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合发展已成为行业共识——先做专业，然后是教育，第三才是大众。当出版机构纷纷在教育领域有所作为，大学出版社如何利用并保持在教育领域的优势，实现融合发展，做大做强？

　　“互联网+教育”时代，MOOC（慕课）、SPOC（小规模在线课程）、微课、翻转课堂等教学模式层出不穷，教育信息化也是当前教改的重要方向。大学出版社背靠大学优质、专业的教研资源，人才与探索应用优势明显，也为融合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学术出版和教材出版是大学社的“立社之本”，技术的进步为大学社的数字化建设创造了新的场景，而教育市场热点方向的变化，如职教、社会考试和公开课等需求激增，也为大学社提供多元产品带来了可能——打造专业数据库、开发新形态教材、构建专业教育平台等应用，将大学社的产品和服务与“互联网+”真正关联起来。

　　依托行业专业优势升级知识服务

　　2018年12月举办的出版融合发展促进大会上，中国出版协会常务副理事长邬书林谈到“出版和服务对象的融合”，提出“随着科技的发展，出版要不断提供跟踪服务”。面向专业市场，结合大学社自身特色，以专业学术知识服务为基础，建成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主题资源数据库、学术成果库，是大学社实现融合发展的重要途径。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针对专业出版和学术出版需求，通过整合出版社的优质资源，基于深度学习知识服务开发技术，开发了以“中国问题研究文献出版目录数据库”“中国审判案例数据库”“中国思想与文化名家数据库”等为主打的系列数据库产品。这些数据库产品对各文献数据库进行无差别语义分析，以知识点为核心建立知识图谱，对具体的学科做资源重组与关联，从而为用户提供专业、便捷的知识服务，目前已在200多家海内外高校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使用，覆盖用户数百万人。

　　天津大学出版社建设了基于出版内容的专业数据库，可拓展为用户提供科研、数据分析、决策等一体的服务平台。据天大社副社长王云石介绍，该社开发的“中国建筑设计专业领域全媒体出版云平台”，集“建筑邦”社区、智库、APP、微信公众平台、微博、电子书、纸质书出版为一体，为建筑设计人员提供专业知识服务。

　　在不断完善功能和丰富资源的基础上，该平台完全可以成为行业报告发布者和标准制定者。随着5G技术的发展，天大社的中国古建筑测绘资源服务平台，已经开始应用虚拟现实技术展现建筑以及构件资料。

　　北京大学出版社利用自身专业优势和市场需求，开发大仓文库数据库和儒藏数据库，在古代典籍数字化开发方面颇具代表性。据北大社数字出版中心主任王原介绍，2013年，北大筹资购买“大仓藏书”共931种、28143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国有收藏机构首次大规模收购留存在海外的中国古代典籍。北大社对藏书进行技术处理，建立数据库，可最大规模地对公众进行数字化呈现，通过数据库发掘古籍版本、印刷等的文化价值，对价值连城的原本也不造成损害。

　　技术让教材“立”起来

　　教材出版是大学社的根，基于纸质教材提供数字化教学内容和增值服务，是众多大学社的共同选择。

　　清华大学出版社近年来开发了“智阅读”“智学苑”“智学堂”“智语苑”等在线增值服务，提供在线阅读、检索、导读以及图书扩展资源的移动阅读体验等服务。大学社还可以开发新形态教材，通过嵌入教材的二维码为学习者提供配套多媒体资源，通过APP聚合成虚拟学习社群，实现师生、生生等之间的高效互动，初步形成线上线下联动的模式；也可通过微信、微博等新媒介建立知识传播、分享平台，提供增值服务。

