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亚女神，我们生活的地球－－人大社、北大社联合推出《生命的故事》 - 精品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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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亚女神，我们生活的地球－－人大社、北大社联合推出《生命的故事》

詹姆斯•洛夫洛克（James Lovelock）

2004-04-05 10:22:19 来源：

　因为我上了年纪，所以我想直接切入主题。我小的时候，这个世界和现在大不相同。那时还远远没有实现机械化。城市比现在小的多，并且人口密度很大（非常拥挤）。因为没有汽车，所以人们不能出城，也不能从郊区赶来上班，要出游只能坐火车。
　现在，即使你住在像伦敦这样的大城市，也可以出城到美妙绝伦的、天堂般的乡村去。可是我认为不能就此推论出什么都比以前好了。事实上，我们失去了很多。我们再也不能听见黎明时鸟儿的歌唱了。即使在乡下，也不能像过去一样听到清脆悦耳的鸟鸣声了。
　更令我感到悲哀的是，尽管伦敦街道灯火通明，但人们很少能在夜里看见闪亮的星星。我看不清天空，但是当我真的看见天空中的星星时，我对它感到无比敬畏。而偶尔出现的流星更是令人兴奋。我禁不住想象宇宙是什么样子，那里又能发现什么呢？当然，我小的时候从没想到将来我真的会从事这样的事业。
　在那些日子里，这类事情使得那时的生活与今相比大为不同。这种不同不是在物质方面，而是在对自然和世界的感觉上。你感到你成为其中的一部分。这不仅仅弥补了我们的幻想，这些幻想现在看来是必需的。因而，我不再担心失去这些会导致文明的崩溃，因为我们会回到一种简单自然的生活方式——如果生命能长久存在的话。
　大自然是我无限好奇和快乐的源泉。我继承了父亲跟各种生物的自然关系。当我们在乡间散步时，我们享受着与自然的关系。我非常喜欢在户外，所以不喜欢去上学――我讨厌上学。在美丽的夏日，被限制在屋内就像坐牢一样。我只能随思想的野马到田野中自由地探险。
　我住在Brixton，那是伦敦市崎岖不平的一个地区，就像纽约的哈勒姆。但是那里有一个极好的公共图书馆，我的许多科学知识都是从那里学来的。小时候，我就在那里借课本和小说读。Wade著的《有机化学》是早期我喜欢的一本书，还有一本是Dean著的《天文学和宇宙学》。当然，因为我还小，所以有一半都看不懂。但是当你感到好奇时，因为大脑喜欢受到这种刺激，所以任何知识都会像海绵吸水一样被吸收。这些知识很容易地被存入大脑中，在以后的生活中可以被取出。
　没有人约束我，所以我可以在知识的海洋里任意遨游。我对所有的科学都感兴趣而且认为他们不是互相分离的。我醉心于生物学，因为我喜欢外出，喜欢观赏小的生物，如：蝾螈、青蛙、蛇、昆虫、以及鸟类。我想了解它们，所以我读生物学、化学、物理学、天文学等等。这里没有认知的障碍，只有令人惊奇的世界。
　这个世界和学校非常不同，学校里教授科学知识的方式无聊得令人无法忍受。要不是我以前在脑子里积累了知识，我根本不会对它产生任何兴趣。
　对孩子来说，知识和经验没有差别。这种差别是大人们为划分学科人为制造的，这就像知识分子中的种族隔离。当你是一个孩子时，所有的知识都是有趣的。
　另外，当我看到自然界中的新奇事物时，那种感受令人难以置信。我记得见到过一对正在舞动的蝮蛇。我不知道他们是两条公蛇在互相对峙，还是一对夫妇在进行求爱仪式。它们在地上跳着圆形舞，突然，它们走到一块，只用尾部着地站起来，互相纠缠在一起，很像作为医术象征的有二蛇缠绕的权杖——多奇妙的景象啊！我看到像这样令人惊奇的景象时，我总想多知道一点，所以我到图书馆去查明来龙去脉。
　我也喜欢制作东西，即使是很小的玩具。小时候，我曾经坐火车旅行，我对火车的速度产生了兴趣，所以我制作了风速检测器。把它伸出窗外，我就可以测量火车的速度了。我用祖父的二手手表测量旅途中两路标间花费时间，并以此校准我的装置。如果想了解什么东西，我就发明一种装置来实现，而不是问别人，这类事情总是极具挑战性。家里没有多少钱，所以我使用我能够找到的所有东西，我发现我能够用任何东西来制作。我曾经幻想：我在荒凉的小岛上流浪，并且仅用草木和石头制作一台收音机。我父亲也是如此，他善于创造，而且几乎会修理所有的东西。
