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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反腐败史话系列;《中国反腐败史话丛书》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王春瑜

2006-04-04 17:15:25 来源：兰州大学出版社网站

兰州大学出版社在京举行《中国反腐败史话丛书》首发式

《中国反腐败史话丛书》出版发行

代序：历史是一面镜子

中国古代的反腐败是以皇权为核心的，既可以在法制的轨道上，也可以不在法制的轨道上来进行，而且往往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中国古代有比较完备的反腐败法律，也很重视对权力的监督制约，这些好的经验，应该加以总结。

各级干部，包括领导干部，如果没有一点历史感，就会重犯历史的错误。

一、对中国反腐败史的关注和认识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是有目共睹的。但同时，一些社会问题也逐步显现，尤其经济和社会其他领域的腐败现象，引起了老百姓的不满。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从主要研究史转向研究中国政治史和中国文化史，视野也开阔多了。

客观上，史学研究要求“今古一线牵”，“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也是太史公司马迁开创的传统。主观上，凡是有作为的历史学家，都具有一种忧患意识，就是对国家、民族历史命运的深刻思索。这也是一个学者起码应该具备的一种品格。陆游有一句诗，“位卑未敢忘忧国”，很好的诠释了这种意识。我自己的研究始终贯彻一条线索就是批判封建专制主义。正是这种忧患意识促使我在退休以后，在没有申请一分钱课题费的情况下，来组织编写《中国反贪史》。我深知要靠我一个人的力量是无法完成这个任务的。好在我有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和我一起做这项工作，他们学有专长，学风严谨，比如邱树森是研究元蒙史的专家，王贵民是研究先秦史的专家，刘精诚是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的专家。他们同样也怀着一种责任心来做这个工作。书编写以后，四川人民出版社的领导眼光很敏锐，欣然的接下来。书出版以后，社会效果非常好，几十家媒体都报道了，《光明日报》还开了座谈会。该书获得了第三十届中国图书奖。要说起来，这本书也为反腐倡廉起到了一点点作用吧。

我在最初就想把这本书做成高水平的学术著作，学术性强，科学性也就强。这本书分上、下册，90余万字。后来出了普及本，叫《简明中国反贪史》30余万字。这本书一共有这么几个部分。首先是我写了一篇序言。下面是按朝代一个一个写，上起先秦，下迄清朝；每个朝代的后面，都有一个总结，讲这一朝代的反贪特点，以及对我们的启示。后面附了一个中华民族反贪史提纲。我的序言差不多是我对中国反贪史的全部体会，包括这么几方面的内容：（1）中国历史上为什么清官那么少？（2）中国历史上为什么贪官那么多？（3）改革家与反贪的关系，历史上的改革家为什么都是出师未捷身先死，自己也纷纷中箭落马；（4）结论：王朝的兴衰，变成一个循环，就象毛泽东和黄炎培谈话时说的周期率一样，中国的反贪史也有一个公式，也可以叫做周期率。这个周期率和那个周期律是互为表里的。就是王朝初年，鉴于前朝的教训，狠抓反腐败，腐败得抑制。到了王朝中期腐败滋长蔓延，反腐败的力度却不如从前。到了王朝末期，根本就不反腐败。老百姓只好自己起来反腐败，把这个王朝推翻。新的王朝开始了，又重新演绎一遍这个公式。我们现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起来反腐败，应该走出这个公式，这才是我们的历史使命，也是我们编这本书的目的。