　　清华大学出版社数字教学运营中心主任刘利认为，当前“教材”有广义与狭义之分。许多读者和老师仅把教材认为是纸质图书，这是狭义的对教材的理解。随着技术的发展，教材应当被认识为“教学材料”。清华社开发出文泉云盘，采用“教材+互联网”的形式，以纸质图书结合二维码的形式提供新媒体资源阅读服务。出版机构的编辑人员可自行上传视频、音频、图文等多媒体内容资源，为读者提供新媒体扩展阅读体验。仅提供内容还不够，清华社还为教师提供教学工具，比如把书中习题转换为二维码形式，认证过的教师可自建班级，学生扫描在线做题后可提交到指定班级，教师端可方便地统计学生成绩，并根据统计反馈教学效果。

　　近几年，新形态教材在高等教育出版社总码洋中的占比逐年提升，现在已占到该社总销售码洋的40%以上。高教社推进传统教材与在线开放课程、在线资源库的融合，在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教材等领域推出了一大批新形态教材。在高等教育教材出版领域，该社形成了“在线开放课程+数字课程（资源）+新形态教材”为主的教材研发与课程定制服务模式，通过精品教材和高水平数字化资源的有机融合，实现原有优秀品牌教材的数字化升级，创新课程教学资源建设机制。在职业教育领域，高教社注重纸质教材的优质数字化教学资源的一体化设计和配套建设——针对教学过程中各个教学环节设计教学资源，提供全程教学服务，形成以应用型、技能型精品教学内容为核心，纸质教材与数字化教学资源有机结合的格局，并根据不同层次、不同地区的客户多样化的需求，延伸开发、集成包括纸介质教材、网络学习资源等立体化的产品，形成了“教材+数字化教学资源+网络平台”的教学资源体系。

　　记者从浙江大学出版社了解到，该社2015年形成了融媒体出版形态，即“立方书”——以“一本教材带走一个课堂”为产品核心，通过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技术，以嵌入二维码的纸质教材为载体，配套手机端应用、PC端平台，实现 O2O、移动互联、UGC（用户生产内容）三位一体，将教材、课堂、教学资源三者融合，营造教材即课堂、即教学服务、即教学环境的氛围。据浙大社副社长金更达介绍，浙江省高校“十三五”计划立项1000 种新形态教材，其中有800多种是通过“立方书”平台打造的。

　　湖南大学出版社社长雷鸣告诉记者，该社在原有教材中通过添加二维码的方式提供丰富的教学资源，包括视频、音频、课件、题库等，编辑可根据需要随时对线上资源进行调整与更新。满足读者多个应用场景的需求，比如教学视频自学、配套题库自评、教师专享答案等。

　　多途径发展在线教育

　　据《2017～2018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显示，2017 年在线教育收入1010亿元，占整个数字出版产业规模的14.28%。目前在线教育的占比在整个教育行业中只占10%，盈利空间非常大，竞争十分激烈。大学出版社利用自身优势，在在线学习资源、在线课程和在线学习平台等方面寻求发展。

　　高教社在探索传统出版业务向数字出版转型升级的同时，还积极探索不同途径，进一步丰满数字化整体布局，形成立体化的教育教学数字化服务集群——面向高等教育和大众学习的“爱课程”，面向职业教育的“智慧职教”，面向高校和中小学教师培训的“教师网络培训中心”，面向外语教育教学的“iSmart平台”，面向大学生各类考试在线学习的“高校考试培训网络学院”等多个覆盖范围广的在线教育品牌系列。高教社利用优质数字化教学资源和网络平台，为教师量身定制应用于实际教学的在线课程，并在课程实施过程中提供全程服务。课程实施结束后，通过正式出版固化教师教学成果，并通过推广扩大该课程影响力和辐射示范作用。

　　清华社融合出版的目标，是实现出版社由单一产品形态向复合出版产品形态升级，从产品提供商向内容资源、技术、服务提供商转型，实现“服务+互联网”。文泉课堂和清华职教是目前清华社在在线教育领域发展的两个重要平台。文泉课堂可用于学生自主学习，有高质量教学内容资源；也适用于教师在线组班教学或辅助线下授课，指导学生在线学习课件，练习和讨论。清华职教是职业教育理论实践一体化仿真教学平台，融虚拟仿真实训、富媒体教学资源、学习过程、在线评测于一体，可切实提升学生的工作技能。在教学服务应用上，所有用户在同一个大底层平台里，可以适用不同的前端小应用，学生和老师的使用权限各有不同，由权限中心统一管理用户读取不同资源的权限。