　长大后，我在一家著名的科研所工作。当时如果工作中出现一些问题，经常没有可用设备用来解决这些问题。或者我们买不起这种设备，或者根本就没有，前者情况居多。除了发明它，没有其它办法。有人曾对我说发明其实极为容易，只要你有了这种需求；而发现这种需求是成问题的。如果你是科学家，你总是需要了解这样或那样的事。因为一旦你发明了一种进行测量的设备，这种设备会带来新的发现，反馈回来后，不久你会需要一种新设备用于新发现并要发明这种设备。
　我拥有50多项发明专利，我对这些发明促使的科学发现也感到惊讶。例如，我在1957年发明的电子俘获探测器，现在仍是敏感度最高的化学分析方法之一。它最先用于测量自然环境中无处不在的农药残余的分布情况。这些资料使得Rachel Carson写出了名著《寂静的春天》，书中唤起了对环境污染的广泛的关注，并且最终导致了环境保护运动的兴起。
　后来这种设备促成了环境中PCB的发现。1971年，我用它来检测氯氟甲烷的全球分布。氯氟甲烷是导致同温层臭氧分解的主要成分。据此人们发现了臭氧层空洞。最近，此探测器使得大气和海洋测绘系统成为可能，这样气象学家就能跟踪气团的运动了。现在，它还应用于海洋研究中。
　我的家庭并不富裕，所以我没有希望上大学。我知道我要进实验室，做科研就必须获得学位，那就像一张入场券。后来，我成为一名实验室的技术员。这样，我就能白天工作，晚上去读大学夜校。令人鼓舞的是，只要我是英国的公民，不管怎样，我都能上大学。
　我所服务的公司是由专业人员组成的。他们能够处理自己专业领域的以及与其相关的任何科学问题。他们的研究涉及很广。从他们身上我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从事科学的必需的品德，即丝毫不要粗制滥造和蒙骗过关，即使是很小的事情。
　我记得老板告诉过我，我正在做的是很难的分析，如果做错了就告诉他，这样他就会和我一起来做，直到把它改正过来。改正错误非常重要，因为人们的生命依赖于它。如果我给出了错误的分析，会危及人们的安全，还会毁了公司的声誉。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的是科学是很严肃的事业，我必须改正错误。在和他们相处的一年半的时间里，我也学会了如何成为一名专业人员。
　当我有了完成学业的机会的时候，我进入了曼彻斯特大学。尽管它是一流的科学学府，但是我学到的仅仅是不管你是理解了方法还是只得出了结果，只要你知道它是关于什么就可以了。这是学术的方法。使我迷惑的是培养的学生都不是纯专业的人员。他们把科学看作应付考试的事。你是否真正做，和做的正确与否并没有关系。而我在实验室工作的那段时期对我产生了特殊的影响，它让我必须把事情作对。
　由于二战爆发，我离开了那家公司。在伦敦，战争是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经历。炸弹和火箭就像爆竹一样在我们周围爆炸。但是我想住在伦敦的人会发现一件令人鼓舞的事，那就是炸弹虽然可怕，但是不能把我们都摧毁。你不用再担心是否会付不起下周的房租，因为你不知道你是否还会活在世上。我可以理解人们为什么继续活在火山的边缘――它赋予生活新的东西。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在国家医药研究所工作。那里研究各种与战争有关的问题：例如，如何防止军队受火光和火焰之苦。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发明了许多有效的方法。还有一些危险的工作，如从事生产防止被南亚的致命细菌侵害的疫苗。没有使用疫苗的人群，死亡率很高，因此如果你在实验室工作时感染了它，你就会死。在伦敦的研究所，人们实际上不得不对这种致命的细菌做实验，这还是极个别的。我们不得不帮助他们发明阻止这种细菌蔓延和杀人的方法。这种工作令人非常兴奋。
　作为一个年轻人，我对任何学科都感兴趣，包括医学和生理学，但是我的家庭不可能负担起我攻读医学学位的教育经费，因为这耗时长，并且花费多。所以我很高兴能在国家医药研究所工作。当我在医院里从事传染病研究时，我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这个博士头衔是对研究而言的，而不是医学训练。我在研究所的所有部门都工作过，如：病毒学、生理学、生物化学，试验生物学，以及其它等等。在那里的二十年里，我研究了医学的大部分领域。