（二）中国古代反腐败实践的特点、经验与教训

中国古代反腐败是以皇权为核心的，实行高度的封建中央集权体制，自上而下开展的，不是由人民群众推动的自下而上的反腐败。这就注定了：（1）它既可以在法制的轨道上，也可以不在法制的轨道上来进行，而且到后来完全背离了法制轨道；所有的封建法典都是保护皇帝和黄族的利益的，皇帝是“口含天宪”，皇帝的话就是最高的法律，反不反腐败，什么时候反腐败，反腐败进行到什么地步，全是皇帝定的。举个例子，比如清朝康熙皇帝，开始它反腐败，到中期，他就不反了。为什么？他说，水至清则无鱼。另外，他认为，如果抓出来的贪官太多，说明他是个昏晕的皇帝。他即不想清官很多，更不想贪官太多，因为很多的案子都与他的亲戚、亲信有关。因此说，他的反腐败有很大的局限性。（2）封建王朝反腐败常常变成政治斗争的工具，反腐败只不过是个手段，而不是目的。在封建社会，相当程度上是无官不贪，但是究竟是把哪个贪官抓出来，这就要服从皇权统治的需要。你不忠于皇帝，那我就把你抓出来，你就是贪官。还是举清朝的例子，和绅是贪官，乾隆皇帝是知道的，但他认为和绅是心腹，所以不抓他。乾隆死了，嘉庆要抓他，也并不是真要反贪污，而是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另外，当时国库空虚，抓了和绅也可解燃眉之急。所以有“和绅跌倒，嘉庆吃饱”的说法。中国古代反腐败实践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由官府推动的，就是我上面介绍的。还有一方面，就是人民自发的反腐败。每个王朝自始至终都贯穿了大股小股的农民起义。农民为什么要起义？就是官府太腐败，老百姓没法活，被逼上梁山了。这股人民自发的反腐败力量对于整个王朝的反腐败起了推动作用。到了王朝的末期，大股小股农民起义变成了大规模的农民战争了，最后推翻反动腐败的王朝。但有一个问题，农民推翻的只是一棵大树，书根没有铲除，所以很快它又会张出腐败的新芽来，变成一种历史的重复。这就是历史的局限性，也是历史的悲哀。我研究的中国反腐败史主要是指第一种形态的反腐败史。

说到经验，（1）中国古代有比较完备的反腐败法律。中国的法制史在世界上是自成体系的，相当完备的。象古罗马、埃及也有他们的法典，但是，延续的时间没有我们这么长。我们的历代王朝都在不断地修法典，如此体系，时间延续如此之长，绵延不绝，中国无疑是独一无二的。中国的法典有文字记载的从商朝开始，到了秦朝，法典就比较完备了。所有这些法典内，都有反贪污、防止腐败的内容。甚至暴君如隋炀帝，他制订的《大业律》，里面关于防止贪污、反腐败的内容都很完备。（2）中国古代很重视对权力的监督制约。很早就有监督系统、御史制度、弹劾制度，而且有些制度是很特殊的。明朝有三法司，设六科。六科给事中，相当于现在的科长，却可以监督尚书——也就是现在的部长一级的官员。为什么要给给事中这么的的权利？为的就是要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制约。现在看来，对历史上中国监察制度的研究虽然已经有了不少成果，但任然不够，这里面一些好的经验，应该加以总结。

明朝初年，朱元璋曾经从重从快来反贪污腐败，可以说用了非法制手段。这一方面有当时形势的需要，元朝末年太腐败了，有了这个教训，朱元璋就用严刑苛法来惩治贪污腐败，杀了不少贪官，贪污腐败之风一时有所收敛。但这完全是离开法制轨道的，是“法外之法”，是不可取的，太残暴了。现在有的史学家为朱元璋辩护，那是毫无道理的。酷刑太可怕了。“剥皮实草”，把人皮剥下来，用草填充进去，然后把它挂在衙门口，朱元璋确实干过这样的事。此外，朱元璋还使用过“炮烙”、“钩肠”、“刖足”、“凌迟”等酷刑。“凌迟”要割3000多刀，如果规定的刀数还没有割够，受刑人就死了话，刽子手就要反坐。这些做法简直就是“国家恐怖注意”。朱元璋还向全国颁布《大诰》——实际就是他的语录，要求官员照着去做。可笑的是，他甚至组织全国各地的读书人和官员到南京举行背《大诰》比赛，看谁背的好。用《大诰》来代替法律，就可以看出，皇帝为所欲为。朱元璋的这些做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给人留下了非常严重的“精神恐惧症”。晚年，朱元璋有所醒悟，将酷刑都废除了。他死后不久，《大诰》也没人背了，慢慢的也就没有用了。正所谓人亡政息。这段历史从发面告诉我们：反腐败一定要在法制的轨道上来进行，离开法制轨道的反腐败或许可以收到一时之效，大长远看，终究会给历史留下一声长叹。

