在照片之上。而且出于大师之手，不仅记录完整结构，还流淌着建筑的精气神，流淌着建筑的气韵。

　　梁思成的急迫，世人不解。

　　他是梁启超的公子，自小优游，他是建筑学的大家，著作等身。早享大名，为人宽厚，与世无争。哪怕林徽因告诉他，自己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如何是好。梁思成苦思一夜，仍告诉妻子：她是自由的，如果她选择金岳霖，那祝他们永远幸福。如此风度，如此气量，如此襟怀的一个人，他在急什么呢？

　　他在为中华古文化的美学修养着急。

　　在《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中，梁思成开篇就沉痛而孤独地说：“研究中国建筑可以说是逆时代的工作。”

　　“近年来中国生活在剧烈的变化中趋向西化，社会对于中国固有的建筑及其附艺多加以普遍的摧残。……自‘西式楼房’盛行于通商大埠以来，豪富商贾及中产之家无不深爱新异，以中国原有建筑为陈腐。他们虽不是蓄意将中国建筑完全毁灭，而在事实上，国内原有很精美的建筑物多被拙劣幼稚的，所谓西式楼房，或门面，取而代之。”

　　“……主要城市今日已拆改逾半，芜杂可哂，充满非艺术之建筑。纯中国式之秀美或壮伟的旧市容，或破坏无遗，或仅余大略，市民毫不觉可惜。雄峙已数百年的古建筑，充沛艺术特殊趣味的街市，为一民族文化之显著表现者，亦常在‘改善’的旗帜之下完全牺牲。”

　　“但即在抗战之前，中国旧有建筑荒顿破坏之范围及速率，亦有甚于正常的趋势。这现象有三个明显的原因：一、在经济力量之凋敝，许多寺观衙署，已归官有者，地方任其自然倾圮，无力保护；二、在艺术标准之一时失掉指南，公私宅第园馆街楼，自西艺浸入后忽被轻视，拆毁剧烈；三、缺乏视建筑为文物遗产之认识，官民均少爱护旧建的热心。”

　　换句话说，梁思成已经看出来，随着国事日艰、西风日盛，古建筑保护日益缺钱、缺标准、缺热情。就像一个人患上重病，却没钱买药，不知买啥药，家里人却又不想管他死活。

　　梁思成的学生罗健敏回忆说，以梁对中华文化的挚爱，拆条古街就跟要他的命一样。

　　他岂能不急？

　　广汉城的忧思

　　和梁思成同时，一批中华古文化的大师、巨匠向广汉聚拢。戴季陶托国立编译馆编修《广汉县志》，延请郑鹤声、康清为首，遍邀各界91人，成立调查委员会，配合收集资料。

　　郑鹤声，原名松表，字萼荪，号鹤皋，后改号萼荪。他在1931年就出版了《中国近世史》，被评为当时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代表作之一。他也是中华民国史的最早的系统研究者之一。

　　为何这批大师，尽皆如此急迫？

　　这也是拥有五千年筑城史的广汉之忧思。

　　广汉，古名雒城，是中华汉文化的长江文明起源之一。广汉三星堆证实5000年前中华古人就在此筑城生活，夯土城墙围成南北长2千米，东西长约2千米（北部1.8千米，南部2.1千米），面积3.6平方千米的庞大城池，超过了公认为商都的河南偃师商城遗址。（偃师商城遗址南北长1.7千米，东西740~1215米，面积1.9平方千米）

　　西汉初，以“广大汉业”而在四川巴、蜀二郡外另立“广汉郡”，此后广汉一直是文化鼎盛之地。乾隆三十六年，广汉重建，建成的雒城“围长一千五百五十三丈三尺，周围计八里六分两厘九毫”，城门4座，垛口3271座。

　　岁月催人，当梁思成走进大书“驱除倭寇”的广汉城门时，他正看见这座川西小城的西风残照。
　
　　在梁公拍摄的魁星阁图片上，魁星阁居于南门城墙之上，如文笔高悬，但飞檐之下，多处朽木穿孔，瓦片不存，飞檐也有歪斜。

　　这座五千余年的古城，也真到了梁公笔下，那种岌岌可危的局面。

　　“以测量绘图摄影各法将各种典型建筑实物作有系统秩序的纪录是必须速做的。因为古物的命运在危险中，调查同破坏力量正好像在竞赛。”——《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

　　古城池的性情

　　据《影子之城》作者萧易考证，戴季陶当时延请这批专家，带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广汉当时想通过专家的考证，弄清城池的传承秘密，将中华文化的风格，沿用到旧城改造之中。希望建成一个崭新而又富于中华风格的新城池。

　　梁思成说：“一个东方老国的城市，在建筑上，如果完全失掉自己的艺术特性，在文化表现及观瞻方面都是大可痛心的。因这事实明显的代表着我们文化衰落，至于消灭的现象。”