　这里的实验室是世界上最好的实验室之一。我工作的这一楼层，我的实验室是唯一没有获得诺贝尔奖的，我为此感到惭愧。这说明我同事中的科研精英正走在通往诺贝尔奖的道路上。除了有优秀的同事，我们的工作条件也是令人满意的。上级指令的传达就像贵格教会，所有成员平等，只对主管负责。主管是一个不平凡的人。没有固定的作息时间，我们可以任意选择时间工作。我认为这里是最好的工作部门。
　可是，奇怪的是，我感到工作很沉闷。一种生命正沿着固定路线前进，直至坟墓的想法使我感到恐惧。我不能忍受了，我觉得必须离开，但是存在两个问题。第一，这里实在太好了，我不忍离开。另外，这里的人都是极出色的，我不想因为我的离开，和他们产生隔阂。
　因为我生活中读了很多科幻小说，我常常认为，科学就是把科学的幻想转化为现实。突然，我收到一封美国国家航空宇宙航天局太空操作部门的主管的信件。他问我是否可以作为试验员加入到探测队伍中来。我之所以受到邀请，是因为我的一些发明正是他们在宇航员登月前分析月球地表所需要的。所以，我离开了国家医药学研究所很荣幸地来到美国国家航空宇宙航天局。
　由于我对探测别的星球的生命的试验很好奇，不久，我就从月球计划转到探测火星生命上来。在火星计划中的生物学研究方面，其科学活动的水平之低令我诧异。应该加入到该试验的杰出的生物学家对此不感兴趣。他们如此醉心于分子生物学和遗传进化学，以至不想了解生命。我在剑桥的Fitzer研究所工作时，发现了DNA的双螺旋结构，这是我们关于医学研究的所有进展。
　这是一个极好的发现，它把科学研究的焦点从大的图景转移到小处。科学家们成了热情的还原论者。他们想通过分子和原子研究生命。这是超显微的观点。它假定整体不大于部分之和。因此，把事物分成小块，我们就能知道它们如何工作的。它没有向外看，没把生命看成世界范围的大的现象。你需要用生理学的自上而下的方法和显微的自下而上的方法。
　科学缺少了整体的观点，所以被分成分离的专业。生命科学从其本质上说，综合必不可少，可是科学正以几乎令人吃惊的速度分级划分着。我最近注意到，有30多个不同专业的生物学家，他们几乎一点都不懂其它的生物学分支，还以此沾沾自喜。每人都是小领域的专家，所以没人和其他人交流。年复一年，新分支不断出现。就像这种分歧用混沌理论的图形描述，它进入了不良氛围。当综合的需要至关重要时，这种状态才能被打破。
　结果，生命本身的学习几乎不存在。要研究生命，你首先要问：“什么是生命？”。生命没有在《生物学词典》上完全列出。它不是定义死的概念。一旦你懂得了你在探询什么，你会问：“如何认识它呢？”。不幸的是，我们不知道问题的答案，除非在别处发现它。
　在火箭推动实验室有一位老资格的家伙，他什么都好，只是太独裁，人们都害怕他。一天，他把我找到办公室，问我：“你怎样看这些生命探测试验呢？”。我说我只考虑了一点点。即使火星上真有生命，我想也很难用他们计划发送的设备探测到。一般说来，科学家使自己的实验室实现自动化，再把它送往火星。这不是在别处探寻生命的好方法。我说完后，他问我想怎么做。我回答说，我要在整个星球探寻熵值的减少。他笑着说，这是自告奋勇，因为如果发现了熵值的减少就表明有生命存在。他还想知道怎样实现。我说：“给我三天时间，我将带回一项检测熵值减少的实验计划。”
　我想出了一个方法，即分析火星大气中的化学成分。这个分析基于一个前提，那就是：如果火星上有生命，它们就要吸入空气并排出废物，这就会造成大气成分的改变并破坏其化学平衡。1965年，我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生命探测的物理基础》的论文，提出了一些探测星球上是否有生命存在的物理试验方法。其中之一是对整个星球进行严密全面的、自上而下的观察，而不是只在飞船降落点的附近作区域性的探索。利用这个方法，位于太阳系外的宇宙飞船中的观察者可以发现地球是太阳系中唯一有生命的星球。
　我的想法应用于从红外天文学中得出的关于火星的信息中，得到的结论是：火星上没有生命。因此对于在火星上寻找生命的科学家来说，这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实验。（美国）国家航空宇宙航行局喜欢我的方法，但生物学家不喜欢。最后导致我的实验一直没有进行。海盗号太空船上安装有质谱仪，小组里的人认为可以通过它对火星的大气进行足够的合成分析。而事实上，它只能分析土壤，而不能用于寻找具有生命特征的物资。