后来，明朝主要采取了唐朝和宋朝的监察制度，在此基础上加以完备。明朝对官员的考核也是一种监督，明中期以前，每3年要对京官、地方官“京察”、“大计”，对官员进行考核。比如，年龄大了，身体不好，就不能再干了在一个地方干了3年就要调走；还有回避制度，等等。总之，明朝对官员的考核比前朝要完备、更制度化。但很可惜，到中期以后就和松弛了，不去很好地执行了。

张居正是中国历史上非常杰出的政治改革家和经济改革家，有很大的贡献。张居正处在明朝中期，朝纲松弛，官员不作为现象严重。为了治理这种现象，他搞出了一部《考成法》，限令官员在规定的时间内，办理完公务，否则重罚。次法对于明王朝提高行政效率大有益处。加上他推行的其他改革措施，成效明显。张居正执政时期，是明王朝历史上政治最稳定、经济最繁荣的时期。可他死后，万历皇帝抄了他位于现在北京王府井纱帽胡同的家，还扬言要扒他的坟墓曝尸。万历皇帝很贪财，有人上书指责他酒色财气，贪财好货。他先抄了冯保的家，抄出来不少金银财宝。有人说，抄张居正家会更多。结果并不是这样的，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文化大革命中，张居正的墓被挖开，棺材是很普通的棺材，也没有什么陪葬品，有一根玉腰带，烂得只剩下几片玉了；还有一方砚台。最近，湖北省和荆洲市筹集资金300万元，已修好张居正墓园。

无论是改革也好，还是反腐败也好，都必须取得人民的支持，没有取得人民支持的改革和反腐败都是不可能成功的。在官府推进的反腐败中，因为没有人民的支持，所以有很大的局限性，往往功败垂成。自古以来的改革家在失败以后，有很少有老百姓去为他们请命的，而且，改革家的结局多半很悲惨。所以，不是人民需要的改革和反腐败，或者说，没有得到人民支持的改革和反腐败注定要失败的。还有，改革家既要改革别人，也要改革自己；既要反别人的腐败，也要反自己的腐败。张居正自己虽然不贪，但他没有管好身边的人。他的一个叫游七的门客，就打这他的旗号，干了很多坏事；他的父亲和儿子在家乡也有不法行为，加上张居正个人生活不注意检点，这些都给反对改革的人提供了口买。

三、历史中寻找智慧

作为一个研究历史的学者，应该做到历史感和现实感的统一。如果一个历史学家对现实漠不关心，对政治不关心，他研究历史问题也会很糊涂，理不出头绪。反过来，各级干部，包括领导干部，如果一点历史感都没有，具体说，就是一点历史常识都没有，对各种成败得失的历史经验茫然无知，他极有可能会重犯历史的错误，甚至重蹈覆辙。读史可以使人明智，从历史里面可以吸取智慧、吸取力量。拿反腐败来说，在历史的镜子面前照一照，看看历史上那些落马的贪官，难道我们不可以洗一洗自己的脸，打扫打扫身上不干净的东西呢？

我有一个计划，将中国历史上反腐败研究一步一个脚印地做下去。现在主编的一套《中国反腐败史话》丛书，就是继《中国反贪史》之后所做的又一项工作。该丛书共10本，由专家、学者撰稿，漫画家方成、叶春肠、常铁钧插图，计划5月出版。这套书是中共宁波市江北区纪委策划的。我希望今后能和纪委的同志们合作，再多做一些有益于反贪工作的事。

来源：兰州大学出版社网站

本版责编：姜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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