　　“许多平面部署，大的到一城一市，小的到一宅一园，都是我们生活思想的答案，值得我们重新剖视。我们有传统习惯和趣味：家庭组织，生活程度，工作，游憩，以及烹饪，缝纫，室内的书画陈设，室外的庭院花木，都不与西人相同。这一切表现的总表现曾是我们的建筑。”

　　三星堆博物馆名誉馆长肖先进回忆，在广汉老城门几百米处，有洗脚桥，进城的人都要到此歇马落轿，清洗鞋脚，掸去灰尘，正正衣冠，然后从容不迫进城。这既是中国人的雅致，也是对这座城市的热爱和尊重，更是心灵情操的磨练和喷涌。

　　梁思成第二任妻子林洙在为《影子之城》序中回忆：在整理广汉的资料时，她发现一个特点，广汉古建筑的宗祠比重极大，有的满条街都是，华表华丽，内部整洁严肃。满腔都是祖先留下的遗训。她曾就这个问题和梁思成认真讨论，梁思成说：“这是广汉的一大特点，说明广汉人民对祖先的尊敬和崇拜，能促进整个宗族的团结，为什么广汉比周围的县都发达、繁荣，原因就在于此。”

　　一座城池，就是一方人文。城池有着这方人文的性情。文庙武庙，八大会馆，就是中华古文化在儒道思想的浸染下，呈现的生活状态。湖广填四川，填出许多移民城市，如陕西会馆，陕西人擅长经商，在广汉也形成家业。人们的思想交流多，识见并不闭塞。这也为后来率先摘下人民公社牌子的改革之举，铺垫了人文土壤。

　　警惕建设性的破坏

　　在《影子之城》正式发行前夕，笔者陪同梁思成先生的学生，今年83岁的罗健敏先生到广汉，亲见了梁公镜头下仍存在的古老建筑。

　　在广汉龙居寺的雕栏画柱前，罗健敏用手搭起凉棚，仔细端详雕刻的纹饰。他说：“在清华学习时，就不止一次听梁老师说起过川康古建筑调查，可是从来都没有机会来到广汉。这次终于见到了老师镜头下的实地，心里那种震撼无以言表。”

　　另一位梁思成先生的学生，82岁的何干新回忆：“读书时梁老师打了一个比方，说建筑就好比音乐，一根柱子两扇窗，柱窗窗、柱窗窗，就跟华尔兹一样，我们一下子就开窍了。诗词歌赋都在建筑里，这就是中华古建筑的音乐美。”“没有当时抢救性地拍下这些照片，谁来印证我们曾经灿烂的文明？”

　　可惜，这批照片，在兵戈烽火的那个年月，没有能够完成县志的编撰。后来辗转数地，一度被认为散佚不见了。后来林洙整理营造学社成果时，从资料堆里又意外地找到了它们。它们就像中华文化生生不息一般，神奇地又出现在世人面前。

　　得知这一消息后，德阳市委政府、广汉市委政府深知其珍贵，决定不给前人留下遗憾，也给来者创造传承条件，下决心将这一本79年前的县志续上，同时还要将梁公的心血，一一对应到地标之上。

　　“让每一张照片都要找到其所来，”承担这一任务的萧易，是位清秀的年轻作家，“我接到任务后，几乎每个星期都泡在广汉，查阅地方志，找当地的老人回忆。”

　　“在给一位98岁的老中医万昌全看老照片的时候，刚翻到三水镇湔江书院，他看到照壁上写着‘梁世楷书’，他一下子就激动起来，说这是我老师，他教我国文，他平时很斯文，戴着眼镜，穿长衫。我就在湔江书院后院上课，后院里还种着芍药……建筑与我们的联系，一下子就在眼前了。”

　　然而在岁月的烟云中，这座美轮美奂的中华古城池，也和绝大多数的古城一样，被拆解、修建为今天千城一面的县城。剩下为数不多的建筑，正在被大家重新认识。

　　“都以为破四旧的破坏比较严重，其实不然。”在方所书店的分享会上，三星堆博物馆名誉馆长肖先进说，“破四旧只是把菩萨啊这些面部毁坏，不会动你的房子。真正这些建筑被拆掉，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是大规模的城市改造。”

　　何干新听着肖先进的话，频频点头。他对笔者说：“其实有一种破坏，叫做建设性破坏。”

　　这座距今天最近的中华古城池，其实仅仅离开我们十多年。人们完成前人心愿、为后世留下这本“广汉绝照”的深意，也在于此。中华风格的传承，最终依赖于施政者对中华传统美学的领会与欣赏，依赖于全民对中华文明美学的尊崇与自觉。

　　“以客观的学术调查与研究唤醒社会，助长保存趋势，即使破坏不能完全制止，亦可逐渐减杀。这工作即使为逆时代的力量，它却与在大火之中抢救宝器名画同样有急不容缓的性质。这是珍护我国可贵文物的一种神圣义务。”——《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

来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