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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颐武：三十年文化中国梦——《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文化发展史》上海大学出版社

张颐武

2008-12-30 09:19:33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2008-12-26

　经济如水，文化若荷。《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文化发展史》(张颐武主编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通过大量生动的文化史资料的整理和研究，系统回顾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文化发展的伟大成就，综合反映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文化发展的轨迹，力图描绘一幅改革开放时代文化发展的全景图。

　本文摘编自该书。

　奥运会的两个亮点

　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确实给了世界一个惊喜。一百年的梦想，中国付出了这么多，今天终于有了历史和世界给予中国的报偿，而中国和北京也用自己的想象力挑战创造的极限，以对于完美和圆满的追求回报了整个世界。

　开幕式有两个亮点其实象征了我们走过的三十年“改革开放”的道路，一个是它的主题歌，一个是点燃火炬的人。

　主题歌《我和你》，歌词非常短，但词短情长。歌词里“我”和“你”其实是中国和世界的关系。这里，我和你之间已经有了一种比肩淡定的从容平和，有了一种相互守望、共同创造世界未来的自信。我们“同住地球村”的意识，“永远一家人”的愿望，都喻示着在这个2008，中国和世界之间新的关系。这里显示的是一个民族的坦然和坦诚，也显示了中国已经融入世界。我们在一种“和而不同”的境界中展现的新的理想和新的祈愿。中国此时已经能够平视世界，已经能够在为世界贡献自己的力量的同时，分享人类共同的价值和理想。

　1993年，一首也同样由刘欢演唱的歌曲，同样表现的是“我”与“你”的关系，也同样意蕴深沉，但却和《我和你》有相当的不同。这就是1993年秋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的主题歌《千万次的问》。

　它反映的是当时中国人的认识水准。在这里，“我”还是在做着坚韧的努力，试图融人世界，和“你”平等对话，但这一切却显得如此艰难如此痛苦。中国还在艰苦地摸索着走向世界的道路，我们还充满着一种对于世界的焦虑。中国人百年的富强之梦，其实就是试图让这个古老的东方民族融人世界。但从19世纪中叶以来的“落后就要挨打”的痛苦经验，让中国面对世界时，难免于仰视和俯视的视角，两者都充满了焦虑。这就造成了那种爱恨交加的复杂的情感。

　但今天，我看到的是在一个蓝色的星球之巅，刘欢和莎拉·布莱曼一起引吭高歌。我们所付出的一切获得了历史和世界的报偿，“我”和“你”终于有了这样一个“在一起”的美好的时刻。

　点燃主火炬的李宁是让中国骄傲的运动员，又是一个成功转型的企业家，他的精神和生活正是说明了“中国梦”的丰富内涵，正是中国年轻人的一个完整的榜样，他在这个晚上达到的高度和他的再度挑战极限的勇气和能力让我们感受到中国人的力量。李宁完美地呈现了“中国梦”的形象，也完美地呈现了中国人的自我肯定和自我提升的能力。李宁的历史可以说是所有中国人共同走过三十年历史的一个象征。

　这两个“点”见证了三十年来我们从封闭走向开放，从20世纪的文化的悲情走向从容平和地面对世界的心态的变化。

　从“新时期”到“新新中国”

　三十年来，我们走过了三个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的“新时期”到90年代的“后新时期”直到今天的“新世纪”。这可以说是打造新的“中国梦”的伟大的旅程。

　80年代的中国刚刚从“文革”脱离出来，正处在一个精神解放的时代。当时的人们把一切都视为精神解放的表征，一条牛仔裤、一副“蛤蟆镜”都意味着从精神上摆脱压抑，追求新的空间的努力。其实80年代的主题，就是如何将个人从计划经济时代宏大的集体性话语中脱离出来。80年代的“主体性”的召唤表达出来就是这种“个人”存在的精神性的要求。无论是萨特还是弗洛伊德其实都是为这个新的“个人”的出现发出的召唤。这个“主体性”的个人的展开，直接提供了思想和精神从原有的秩序中“解放”的想象。其实，80年代文化的关键正是在于一种对于康德的“主体性”观念的新的展开。李泽厚的《批判哲学的批判》一书的1984年版有一个异常重要的附论《康德哲学与建立主体性论纲》。这篇文章似乎包含着整个80年代思想的核心的命题。李泽厚在这篇文章中点明:康德的体系“把人性(也就是人类的主体性)非常突出地提出来了”。而李泽厚的发挥似乎更加重要:“应该看到个体存在的巨大意义和价值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愈益突出和重要，个体作为血肉之躯的存在，随着社会物质文明的进展，在精神上将愈来愈突出地感到自己存在的独特性和无可重复性。”这里李泽厚召唤的康德的幽灵其实是对于80年代新的精神的召唤。“主体性”正是整个80年代从原有的计划经济话语中脱离的基础。而这个“主体性”正是新的“现代性”的展开的前提。正是这种“主体性”的寻找，变成了80年代的“现代性”赋予我们的最大的梦想。当时的“新时期文学”主导着各种大众文化的复兴。当时中国人从匮乏中挣脱的时候，首先追求的是精神上的个人的确立。

