濒死的体验以及死后的世界无从传递和保留，描摹起来也颇具难度，但死后之事和后人的感受终是可以被记载的，因此，悲悼悯惜亡者构成了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朱天心就是通过《漫游者》的文学想象，重建与亡父中断了的生命关联和情感交流，如书名所示，悲恸和思念呈现无边无涯之势，漫漶于四野八荒。能把死之恐惧加以美化，写得如此散逸，必对人生抱持着深邃的观望和透彻的觉知。 很明显，朱天心受到了爱伦·坡等前人的启示，但她笔下的死亡，并不苍凉，反而生就出一丝丝人间烟火气。死神的踪迹也烟消云散，这便是得益于朱天心偏偏把死亡暗合在阳间的世界里去写，造成了“人鬼并不殊途”的意境。追悼亡父，反而使朱天心保持着对生命的省察与觉悟，拓展出对自我疆域的认识，从而最终完成对死亡的超越，这便营造出另一番“死，而不亡”的希望所在。这让人不禁想起台湾电影《父后七日》中的两幅场景：小时候，父亲用单车载女儿回家；父亲的葬礼结束，两者对调位置，女儿把父亲的遗像挂在后座，那一幕，仿佛恰好例证着朱天心笔下的“漫游”二字——血缘生命体的对接、代际情感的追溯、无垠时光的奔逝……无不可以解释张爱玲何以在《对照记》里指着祖父母的老照片幽幽地说：“等我死的时候，他们会再死一次。” 文学是关于人的生命活动和生命意识的总体性的审美呈现，死亡，只不过是以否定的形式去确证生的价值，死亡彰显的生命有限性,恰恰可以促进每个人探寻、规划和省察自身活着的意义——死亡虽是短暂肉体的终结，但往往又意味着精神的升华，直至永恒。死亡意识、死亡叙事皆对推动故事情节、塑造人物形象等发挥着显性或隐性的影响，故而说文学真正的诞生地是死亡,没有死亡,就没有文学，两者具有天然的亲缘关系，绝非危言耸听。 恰是因为与死亡的勾结与媾和，使得古今中外许多文艺作品读来格外荡气回肠、动人心魄：黛玉之死、安娜之死、维特之死是所在作品中最打动读者、最令人深思、也最具美学价值的经典桥段。村上春树、川端康成、渡边淳一等日本作家群体常借樱花、白雪意象之瞬美、易逝，创造出的独特的“物哀美”……笔墨间，笼罩着挥之不去的死亡气息和幽玄的虚无感。传奇般的经历和独特复杂的遭遇，强化了海明威对生命的理解，人生后期的沉病重疴，更造就了他对死亡情结有着神经质般的敏感，因此，其作品中的人物时不时被死亡的阴影所笼罩着，但他们面对死亡的态度是平静的，所释放出来的那种大无畏以及从容，分明展现出海明威对死亡的理解和尊重——能以坦然心态,理智地接受死亡,并领悟其真谛，这是一种蔑视死亡、无畏死亡的硬汉精神。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展现了各种形态的“孤独”和形形色色的“死亡”，两者紧密相连——孤独必然导致死亡，孤独的过程就是死亡的过程。爱伦·坡将死亡意识糅进诗歌中，对生命加以形而上的沉思，在书写中将死亡意识与生命沉思融化为一种审美特质，并通过诗句将死亡的场景寓言化，通过散文诗《沉默——一个传奇》和诗歌《海中之城》《不安的山谷》这些文本，印证了语言与死亡之间那天然不可割舍的联系。 通常来看，文学家们通过文字不外乎表达对于死亡的三种态度：第一，肯定死亡；第二，否定死亡；第三，超越死亡。《漫游者》通过瑰丽而饱满的想象力，带着父亲的亡魂重游、复刻他的人生路，借此来启示我们生命形式是不朽的，所谓的“死亡”仿佛也只是暂时的，它最终将转化为另外一种存在，与茫茫天地同行。生既是死，死就是生，朱父的“死”与朱天心的“生”之间形成默契十足的回环：“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生死有待邪?皆有所一体。”(庄子《南华经》)也正如海德格尔所说：“死不是一个事件，而是一种须从生存论上加以领会的现象。”人是必死的存在，不妨说得更诗意点，人终归是向死而生的。或哀戚，或悲壮，总之，死亡成就了文学的核心审美和情趣。死亡之于文学家，正如蛋炒饭之于厨师，考验的都是简中见繁的真功夫。亡父之死，成就了朱天心，既让她跨越年代的鸿沟，对上代人陡增几许了解与敬意，更对生活之况味多有觉知和感怀，从《漫游者》可观之：向死而思，类似于向死而生，贯穿了生与死之间的通途，特别是朱天心把死亡当起点来写，以“死”写“生”，把生的美好当作目标，展现的都是高级的笔意和笔法，无论如何铺陈死亡场景，抑或建构死亡意象，朱天心笔下的文字终极的眷注是征服死亡的凛冽，反其道地歌颂生的快意。换言之,无论死亡何等荒凉、凄厉和恐怖,她都着力激励人们追寻一种生命的真实，死亡造成的天人相隔、生死殊途等悲苦和创伤被她换就了一番团圆、再生姿态。于是，书写，在它远离时间、空间和肉体世界之时,反而体现了生命的大美——死即生，死即美，死亡赋予了写作者以天眼，看到了横亘于幽明两界间的种种可能的图像。 文学终究让死亡显影，而死亡，反过来，让文学愈发深刻。若读懂了黛玉临死时的种种表现，便可深刻地体悟出林妹妹的爱恨情仇，同理，读懂了《漫游者》里的呼唤和嗫嚅，便可知：凡胎陨灭了，肉眼紧闭了,但灵魂的眼睛却睁开了。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2018年11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