　尽管我经常批评国家航空宇宙航行局，说他们所做的事毫无意义，但他们的态度是宽容的。他们可以轻易地解雇我，但他们没有，而是继续让我从事发明工作。我仍然在英国工作，仍然作为顾问跑来跑去。我在火星上仍有两个设备，它们是气相色谱质谱分析实验中必不可少的。由于这些贡献，国家航空宇宙航行局授予了我三枚奖章。显然，除了一些想法对他们没有政治或经济上的好处，我的大部分思想对国家航空宇宙航行局还是有用的。
　“盖亚女神”的想法是1965年产生的，当时我在国家航空宇宙航行局的火箭推动实验室工作。它像闪电一样突如其来，完全是一种个人的灵感。当时，我正与当时的顾问学者Dian Hitchcock探讨地球大气与火星大气的巨大不同。我们知道，地球大气非常活跃且不稳定。我忽然想到过于不稳定的气体是不能保持稳态的，除非有某种东西在调节它。生命以某种方式保持大气的恒定，同时也有利于自己的生长。生命不仅创造了大气层，也不断在调节它。
　次日早上，我和同办公室的Carl Sagan谈起这个话题。他不太赞同我的观点，但他说有一个事实对我的观点有利。他问我是否知道自从地球上有生命以来，太阳的热量增加了25％。我认识到气候调节和生物圈化学成分调节同时在进行。三十五亿年来，尽管太阳的能量增加了30％，地球上的生命依然存在，地球表面的温度也依然如故。而根据物理学，地球表面早就沸腾了，而不会像现在这样。
　同样，大气中的化学成分和气体浓度也保持着稳定。例如，空气中的氧气和氨气一直保持在生物可以承受的很小的变化范围之内。微小的变化也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如：氧气的含量上升仅4％，整个大气层就会燃烧起来。
　生物只能在一定的环境下生存并且这个环境需要生物主动去维持。生命体为了生存，必须调节大气。全面研究了地球大气的稳定性后，我意识到这个现象是由地球本身造成的。地球上的生物环境是最适合生命存在的，因为它是这个星球上的生命系统的延伸。
　当我第一次产生盖亚女神的想法的时候，我感觉就像是宇航员在太空中看见我们的家园——地球一样。我觉得盖亚女神是一个独立的生命实体，它包括地球上的生物圈、大气层、大海和陆地。它们的全体构成了一个反馈系统，在这个星球上创造了生命生存的最佳物理条件。它的内涵远远超过了它的组成部分。它与其它生命体的区别就像我们与自己身体中的细胞之间的区别一样。盖亚女神是最大的生命系统，是我们的超级个体。
　在我看来，研究太空最大的好处不是增加了对太空的了解，而是增加了我们对地球的了解。在人类的历史上，我们第一次有机会从太空中俯视地球。这种远距离的观察使我们看到地球是一个整体，天空、大地、海洋以及各种生命形式结合成为一个独立的实体。实际上，从太空中所拍的照片看来，地球只是一个小图标而已。
　除了地球本身的照片，其他星球的照片让我们可以从新的角度来观察地球。火星看上去是一片不毛之地，就像未经完全探测的月球的表面，显然没有生命存在。我经常和我的朋友Carl Sagan争论此事。他的观点是：“你怎么确定在某处的绿洲上不会有生命存在呢？”。
　我断定一个星球上不可能仅有几种生物，因为生物不能孤立地生存，但他从来不相信。星球上的生命系统要不控制自己的物理和化学变化，从而繁荣起来，要不退化成火星和金星那样，从而使生命消失。火星和金星上缺乏有机分子，所以不会有生命诞生。
　盖亚女神的想法刚刚形成的时候，还只是一个假设。“让我们大胆地假设吧！”。当著名的生物学家Lynn Margulis加入之后，情况变得好起来。但当我们想发表论文时，科学杂志却拒绝发表。他们认为我们的假设是“危险”的，因此我们的想法受到了很大的阻力。只有异教徒才把一切解释为目的论，而这会在本质上承认预言、计划、目的的可能性。结果，直到1980年，它还是一个假设。
　从那时起，由于有许多证据支持，这个想法变成一个越来越巩固、越来越完善的理论。例如，如果海中没有海藻，大气中可能就没有云彩，而我们的星球就会非常炎热。海藻的生物化学反应对云系形成的作用是一种地球生理机制，也是气候调节的一种反映。