　我们可称之为“新时期共识”。这一共识起源于1978年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在大讨论中形成了以“改革开放”为主导的新的国家结构，也出现了与这个新国家结构密切相关的新的知识分子群体。“新时期共识”是以“发展共识”和“个人共识”构成的一套话语，它坚持的是现代性的普遍性，是以在欧美发展的现代性作为它的标准模式。这种对于“普遍性”的追求成为这一共识的关键。它成为“新时期”文化和“知识”的基础，也成为当时知识分子和国家之间的相对一致的前提。

　进入90年代，世界和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新时期”追求的目标仿佛就要实现，但它本身又受到巨大的冲击，历史没有按照预想的道路前行。

　90年代“后新时期”的一个明显标志就是“新时期共识”面临着挑战，从有关“人文精神”的讨论到有关“后现代”、“后殖民”的讨论都涉及了对于“新时期共识”的反思。它的有效性已经受到了质疑，知识分子一方面已经开始“边缘化”，不再处于社会结构的中心，而开始出现了大众文化主导的新的结构。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内部也开始出现一系列根本的分歧，这些分歧正在扩展。80年代后期，王朔的崛起开始于文学领域，以一种“顽主”的姿态对于“新文学”秩序进行某种否定，但仍是“新文学”话语内部的人物。但进人“后新时期”，王朔以一种以“消费”为中心的大众文化向“新文学”话语进行否定的高调姿态出现。从《渴望》到《编辑部的故事》的轰动效应，直到90年代中期之后早期冯小刚“贺岁片”，王朔在大众文化中的影响是90年代的一个传奇。他将“消费”合法化，使大众与精英对立的合法化的行为成为90年代知识分子内部分裂、“新时期共识”破裂的导火索。对于王朔的评价问题成为知识分子的不同文化倾向的争议的关键之点。王蒙的《躲避崇高》中有关王朔评价引起的分歧变成了“新文学”话语受到冲击的标志。

　90年代的两场重要的讨论，也就是“人文精神”的讨论和“后现代”、“后殖民”问题的讨论，实际上都是将对于中国在“后新时期”发生的历史变化的意义的分歧摆上了台面。这里的问题在于如何看待“消费”和日常生活的超越启蒙话语的变化。这里面临着两个问题:一是如何理解90年代的消费性的潮流；二是如何理解大众文化的崛起。其实当时争论的双方实际上都超越了“新时期”的“发展共识”和“个人共识”，也开始超越“现代性”的宏伟的叙事。一部分知识分子强调日常生活的“世俗化”和“消费”时代给中国带来了异常巨大的危机，他们要进行一场“抵抗投降”的崇高的圣战，以捍卫“新文学”话语的神圣性。另一种知识分子则试图理解新的时代。在理解消费和中国人改善生活的愿望的同时，也试图进一步阐释文学的“边缘化”问题和大众文化的崛起。

　其实，在今天看来，90年代的我们过于简单地理解了消费文化，认为它只有负面的作用。从今天的态势来看，消费和大众文化对于中国具有更积极的含义:一方面为消费者提供了多元人生的选择；另一方面，消费欲望的激发为中国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大众文化的活力也提供了全新的选择，为中国在21世纪的“和平崛起”提供了基础和条件。实际上历史的某种吊诡之处在于，“新文学”话语追求的民族崛起的“强国”梦想却意外地在一种极为世俗和平凡的消费与大众文化的语境中实现了。正是依靠90年代“后新时期”的世俗的文化语境，中国展现了全球化和市场化带来的历史机遇和无限的可能性。

　21世纪，进入了“新世纪文化”的历史阶段。中国的和平崛起伴随着加入WTO、申奥和申博的成功而已经变成了现实。“新世纪文化”已经从各个方面全面超越了“新文学”的话语构架和文学制度。这种转变可用《新周刊》2003年10月1日那一期主题“新新中国”来形容。编辑的表述让我有所触动:“对于‘中国’来说，‘新中国’这个词语一直表明着政治上的新，政体的更新；如今在生活方式、文化时尚形态上有着全新的方向与发展可能，‘新新中国’冒升而出。”对“新新中国”的描述的确抓住了问题的核心。首先，中国以高速的成长“脱贫困化”正是今天中国全球形象的焦点。其次，中国开始在全球发挥的历史作用已经能够和全部20世纪的中国历史划开界限。这个进程正在改变整个世界，而这种改变强烈地需要新的文化想象。

　当下的中国毫无疑问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一个快速崛起的“新新中国”正迅速超越原有的中国“现代性”的宏伟历史框架，获得前所未有的全球性历史角色。中国当下的发展是在两个方向上获得的:一是在对于世界秩序的参与中，二是在普通人争取财富、改变人生的努力中，中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也获得了百年现代史中最为清晰的“和平崛起”的历史机遇。

　这种变化使得“新时期”和“后新时期”的文化转向了“新世纪文化”。“新世纪文化”完全超越了“新时期”对于今天的想象。尘埃落定，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和那些悲观的预言完全相反的一个正在“和平崛起”的“新新中国”。

　当然，当下我们的文化也还存在不少的问题。如在高端文化中，中华文化的普遍性价值还没有被充分认知。天人合一，和而不同这样的价值观还没有充分为世界所了解；低端文化方面，大众文化的竞争力还远远没有和经济成长相适应。我们的文化在全球合法性不足，没有“说法”，同时吸引力不足，没有“魅力”。这些挑战也需要真实面对。但这次奥运给了我们新的平台来展示一个充满活力面对未来的中国和它的梦想。

　本文摘自《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文化发展史》张颐武著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8年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2008-12-26

本版责编：金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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