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处方”》，骆降喜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8月第一版，28.00元

    近日，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主办，《中医药文化》编辑部、水印书院协办的“生命的觉醒暨《文化“处方”》新书座谈会”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独秀书房旗舰店举行，这是继2018年之后，广西师大出版社持续推出的“文化医学”系列又一新书。《文化“处方”》在《思考文化医学》的基础上推出，辑录30余个作者以文化治病的问诊案例，这其中重者如未满30岁即患肝癌的陈超一、未出襁褓即被医生放弃的唐晓慧；轻者如常见的失眠、痔疮、发烧等。案例中的患者都有案可查，其中很多人已回归健康的生活，家庭和谐，其乐融融。

    由此，文化“处方”也成为我们关注个体健康和家庭和谐的命题之一。文化“处方”的核心究竟是什么？文化何以成为处方？我们该如何看待文化“处方”？

    事实上，文化医学讲的其实是“人心术”。从疾病的发生特点来说，两种因素导致疾病，一个是生物性因素，一个是心理性因素。生物性因素导致的疾病，在所有疾病当中占30%左右，而70%的疾病是由心理因素导致的。这样看来，治病就更应该看病人的思想层面、精神层面、情感层面、文化层面、价值取向层面、信仰层面，包括家庭环境、信心、人与人之间的人际关系，治病也就需要治心，治人心。中医是文化的医学，是哲学的医学，是养生的医学，是生活的医学，以人文化解疾病，这是一个新的认识，所讨论的是延续数千年的中华文化和中华医学的精髓之一。

    当然，文化医学始终只是整个医学的一部分，它不是全部，不是说靠文化医学就完全能够治病，文化医学重视中医，并不意味着否定西医；重视人文，并不是否定生物医学和科技。

　　骆降喜（《文化“处方”》作者、桂林医学院副教授）：我在一个中医世家长大，我的太爷爷叫同安，太爷当年的中医商号就叫同安中医。这里面折射一个文化医学的观点，病人是因为不安才来找大夫，作为大夫，首先要把病人安抚好，这是最原汁原味的医学。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疾病，有86%甚至更高几率是慢性非传染性疾病。这样的疾病和不良的生活习惯有关，和不良的心态有关。

　　在30多年的医疗经验中，我惊讶地发现，医患关系一定是高位阶对低位阶的关系，一定是高能量对低能量的关系，一定是正能量对负能量的关系。说得更通俗一点，它一定是太阳对雾霾的关系，否则就照不开这个病。所以医生的道德修养就是一味药。

　　今天培养医生，不仅仅是学会看病这门技术，一定要养这个医生的德，一定要用中国的圣贤文化来培养一个帝巫、王巫。像今天到场的何裕民教授，他提出的“癌症只是个慢性病”，我当时下结论，光这句话就胜过一沓医生。

　　何裕民（上海中医药大学资深教授）：我是搞肿瘤的，看了将近5万例病人，我觉得治疗今天的肿瘤病不缺药、不缺技术，好技术太多了。治病缺一个灵魂，医学也需要灵魂，我写过一本书《召回医学之魂》。现在医学本身病了，而且病得不轻。病在什么地方？病在忘记了人，忘记了初衷，忘记了它的目的是什么，目的不是治病，是救人。救人才重要，救人能是心身合一的。

　　文化“处方”的含义很好。今天的医学不缺药，缺的是思想，缺了关爱，缺了厚度、温度、人文精神。我临床多年，非常清楚，太多的病不需要过分治疗。特别是肿瘤领域，严重的诊断过度、治疗过度。今天太多的病是内外不适应，天人不合一而造成的，焦虑、抑郁然后导致这样问题、那样问题。靠药能完全救治吗？

　　今天的药是被厂商捆绑着的，所以标准制订的很严格，太多的人是被动吃药，套上去以后一大把的药等着要吃。

　　关于癌症是慢性病的提法，我是2002年在上海电视台的民生健康栏目开讲的，现在已经已经慢慢变成共识。癌症的治疗不仅需要药物，更需要正确的理念。第一，医学治疗肯定是需要的，但是病人想康复，我高度归纳两个词：别烦，把睡眠搞好。把心安顿了，你就能睡好，睡好了就能休整好。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很少用抗生素，倡导保持一颗宁静的心，倡导回归一种本我的状态，天人合一的原本的状态。

　　梁尚华（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科技人文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我感觉今天的座谈会有两个主题词，一个文化，一个是医学。我也正在思考三个问题，想把自己的一些思考和大家分享交流。第一，医学和文化是什么关系；第二，医学和文化如何结合；第三，医学文化和文化医学有什么区别。

　　对于文化来讲，医学的范畴相对小一些，医学的对象是人。但医学在形成发展的过程中，离不开所在社会的文化影响，西医的医学伦理、医学人文、医德教育、医学文化等，也都蕴含了一定的人文和文化的内涵。中医诞生于我们传统文化的沃土当中，中医学里既有自然医学的一些内容，同时又有丰厚的人文社会科学哲学的内涵，所以讲，中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和集中的体现。

　　第一，中医学比较集中的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庸、综合、动静态结合的思维；第二，中医学比较集中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整体观；第三，中医学还有一些我们讲的形神合一、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等三时合一，同时中医学里面还有很多医乃仁之术等道德修养的内容。

　　“关乎天文，以查时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这是中国对文化最早的论述。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后，西方的尖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有些人就片面的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挨打是因为传统文化的问题，没有客观对待传统文化，甚至把传统文化简单等同于封建文化，把传统文化简单等同于落后文化，传统文化的精华被人遗忘，传统文化的糟粕无限的放大。

　　还好，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国家对传统文化进行了重新的审视和认识，国家也出台了很多支持传统文化的政策。尤其是十八大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得到了正确客观的评价和认识。

