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作家：从席勒的烂苹果到奥康纳的甜牙》[美]西莉亚·布鲁·约翰逊著 宋宁刚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某日，歌德顺道拜访席勒而不遇。在等候席勒回来的间隙，歌德坐在席勒的书桌前记笔记，但被一股奇怪的恶臭味阻断了记录。最终，歌德循着气味找到了源头——就在他坐着的书桌抽屉里，装着一堆烂苹果，恶臭即来源于此。席勒的妻子夏洛特说，这是席勒有意把苹果放坏的，“没有它，他就没法生活或写作”。多年后，在《歌德谈话录》中，歌德忍不住说，那种气味，对席勒有益，对我则像毒药。
烂苹果是席勒写作的依赖之一，这是一种怪癖。这些都被美国作家西莉亚·布鲁·约翰逊记在了《怪作家》中。中国明朝的张岱就曾说过，人无癖不可与交。作家也是凡人，有各种各样的怪癖，毛姆、纳博科夫、乔伊斯、雨果、普鲁斯特等都不例外。而且癖好之怪，五花八门。于是，《怪作家》理所当然地有了一个副标题：从席勒的烂苹果到奥康纳的甜牙。
实际上，席勒的“怪癖”还不仅仅是烂苹果。他白天写作时，会将房间的窗帘紧闭，他“沉浸在昏暗的光线里，啜饮着含咖啡因的饮品，闻着烂苹果的气味写作”。更多的时候，席勒的写作都是在晚上，当咖啡都不能用于提神时，他为了保持清醒避免睡着，将双脚泡在冷水中。他的邻居经常可以听到席勒“一边大声说话，一边来回踱步”，这样的状态一般会持续到凌晨三五点。
巴尔扎克同样也习惯于夜间写作。他十点睡觉，凌晨两点钟起来，一直写到下午。“睡得太多会困扰人的心志，使其反应迟钝”。当别人在睡觉时，巴尔扎克的想象力如同星光闪烁，火花迸发。
和席勒离不开咖啡一样，巴尔扎克也是咖啡的“重度患者”。16岁时，巴尔扎克在一所禁止咖啡的学校寄宿，但这并不能难倒他。他经常找想赚取外快的门房帮着将咖啡偷偷带进来。后来，巴尔扎克每天起码要喝50杯浓咖啡，有时甚至生嚼咖啡豆。《人间喜剧》等作品就是在一杯杯咖啡中泡出来的。除了咖啡外，巴尔扎克在写作时，对着装也有特殊的“癖好”：穿着僧袍，白色长袍以丝绸做衬里，再用相配的细绳束腰，头上还要戴着黑丝绸无檐帽。
作家们在写作时的癖好，各式各样。比如大仲马在写作时，对纸张就有特殊要求，写诗要用黄色的纸，而文章则写在粉红色纸上，写小说非蓝色的纸不可。一次在东欧考察，行至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时，他的蓝色大页纸用完了，找遍第比利斯也没有他所需的这种纸，最终只得以奶油色的纸来替代，纸张颜色的变化被大仲马认为对他的小说产生了消极影响。
和席勒、巴尔扎克等人不同，大仲马不分时间地写作，似乎什么时候都可以写，办事、吃饭的间隙，他匆匆地在纸上写着；醒来后不久，他的手已经握住笔了。一有空闲，他就用于写作，一天甚至可以写16个小时；在截稿日期快到时，为了写作的不间断，饭菜都是送到书房的。“我的每分钟都像金子一样宝贵。我花在穿鞋上的时间，相当于500法郎。”
海明威写作的房间墙上挂着羚羊头标本，标本下是一张字数统计表，用来填写每天写作的字数。海明威通常整个上午用来写作，如果写得顺手，一天需要消耗七支2号铅笔。和其他人灵感枯竭时停笔不同，海明威时常在写得很顺畅时便停笔，留待第二天继续。在向普林顿解释此举时，他说：你写到某个地方，觉得自己劲还没用完，并且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这时你停下来，直到第二天再埋头接着写。”第二天一早，海明威会修改之前新写的内容直至搁笔的地方，然后，接着流畅地写下去。
《怪作家》中提及喜欢在床上写作的作家不在少数。伊迪丝·华顿即是其一，他喜欢坐在床上写作，每写完一页，就丢在地上。等当天晚些时候，仆人会进入房间捡起散落在地上的纸片，整个过程迅速而不产生动静，之后秘书安娜·巴尔曼将手稿打印出来，华顿再一遍遍修改。
纳博科夫则将带横线的便条卡片放在枕头下面，以便记下梦中萌生的念头。同样的，纳博科夫习惯在床上写作，一边抽烟一边文思泉涌；后来，糖浆替代了香烟，于是纳博科夫开始胖了起来。晚年，纳博科夫将家安在瑞士蒙特勒宫酒店，写作的姿势也随之变成了站立着书写。不变的是便条卡片，他甚至用便条卡片写出了《洛丽塔》的草稿，三张便条卡片草稿可以打印成一张纸。在写《阿达》时，纳博科夫用去了2500张便条卡片。
年轻时，浴缸也是纳博科夫很重要的写作场所。在《怪作家》中提到在浴缸中写作的作家还有威廉·萨默塞特·毛姆、埃德蒙·罗斯丹、本杰明·富兰克林、阿加莎·克里斯蒂、黛安·阿克曼……从浴室寻找灵感的朱诺·迪亚斯则是坐在浴缸旁写作。
作家们的灵感来源也千奇百怪。格特鲁德·斯泰因会因巴黎街头堵车而灵感多多，甚至只要离汽车近一点，都能激发她的想象力。她坐在车上等丈夫时会拿出铅笔和小纸片，匆匆写下三五行。她的理想写作之地是汽车的驾驶座。在成名前，汽车同样也是卡佛安静的写作之所。尤朵拉·韦尔蒂甚至可以一边握着方向盘一边写作……
《怪作家》中说到的都是外国作家写作的怪癖，其实中国作家的怪癖也不少。余华曾在一个对话中说到他的写作习惯，也是一种怪癖：他喜欢在旧信封上做笔记，最初是怕忘了，便随手拿起旧信封记上，久而久之，就成了习惯。余华自言《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都写满了一堆旧信封”。后来，余华开始用新信封，而且“必须是国际航空的那一种，上面没有邮政编码的红框，显得更干净”。
看来，作家写作的“怪癖”是不分国籍的。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2019年07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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