　1981年，我创造了一种模型，称为雏菊型世界。它把盖亚用理论的形式表现出来。借助它，我有一个发现。地球的气候恒定现象与人体的恒温现象（无论在热的或冷的环境下）差不多，并且地球的温度调节和人体调节的方式相似。生理学家开始感兴趣并吃惊的发现我们身体中的许多生理系统使他们迷惑，例如胰岛素对血液中含糖量的调节，其作用方式与我的雏菊模型非常接近。
　调节我们身体的生理系统与我假设的地球调节系统类似。当著名的生理学家Walter Cannon发现这个现象的时候，他称之为自我平衡—— 一种调节的能力，又叫“身体的智慧”。你也可以把盖亚称为“地球的智慧”。
　自然，我们应该与我们生存的星球非常相似。从岩石、海洋、气候和生命体的同时进化中，我们逐渐看到盖亚的存在。终于，我们也进入其中。生命体与周围的环境紧密的配合，组成一个系统。这个进化系统的范畴必然比其中各部分之和大的多，因为整体具有许多个体之和所不具有的特性。
　我现在解释盖亚理论，是把它作为达尔文的伟大理论的分支来看待。盖亚理论中并无与达尔文的思想相悖的地方。它只是把达尔文的生物进化思想延伸了一下，包括了环境的平等进化。达尔文认为生物要适应环境。盖亚理论则认为不仅生物要适应环境，环境也要适应生物，创造有利于生物成长的环境。
　盖亚理论阐明的这个观点强调了人与自然的密切的关系。如果生物创造了有利于自己生长的条件，改善了我们共同的生长环境，自然，它对环境有利，它就会随之兴旺。相反，具有破坏作用的生物破坏了我们生存的条件，不可避免地，它自己也会灭亡。当这种对生物界的破坏具有全球性的时候，我们共同的生命体——盖亚，就危险了。
　不幸的是，我的假设被一些破坏自然的人故意歪曲，用来洗脱自己的罪行。他们声称自己的破坏行为没什么大不了，因为“盖亚会修复它”。但是，当生命消失之后，是不能重生的。
　某些人不负责任地乱用科学来误导大众，这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些想诽谤我的人歪曲我的理论，使科学界对我的理论产生了反感。而利用它作一些有用的事也有困难。十多年里，我没有再就理论中的哲学含义作进一步的解释。
　在《盖亚时代》这本书的绪论里，描述了我们在牛津的一次会议。我就目前还存在的星球自我调节现象作了一次演讲。演讲快结束时，我顺便提到：“你瞧，看上去盖亚好像喜欢冷天。”这只是想表示系统在低温下会运行的更好。会后，一个朋友警告我：“你不应该那样说。这使我周围的科学家很不安，他们说：‘哦，他又在故弄玄虚了。’”
　由于科学界强调所谓“科学上的正确”（就像所谓的“政治上正确”），我受到了很大的压力。我一提到任何关于盖亚的非科学的方面，科学界就会反感。这使我不能表达任何哲学上的观点。我在我的第一本书《盖亚：地球生命的新探索》里完全没有掩饰我的言论（因此我认为它是为大众所写的），但在第二本书《盖亚时代》里，所有这些引论都被修正过，因为科学界不会接受它们。这是一件令人左右为难的事，我没有背离第一本中的观点，但需要用更“科学”的方式表达出来。我不得不采用迂回战术，要不那些科学家不会听我的。
　我是一个普通的、保守的科学家，性格直率而且工作努力，并被认为是一个神秘主义者。当我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有人问我是否曾经有过一种心灵上的体验，我回答说生活本身就是一种心灵的体验。一个自然哲学家应该是超凡脱俗的，他明了自然世界与生命之间存在一种非常深刻的、亲密的关系。人们问我盖亚理论中的哲学含义，我说不清楚。我想我们生活在一个自发组织的宇宙中，生命的形成是不可避免的，这不是偶然的事。盖亚就是生命的最好体现。
　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在这个星球上，生命会永存吗? 如果这个问题值得考虑，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我对此思考了许多。我不确定我们是否会为此付出大量的努力。大多数人只是简单地认为：到下个世纪，与以前一样，污染会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令人不舒服，但生活会继续下去。
　另一方面，我认为许多自然灾害也会完全改变人们的生活。一百年前，同样的灾难造成的后果远远没有现在的大。举一个例子，冰岛有一座火山，平均每两百年爆发一次。当它1783年爆发的时候，造成了北半球的庄稼两年里颗粒无收。那时，那里的人口数只是现在的人口数的一小部分，他们还可以靠储备粮为生。如果这座火山现在爆发，造成的后果会更严重。