　　我们今天主要是讨论文化和医学的关系，应该讲，老百姓对健康长寿是非常渴望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健康保健的办法。但是结果怎么样呢，营养过剩，三高增多，大病重病早发、多发，然后我们的肥胖人群数已经居世界第一，当然还要考虑中国庞大的绝对人口数，还有失眠、焦虑、抑郁直线上升。

　　我们现在追求吃得好、喝得好、住得好、医疗保障好，有这四个好是不是一定健康长寿呢？不见得。说到这里，我就不由自主地想起我的老师，也是何裕民教授的老师，上海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裘沛然先生。作为国医大师，经常会有媒体采访他，请他谈一谈养生保健的内容，他很少谈，但是他给自己开过一个处方，叫一花四叶汤，一朵花四个叶子，一花就是健康长寿之花，这朵花需要四个叶子：豁达、潇洒、宽容、厚道。我感觉裘老开这个方子和骆教授的处方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谈外在东西，谈的是内在，内心。人要心地善良一点、心情愉快一点，就会健康，就会不由自主的长寿。反过来想，如果一个人心胸狭隘、自私自利、见利忘义、自私毒辣，这样的人绝对长寿不了。

　　张智强（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中医药文化杂志》主编）：

　　2016年的全国健康卫生大会上提出来，今后的卫生工作要以健康为中心，不是以治疗疾病为中心。而健康这个概念非常大，涉及到很多方面。现在我们医学院培养的学生，基本上是为了医院的治疗疾病来培养的。其实健康涉及到很多方面，思路拓宽了，并不简单的用治病的方法来考虑问题。包括教人怎么行善。开始的时候，病人是出于自己健康而去行善，但做到一定程度以后就会上升到人生观、价值观，是人生的追求，变成一个持续不断的动力。

　　王键（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科技人文研究院院长）：薄薄一本书，赫赫人心术。我们今天谈的话题毫无疑问离不开文化，其实我们更要聚焦的是我们的医学，我们的健康事业，视野确实要不断的拓宽。我对医学有一个理解，尤其对中医药，我阐述过一个观点，医学尤其是中医，毫无疑问是治病的医学，治不好病，中医发展不到今天，因为它的疗效，因为它能够解决疑难病症，所以中医是个治病的医学。第二，中医是哲学的医学，如果要真正意义上学好中医，必须要有哲学思维。第三，中医是文化的医学，必须要和中华文化紧紧联系在一起。第四，中医应该是养生的医学，黄帝内经162篇文章，三分之二都是谈养生问题，第一篇文章《上古天真论》，把医生分了几个等级。圣人、至人是最高明的医生，他们要研究的不纯粹是疾病问题，而是健康问题、养生问题。第五句话，中医是生活的医学。健康的维护离不开我们的日常生活。第六个概念，中医是个儒雅的医学。历史上所有的大医都是学问做得很好的诸子百家、儒者。其实中医还是时尚的医学，它有哲学、有文化、有儒雅、有生活、有品位。

　　第二，什么是疾病？疾病毫无疑问离不开病原体。现在，将人的基因图谱解读以后，几乎所有的疾病都可以在基因层面找到一个病变的关键，所有的疾病都与基因有关系。所以，现在医学界提出基因诊断、基因治疗。不管是感染型疾病还是非感染型疾病，人的一生当中得什么病，基因谱就命中注定了，有些人一辈子都不会得肿瘤，有些人就是必须要得糖尿病的。

　　其实，从整个疾病的发病特点来说，两种因素是导致疾病的基本原因，一个是生物性因素，一个是心理性因素。生物性因素导致的疾病，在所有疾病当中占30%左右，70%的疾病是由心理因素导致的。所以我们看病的话，不要只是从生物的角度，细菌、病毒，哪个基因出了问题，其实更应该看这个人的思想层面、精神层面、情感层面、文化层面、价值取向层面、信仰层面，包括家庭环境、信心、人与人之间的人际关系，都和疾病的发生发展有极大关系。

　　唐代有个医学家叫孙思邈，非常有影响的一部著作《千金方》，一篇文章叫《大医精诚》，他对养生有两句话，其一，药补不如食补。不需要吃补药，通过日常生活，把饮食调节好，就能达到调养机体、维护健康的目的。第二句话，再好的营养也不如健康的心情。所以这是神的医学，开了一张精神的处方、心理的处方、品格的处方。《内经》有一句话，“病为本，工为标，标本不得，邪气不服”，医生和患者之间是标本的关系，是人和人的关系，不仅是医生和病人的关系。我现在上门诊，每个星期两个半天，我自己限号，30个号，一放号，一分钟就挂完了。为什么限制30个人，因为我要留出一定的时间给病人，要听他讲，然后我要和他沟通，开一张方子以后，我还要跟他讲日常的生活起居，精神要注意什么，饮食要注意什么，运动要注意什么，家庭要注意什么，人际关系要注意什么。同时要辨天看病，看天气的变化；辨地看病，看地理环境的变化；要辨运看病，运与气；还有辨神看病，就是这个人的精神心理状态，最后再聚焦到疾病、症状。所以我开处方是天地人要有机结合的。

　　今天会议的时间很短，但延续的是数千年中华文化和中华医学的精髓。我不久前在北京中医药大学做了一次报告，就是介绍《黄帝内经》的时空观。人认识世界、认识社会，最要把握的是天地人，时间的概念、空间的概念，而人是其间的主体。对于人来讲，除了基本的物质层面，最主要的是要把握境界、心胸、思想、精神，这是最主要的。所谓，上医不治已病治未病。（桂琳）



    来源：《中华读书报》（ 2019年10月09日   08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