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原先生说：只用对出版业的贡献评价张元济是不够的，其实张元济先生身上“包含了中国知识分子救国救民的一种传统”。我顺着这个思路理了一下，从孔子那个时代整理出版《诗经》《春秋》等经典著作开始，到近代的出版，都是把国家民族的兴旺发达作为思想传承的主脉。陈原先生这段话，是说评价张元济先生和商务印书馆不能光从出版和文化的角度看，还要看对民族、对国家的贡献。樊希安《坚守与探索》这本书提出了一个大课题，中国出版坚守什么？探索什么？在改革开放和传播技术革命、媒体融合发展这样一个大时代，人类知识发生了革命，生产知识的不只是人，还包括了机器，包括了智能。现在生产传播的快餐文化，97%是机器生产的，真正有思想有内容的在出版社、主流报刊、广播电视上的仅占3%。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出版需要坚守什么？我们的发展迎来了机遇，也遇到了挑战。——柳斌杰

　　十多年前针对改革争议我曾提出几个问题：我们出版要坚守什么？我们出版要改变什么？我们出版要改革什么？我们的出版要创新什么？从体制改革、机制转换，一直到现在还是这个问题。我们面对现在的形势，出版界始终要保持冷静、清醒的头脑，对这些重要问题做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既要以实事求是、科学的态度去探索研究，也要积极参与变革的实践。樊希安出版论集恰恰谈的是坚守和探索的问题，这个题目非常有现实意义，所以我们要一起思考。

　　樊希安不仅是一个充满激情的理想主义者，又是一个实干家，比较务实。我看了他多数的文章，都是结合工作实际，系统研究三联书店的历史、文化、传统，从邹韬奋到后来历代出版家的情怀，讲出版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关系，实事求是地对出版改革做了很多探索，也做了大胆的创新。

　　出版家的贡献体现在哪里？

　　我们出版界传承和发扬中国的优秀文化，首先要高度重视出版家、优秀记者的历史活动和实践。我们的思想、历史传承，出版家、记者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历史长得很、历朝历代做的事情多得很，但只有进入记者笔下记录里、出版家的视野里才能上了书、留在历史上。中国历史上多少人？现在历史上能查到名字的人不超过5万人，其他人哪去了？没有进入出版家的视野，没有记录。出版家的贡献，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出版家在一生的实践中，从选题、编辑、审稿工作中间体现他的文化价值观，体现他的理想追求，这是非常明显的。解放军出版社的黄涛是很了不起的出版家，“文革”期间冒着生命危险把老红军所写的战争亲历记录收藏下来，他和老伴、女儿花了半个月在院子挖了一口井，把东西藏到那里，保存了史料。黄涛为什么这样做？为了真实地记录共产党的历史，而不是被没收销毁了。改革开放以后黄涛把这些稿子拿出来，编成了《星火燎原》续集。在复杂的时代为我们出版做了榜样，坚持真理、传播真正的历史，这是出版家非常高贵的品质。还有范用等一批老编辑，一生坚持真实记录历史，不允许任何人对事实进行篡改、胡编滥造，这些出版家真正体现了出版人的精神追求和使命，值得我们学习。

　　改革开放以来出版业发生重要变化，也有一大批出版家追求新时代的出版在改革开放中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的作为和想法使我们受到深刻教育，体现中国出版家追求光明、传承文明的担当精神，使得中国文化血脉世代继承下去、没有中断，成就了中国的历史、文化、精神、传统，这是出版家的特殊作用和地位。我们一定要在任何时候都记住这些精神，出版家无论退休的、在单位工作的，都要继续发扬这种精神，把这种精神传承下去。许多出版家退休后出了大作品，真是奋斗一生，值得学习。

　　出版业作为记录历史、传承文明、普及知识、传播真理、资政育人的重要行业，是一切文化发展的基础，是一切社会文明演进中不可缺少的知识力量，所以一代一代人都要造就自己的出版家，用我们的知识来照亮人类文明，我们的责任非常重大。出版家任何时候都要坚守自己的文化精神、价值追求，实事求是地记录历史、传播真理，这是我们立于不败之地的最主要品质，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新闻出版还要改革什么？

　　出版改革了十多年，主要集中在体制机制转换上，实际还没最后完成，到明年底全部改革要到位。所有国家出钱注册的文化机构全部都要转成企业，财政部和中宣部的文件已经下发了。作为行业来说，政府要求我们做什么？要落实到位。