　人们对这些不愿多想。他们都知道温室效应使地球越来越热并且会造成可怕的后果，但他们更不想放弃开车，因为开车很方便。然而让这种有害的气体排入大气，最终后果就像我们坐在一个封闭的车库里并打开发动机，最后窒息在这有毒的空气中。我们污染和毒害这个星球的同时，也在污染和毒害我们自己。
　有些事，即使是像吃牛肉做成的速食汉堡包这样简单的事，也不应该。因为人们砍伐森林，形成牧场，并喂养了这些牛。雨林之所以这么称呼，是因为这片森林是雨形成的原因。树木通过它们的叶子蒸发大量的水分，森林中的水蒸气冷凝形成蒸气云。在提供生命给水的同时，这些云把阳光折射回大气层，因此降低了温度。如果没有树，那儿就不会有雨；没有雨，土壤就会干旱，什么生物也生长不了。
　潮湿的热带森林被破坏的地方，很快就会变成巨大的、干旱的沙漠，平均气温高达华氏120º。这种沙漠化的陆地将围绕地球一圈，严重恶化赤道周围数十亿正在挨饿的人民的生存环境。由于破坏了大自然的降温和空气调节系统，全球气候都会遭到破坏。从而造成全球性的干旱、洪水和饥荒。如果我们继续砍伐树木并继续排放那些造成温室效应的令人窒息的气体，这一幕迟早会发生。
　空气中到处弥漫着一种不祥的安静气息，就像一场战争或热带风暴来临前一样。我们知道风暴会带来什么，但我们对将来会怎么样一无所知。也许将发生一些令人吃惊的事，我们现在还不能预测。除了一些越来越明显的缓慢变化，这个承受着巨大压力的系统还遭受着一系列的突发的事件，并且它们的危害越来越大。我们很快会达到一个危险的地步——当整个系统开始崩溃的时候，整个地球的自然生态系统都会退化。
　从我们现在的行为看来，除非发生了一些可怕的事，否则我们不会去改变现状。据说只有来自外界的威胁才能使人们团结到一起。如果我们能积极对内部产生的危险做出反应（这是我们自己造成的，而不是外星人来袭击我们），我们可能还有的救。不幸的是，我们宁可把时间花在责备与反对其他人上也不去改善生态环境。因此我认为在人们团结起来之前，可怕的灾难就会发生。
　我们需要与一个比我们自己伟大的东西联系起来。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但我们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许多人都有部落思想：他们以自己的文化、信仰、国家等等表示与他人的不同。只要自己过得好，他们就不关心自己的国家。但是，当他们察觉到威胁的存在时，会变得令人惊讶的无私。战争的时候，他们甚至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这个现象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如何利用这些力量使地球上的人团结起来呢？光谈论人类的种族或联合国是没有用的。因为尽管这个联合体是个好的想法，但它毕竟不如部落思想更能打动人。环境问题甚至被用来作为评价和攻击别国的借口。这种国家间的冲突和原教旨主义一样危险，并且会弄巧成拙。全球性的环境正围绕着我们，我们应该放弃种族和国家观念。
　在这二十世纪快结束的时候，已经快没有时间来解决这些问题了。面临着全球性的灾难，我们只能希望人类会有一些新的反应。我们应该更多的关注环境。我们应该把目光放的长远一些。我们应该管好我们自己，而不是去管理这个星球。
　我们应该从以自我为中心转移到以地球为中心。我们应该成为地球的一部分，谦虚地接受那些大自然赠与的供我们生存的礼物并回报它。盖亚是我们观察地球，观察我们自己，观察我们和各种生物之间的关系的一种方法。对我来说，地球是有生命的，我是它的一部分。其实人们都应该这么想－—我们都是盖亚的一部分。

　（文章节选自《生命的故事》，本书由梁晶工作室策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和北京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

稿件来源：梁晶工作室供稿

本版责编：江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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