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美丽风险》（订购）

（荷）格特·比斯塔 著

赵康 译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这本书涉及许多教师都知道但却日益避而不谈的主题：教育总会包含风险。这种风险不是由于教师不够资格而可能导致他们在工作中失败。这种风险不是由于学生学习不够努力或缺乏主动性而可能导致他们不及格。这种风险总会存在，正如W.B.叶芝（W.B.Yeats）所言，是因为教育不是填充一个空水桶，而是生起一团火焰。风险总会存在，是因为教育不是机器人之间的互动，而是人与人之间的相遇。风险总会存在，是因为不能把学生看成被塑造和规训的客体，而要看成发起行动和当担责任的主体。是的，我们开展教育活动，是因为我们想要结果，也因为我们想让我们的学生学习并取得成就。但是，那并不意味着一种教育技术，即“输入”与“输出”的完美匹配状态是可能的或是值得想望的。其原因在于一个简单的事实：如果我们去除教育风险，那也就意味着我们真有机会去除整个教育了。

　　但是，把风险从教育中去除恰恰是教师们日益被要求做的。这看起来是政策制定者、政治家、流行出版界、“公众”和诸如“欧洲经济与合作发展组织”以及“世界银行”这样的机构，日益对教育的期望（假如不是“要求”的话）。他（它）们想让教育变得强大、安全而可预测，而且想让教育在各个层面都不存在风险。这就是为什么学校教育的任务，日益被建构为规定的“学习结果”的高效生产——不管是在少数科目中的学习，还是就一整套有限身份认同的获得而言（如“好公民”或高效的终身学习者）。这也是为什么会有越来越多的力量让教育变成一个安全而无风险的空间。本来应该是有关“程度”的事情，却变成一个“不是……就是……”的状况，从而使得教师运用判断的机会完全消失了。

　　对风险的规避弥漫于当代教育，而这一现象把教师置于一个困难的境地。政策制定者和政治家们往往以抽象的和有一定距离的方式审视教育，并且主要是通过统计和绩效数据来看，而这些东西易于操纵，人们也容易就此拥有意见。可是教师是真正和人互动的，并且会立刻意识到教育不能那样简单地“确定”——或者说要付出极高的代价才能“确定”。使教育变强、使教育安全、使教育可预测以及使教育免除风险的欲望，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希望摆脱这个现实世界。它试图否定教育总是应对活生生的“物质”，即人类主体，而不是无生命的客体。使教育变强、使教育安全、使教育可预测以及使教育免除风险的欲望，试图忘掉教育最终应该旨在让教育自身不再是必要的——没有教师想让他们的学生是永久的学生——这就意味着教育必然有一个让受教者获得自由和独立的导向。

　　的确，通过操纵让教育获得预期结果是可能的；对人类学习的复杂性和开放性进行简化是可能的——人们甚至可以说数个世纪以来所发展的教育实践和机构恰恰在做着这样的事情。但是对复杂性的简化总是要付出代价，而涉及道德、政治和教育的问题是为了让教育“获得预期结果”，我们愿意付出什么代价？从某个方面看，这是一个实际问题，因为它不得不和“我们想让教育为了什么而获得预期结果？”的问题一块儿讨论。但这总会牵涉需要审慎判断在什么情况下对复杂性的简化变成了不合理的和非教育的压制，在什么情况下这种压制变成了压迫。因此，只是简单地要求教育变强、使教育安全、使教育可预测和使教育免除风险，并把任何没有按这个路径行进的偏离视为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在许多方面没有理解教育的要领。

　　这和一种态度有关。这种态度表现在使教育变强、使教育安全、使教育可预测和使教育免除风险的欲望中。法国教育学家菲利普·梅休把这种态度描述为孩子气的（infantile）。他论证认为，教育能被完全控制的想法否定了世界并不单单由我们自己支配这样一个事实。它否定的事实是：其他人有他们自己的存在方式和思考方式，而他们自己的原因和动机可能完全和我们不同。期望让这些不同消失是否定这样一个事实：别的事或别的人，对我们来说，那就是别的（other）。因此，这种态度是魔幻思考的一种形式，认为这个世界的存在是由我们的心智和欲望投射而出的。教育恰恰关注的是克服这种“原始的自我中心主义”，但不是通过推翻或铲除儿童或学生的出发点，而是创建和别的事及别的人对话的机会。对话，不同于争辩，与成功或失败无关，而是和怎么联系在一起有关，并使所有参与者都能在这种联系中获得公正对待。

　　让教育变强、使教育安全、使教育可预测和使教育免除风险是不得教育要领的表现，因为这个看法以为教育只有两种选择：或者迁就于儿童的欲望，或者让儿童受制于社会的欲望；或者绝对自由，或者绝对控制。但是教育关注的不是在这些选择面前采取何种立场（这反映的是教育进步主义和教育保守主义的陈旧对立），也不是在这两极之间找到一个皆大欢喜的中介或者妥协。教育所关注的，在于把由欲望出发而想要的转化为值得想往的；在于把实际欲求的东西转化为合理期盼的东西——这种转化从来不是由自我及其欲望推动的，而始终要求有别的事和别的人参与（而这恰恰使教育问题成为和民主有关的问题。因此，这又是一个对话的过程。这使得教育方式成为缓慢的方式、艰难的方式、受挫的方式，因此我们也可以说，是一个弱的方式，因为这个过程的结果既不是保险的也不是安全的。

　　我们生活在一个急躁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我们不断获得一种信息，认为即刻满足欲望是可能的而且是好的。让教育变强、使教育安全、使教育可预测和使教育免除风险的要求就是这种急躁的一种表达。然而这种要求建立在一个对教育是什么的根本误解之上，建立在一个对什么使教育“获得预期结果”的根本误解之上。它把教育的弱点——在教育“输入”与“输出”之间永远不会有完美配合的事实——仅仅看成是缺陷，仅仅是需要解决和克服事情，而不是同时把它看成恰恰是教育之所以可能的条件。正是这个误导的急躁，把教育推向这样的方向：教师的薪水，甚至他们的工作，都取决于他们提高学生成绩的所谓“能力”。正是这个误导的急躁，导致了教育的医疗化，从而让儿童适应既有的教育体制，而不是追问儿童不适应的原因在哪里，以及谁最需要治疗：是儿童，还是社会。因此教育的方式，也就是那种缓慢、艰难和受挫的方式，在一个急躁的社会里可能不是一个最受欢迎的方式。但从长远看，它终将是唯一可持续的方式，因为我们都知道致力于全盘控制人们所做的和所想的体制，如果不是先从其内部破裂，也最终会在自身的重压下坍塌。

　　本文摘自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教育的美丽风险》。

来源：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