　　一是要做融合发展的改革，现在融合发展之所以做不下去，是体制不顺，一部分是民营机制上发展起来的，一部分是国有资本创办的，双向进入上有政策限制，所以融合起来是比较困难的，我们要进一步改革，创造融合发展的条件。

　　第二项改革是共享，我们出版界和互联网平台终端将来有个共享的机制，共同享受市场、享受发展的红利，发展共享经济的政策办法要改革。

　　第三项是企业内部要建立命运共同体，国有企业这次改革为什么要求全员持股，高层持股，就像中石油、中石化都是这样，要搞成混合所有制。这是几百年来的经验，资本主义劳资危机为什么少了？就是命运共同体发挥了作用，职工是员工，也是股东，这样就不罢工、不闹事、不破坏，缓和了矛盾。现在大型国有企业借鉴这一改革，我们出版将来也要往这个方向发展。企业共同体，这是体制方面改革，要让企业的员工变成真正的主人，与领导、与企业同呼吸共命运，不能一张纸任免就跟企业没关系了。这一轮国有企业的改革主要是解决混合所有制，提升员工、管理层的积极性，与企业同呼吸共命运。即使你离开这个企业了，你还关心这个企业的发展，你的子孙后代还能享受你的股份，这是体制方面的改革。

　　最后，在机制转换方面主要是四点：一是出版导向的引导机制，正如我们这些年探索的，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主要出版机构要完善这一机制。二是有对企业行为制约的机制，有政府的、有党组织的、有企业自身的，对我们的行为规范、制约。三是奖惩激励机制。四是人才机制，现在国有新闻出版业机构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人才危机。我们传统出版机构要吸引人才，就要有新机制，这是我们在改革方面应该着重探索的。

　　出版家要坚守什么？

　　出版家要坚守什么？我看主要是坚守出版精神，从古到今中国出版所形成的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包含：

　　一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待历史、对待人物、对待现实都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不然你记下的东西会是伪的、假的，不符合人类历史文明的发展。

　　二是有追求真理的担当勇气。传播真理、记录真理，要有担当的勇气。我们今天所说的那些经典，没有一个是在当时不被禁止的，这一点启示了我们出版人要有一种坚守精神和深邃的眼光。我非常支持人民出版社以黑皮书的方式把历史材料记录下来，一些事情我们当代评价不了，可以留给后人评价，出版家应该留下这些东西，这就需要担当。

　　三是有心系天下的人文情怀。我们现在有的出版家视野还不够开阔，我对中信出版集团提出要有国际视野。为什么我国出版的图书在国际上影响不够大、传播不广泛？原因之一是缺乏国际视野、人类情怀，不像《时间简史》这类出版物关注的是人类情怀，而中国是全部记录自己的事情，这要开始改变。你要在世界上产生影响，必须引起全世界的共鸣，吸引各国人民来阅读我们的书，这就需要全球视野、人类情怀，这一点我们还须努力。

　　四是高度重视文明互鉴的全球出版。文明是多样性的，特别是中国人现在了解世界多样文明的热情非常高，现在很多外来的其他文明样式传播的书非常畅销，原因就是文明互鉴。所以我们出版家要像100年前一样，100年前主要是科学、知识方面的“西学东渐”，现在在人文领域、社会领域要借鉴全球文明的创造，扩大我们文明对话的范围，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的亚洲文明大会上一再强调的，与不同类型文明的对话，加强沟通，以对话代替对抗，建设和谐地球。

　　出版业要改变什么？

　　出版业要改变什么？要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使我们思想跟上时代。出版业往往困于传统的思维定势，只是盯着纸、盯着书，这是不够的，现在纸变成屏、变成网、变成数字了，不能光盯着纸，也要吸收其他的业态形态。

　　一是产业变了，阅读场变了，70%的人转到数字阅读场了，不在网上就在屏上，5G以后这种现象还要加速。现在从试点城市的现实情况来看，已经更加吸引人往网上和屏上走。这个场变了，我们要跟着这个场来变，因为你是知识源头，你有这个优势，将来为新的阅读场提供我们需要阅读的内容，而不是现在的状况。现在是什么状况？新媒体、互联网是没有作者的，它也是不要作者的，它是用大数据来筛选，这一点一定要看清楚，思维要转变。