　　在专业数字教育领域，人大社应用新技术整合出版社的教育资源，形成了以“人大芸窗”为品牌的数字教育系列产品，包含“人大芸窗数字教材”“人大芸窗职教学苑”“人大芸窗应试培训”“人大芸窗慕课”四个子品牌，分别针对高校数字化教材市场、职业教育市场、社会考试培训市场以及高校高质量专业视频课程领域。

　　浙大社则利用优质的竞赛内容类作者资源开展在线培训；结合浙大优势，启动精准扶贫百位教师课程，与千聊等技术平台搭建课程平台，面向党员干部、企业家开展课程服务。

　　湖南大学社建立“云教室—中国工程教育在线”和“设计书院”，分别实现了理工科、设计艺术图书相关资源的整合，并能通过公众号作为入口直接访问；还基于教材开发配套的在线课程，与老师合作开发在线课程，部分在线课程可免费试学，读者觉得满意可购买全部课程。并计划建设在线教育平台。

　　现代科技的发展，使教育教学方法获得了很大的发展空间，线上课堂、虚拟课堂不仅使传统课堂得到了延伸和扩展，同时也使教学效率和效果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在王原看来：“从图书印刷到广播电视，再到互联网，技术发展提供了知识传递的更多便捷载体，但从没改变教育，教育有自己的发展规律，教育强调融入社会能力的培养，现在强调创新能力的培养，这是在线教育无法替代传统教育的地方。因此我们更强调如何利用技术为教育做更好的服务。”

　　●贴士与声音

　　大学社内部数字化升级筑况

　　北大社、人大社等多家大学社实施了编、印、发、财务一体化的ERP信息管理平台，实现了出版全流程的信息化。

　　除此之外，大学社还着力建设方便社内信息资源的共享平台。比如湖大社建设查询与获取版权信息、封面、样章等资源的数字资源共享平台。人大社建设了以数字公司为主导的数字版权查询平台和数字版税结算系统。在数字资源管理方面，人大社还建设了数字资源管理平台，将图书出版过程中的各种数据文件进行统一的存储及管理。

　　浙大社将技术与出版业务融合，计划搭建跨媒体数字出版生产发布云平台，解决融合生产问题，并计划搭建电商自营销整合立体化平台。

　　融合发展中仍存在的问题

　　尽管经历了10多年的转型升级、创新发展，但目前绝大多数新闻出版单位的数字出版业务规模占比仍然偏小。金更达提到，出版单位总共 600 家不到，每家单位成立1家数字出版公司，也就 600 家，平均每家 10个数字出版从业人员，也就 6000 多人。这意味着“数字出版还没有上升到出版社发展主业的地位”，这个定位在现有的机制下一般来讲都不会去打破。

　　利益出发点不同也决定了出版社与互联网企业在数字化道路上的不同，出版社要注重保护国有资产，互联网企业的资本运作范围更大。多位从业人员认为，媒体融合机制与现有出版社体制的矛盾，以及传统出版盈利模式的惯性与融合产品盈利模式不清晰的矛盾，是近年来束缚我国出版行业深度融合的两个主要问题。

　　“目前许多出版社的数字化产品是‘孤岛’，如何建立产品之间的联系、建立流通系统、实现交易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如何抓住消费者的‘痛点’，满足他们的需求，将产品销售出去，也是出版单位在融合发展中必须解决的问题。”雷鸣说。

　　作者、编辑和用户对“产品”认识的改变也十分重要，不能将“产品”仅仅定义为纸质图书。此外，专业技术人才和技术团队的组建，对出版社数字化前景有非常大的影响。

    来源：《中国出版传媒商报》2019年07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