　　二是技术也变了，我们对出版的流程、业态、产业链的思维也要变。

　　三是服务的模式变了，过去我们是卖书、卖光盘，现在你要卖知识。知识服务作为出版的最高境界，将来出版能够占领高端的就是知识服务，因为这么多渠道都需要知识。这点发生了大的转变，由原来的卖书、出刊，转向知识服务。不管是书上、屏上，还是在网上，什么地方都是知识最重要，因为读者需要的是内容、知识、信息。

　　以智能出版为例，我们去年有270多种智能出版产品，在江西世界VR产业大会上展示的我全部都看过了，外国的也看了。智能出版的仿真技术、虚拟空间、文化情境的建模等产品都是我们书上来的，但是智能出版赚大钱了，我们纸上的没赚钱。将来我们的知识也得用新技术呈现出来。像现在传播最广的微视频、抖音排世界传播前三位的两个样式，我们书里包含了多少？一本书中就有成千上万个，把这个东西拿出来是最大的财富、最大的知识，但是我们现在没做出来。

　　四是经营思维方式也要转变，现在多功能阅读空间，多种阅读平台、多种阅读方式都是经营的平台，出版业的链条要往下延伸。你是高端的、是知识的源头，有权支配产业链下游，不能只限于做书卖书，要延伸服务。

　　当然，相应的管理思维也要转变。现在是融媒体、全媒体、智媒体的时代，过去是人找信息，现在是信息找人，已经是传播时空全覆盖了，24小时都有了。在这种情况下，管理思维要发生变化，不能还是原来那套模式，最初级的办法都不能解决未来知识传播的问题。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将来的知识传播方式，我们出版界要用这种思维方式占领制高点。

　　出版创新问题

　　现在出版已经是迭代发展的态势，五种形态都有，纸、电子、网络的、数字、大数据全都有，并没有说这个形式把那个形式代替了，它是迭代发展、同时发展。我们要注重出版界多种业态的培养，让它融合发展。我看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几本智能书，打开书有文字、有图片、有说的、有唱的，电视的场景全部在里面，完全是新样态，打开书，想看文字看文字，想看电视现场就看电视现场，都在一本书里面，这就是融合的产品，我们要注重融合的新技术新产品。

　　产品形态要融合，出版业态也要融合。现在固态、数字、智能等各种形态会同时出现，交叉发展的技术不会少了哪一种。传统纸质书阅读起来最简单，有光就行，既不要电池，也不要设备，这是人类最伟大的创造，阅读起来很方便。纸质书在现实中的弱势是过于厚重，不能和读者对话，结果不能及时反馈，利益链不能延伸。新的业态就不一样，IP经营利益链是延伸的，纸质书延伸不了，顶多就是版权转让。优势当然是方便、干净、卫生，有太阳、有光就能看，所以要注意业态交叉，多样发展。

　　出版为所有平台服务的问题，这是我们下一步要创新的。我们有优质资源，有知识创造的能力，源头在我们这里，那么我们就要构建一个知识服务的体系，为所有的平台服务。如果这几条做到了，出版一定是站在高端上，一定是高质量的知识源泉。所以出版仍然有很强的生命力，今后还会是这样，这点是不会改变的。

　　中央出版机构还要探索未来出版的灵活模式，现在还没有一个很成功的经验、典型，我们要探索。中信出版集团刚刚上了市，中信在内容上视野是很开阔的，业态形态方面也做了些探索，我建议他们全面建立全新的出版模式，专门跟他们谈了这个问题，支持他们探索新的模式。也希望一些大社名社也在创新上下点功夫。

　　另外，我们要探索全球共享出版的模式，中国正在走向世界，全球出版模式怎样影响全世界，这是一个重大问题，中央出版机构有条件进行这方面探索。希望大家像樊希安同志那样，既搞清楚自己要坚守的，也要坚持探索创新，继续保持中国出版业在中国文化行业里的引领地位，在全球出版领域也发挥我们的主导作用。

　　国际出版业对我们非常看重，他们认为现在的出版已经是中国的世纪，如果离开中国的出版，就不是国际出版了。国际版协组织三任主席都跟我们表达过这样的看法。我们影响力也开始增大了，但是真正产生影响力的不是我们的规模、不是我们的市场份额，而是我们的体制机制、运行方式、技术创新上为全世界提供范例。这是有追求的出版家应该探索的，要有樊希安同志的精神，要思考、要探索，把我们的激情热情转换成为发展中国出版业做贡献的动力能力。

　　（本文根据作者在樊希安《坚守与探索》出版座谈会上的讲话整理而成，已经本人审定）




    来源：中国出版传媒商报2019年08月0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